第五讲苏轼词鉴赏[教学目的与要求]了解苏轼的伟大人格了解苏轼词创作内容的复杂性艺术的多样性[教学难点与重点]苏轼词风格多样性[教学内容]《江城子》、《水调歌头》、《水龙吟》一、苏轼生平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

他的家庭富有文学传统，祖父苏序好读书，善作诗。

父亲苏洵是古文名家，曾对苏轼和其弟苏辙悉心指导。

苏轼学识渊博，思想通达，在北宋三教合一的思想氛围中如鱼得苏轼不仅对儒、道、释三种思想都欣然接受，而且认为它们本来就是相通的。

他曾说“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对孔学的态度是“阳挤而阴助之”（《庄子祠堂记》）。

他又认为“儒释不谋而同”、“相反而相为用”（《南华长老题名记》）。

这种以儒学体系为根本而浸染释、道的思想是苏轼人生观的哲学基础。

苏轼服膺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他22岁中进士，26岁又中抗洪筑堤，政绩卓著。

甚至在贬到惠州后，他还捐助修桥二座。

只要环境允许，苏轼总是尽力有所作为。

然而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谪，未能充分施展他的政治才干。

他44岁时遭遇“乌台诗案”，险遭不测。

晚年更被一贬再贬，直到荒远的海南，食芋饮水，与黎族人民一起过着艰苦的生活。

苏轼对苦难并非麻木不仁，对加诸其身的迫害也不是逆来顺受，而是以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来对待接踵而至的不幸，把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越态度以及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做到了蔑视丑恶，消解痛苦。

这种执着于人生而又超然物外的生命范式蕴含着坚定、沉着、乐观、旷达的精神，因而苏轼在逆境中照样能保持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创作活力。

苏轼平生受到两次严重的政治迫害，第一次是45岁那年因“乌台诗案”而被贬至黄州，一住四年。

第二次是在59岁时被贬往惠州，62岁时贬至儋州，到65岁才遇赦北归，前后在贬所六年。

苏轼去世前自题画像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自题金山画像》）就其政治事业而言，这话当然是自嘲。

但对文学家的苏轼来说，他的盖世功业确实是在屡遭贬逐的逆境中建立的。

虽说苏轼早术上进入了精深华妙的新境界。

贬谪生涯使苏轼更深刻地理解了社会和人生，也使他的创作更深刻地表现出内心的情感波澜。

在宋代就有人认为贬至海南并不是苏轼的不幸，逆境是时代对这位文学天才的玉成。

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

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认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物固有是理，患不知之，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

”（《答虔倅俞括》）其次，苏轼心目中的“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例如“日与水居”的人“有得于水之道”（《日喻》）。

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般的荒芜。

正是在这种独特的文学思想指导下，苏轼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采的艺术风貌。

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

苏轼自谓：“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

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

文依靠雄辩和布局、蓄势等手段来取得气势的雄放，而苏文却依靠挥洒如意、思绪泉涌的方式达到了同样的目的。

苏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特征之一。

苏轼擅长写议论文。

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如《贾谊论》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范增论》提出范增应为义帝诛杀项羽。

但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忍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而深刻，富有启发性。

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范文，所以流传极广。

苏轼早年的政论文也有类似的风格特点，但随着阅历的加深，纵横家的习气遂逐渐减弱，例如元佑以后所写的一些奏议，内容上有的放矢，言词则剀切沉着，接近于贾谊、陆贽的文风。

苏轼的辞赋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他的辞赋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萧散之气，吸收了诗歌的抒情意味，从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创作了《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样的名篇。

《赤壁赋》沿用赋体主客问答、抑客伸主的传统格局，抒写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同时也描写了长江月夜的幽美景色。

全文骈散并用，情景兼备，堪称优美的散文诗。

苏轼的散文在宋代与欧阳修、王安石齐名，但如果单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则苏文无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

苏轼秉性正直，为人坦率，曾自称：“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

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

”（《思堂记》）所以苏轼对社会现实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思考都毫无掩饰地表现在其文学作品中，其中又以诗歌最为淋漓酣畅。

在二千七百多首苏诗中，干预社会现实和思考人生的题材十分突出。

苏轼对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抱着“一肚皮不入时宜”的态度，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

他在许多州郡做过地方官，了解民情，常把耳闻目见的民间疾苦写进诗中，如写北方遭受蝗旱之灾的农民：“三年东方旱，逃户连欹栋。

老农释耒叹，泪入饥肠痛。

”（《除夜大雪留潍州元日早晴遂雪复作》）又写南方水灾侵袭下的百姓：“哀哉吴越人，久为江湖吞。

官自倒帑廪，饱不及黎元。

”（《送黄师是赴两浙宪》）当时赋税沉重，谷贱伤农，对外岁币的负担也都压在农民身上，他们千辛万苦收获了粮食，也难以对付官府的征敛：“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

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吴中田妇叹》）更可贵的是，苏轼对社会的批判并未局限于新政，也未局限于眼前，他对封建社会中由来已久的弊政、陋习进行抨击，体现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识。

苏诗在词的创作上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

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

诗人墨客只是以写诗的馀力和游戏态度来填词，写成之后“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胡寅《酒边集序》，见向子諲《酒边集》卷首）。

词在宋初文人心目中的地位，是“方之曲艺，犹不逮焉”（同上），不能与“载道”、“言志”的诗歌等量齐观。

虽然柳永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他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

这个任务有待于苏轼来完成。

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

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

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说柳永《八声甘州》中的名句：“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见赵令畦《侯鲭录》卷七），称道蔡景繁的“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与蔡景繁书》）。

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须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其文如其为人”（《答张文潜县丞书》），在词的创作上自成一家。

苏轼一向以文章气节并重，在文学上则反对步人后尘，因而他不满意秦观“学柳七作词”而缺乏“气格”。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

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为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

宋杨湜《古今词话》即说苏轼“凡赋诗缀，必写其所怀”，金人元好问更认为东坡词是“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新轩乐府引》）。

例如他在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写的《沁园春•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

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漙漙。

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

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

当时共客长安。

似二陆初来俱少年。

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

用舍由时，行藏在我。

袖手何妨闲处看。

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

既表现了他“致君尧舜”的人生理想和少年时代意气风发、豪迈自信的精神风貌，也流露出中年经历仕途挫折之后复杂的人生感慨。

稍后在密州写的《江神子•密州出猎》，则表现了他希望驰骋疆场、以身许国的豪情壮志：老夫聊发少年狂。

左牵黄。

右擎苍。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

鬓微霜。

又何妨。

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现实中的“射虎”太守和理想中“挽雕弓”、“射天狼”的壮士形象，继范仲淹《渔家傲》词后进一步改变了以红粉佳人、绮筳公子为主要抒情主人公的词坛格局。

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

与苏诗一样，苏词中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

苏轼在徐州时就感悟到“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永遇乐》“明月如霜”）。

“乌台诗案” 以后，人生命运的倏然变化使他更加真切而深刻地体会到人生的艰难和命运的变幻。

他不止一次地浩叹“人生如梦”（《念奴娇•赤壁怀古》）、“笑劳生一梦” （《醉蓬莱》）、“万事到头都是梦”（《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世事一场大梦”（《西江月》）。

所谓“人生如梦”，既指人生的有限短暂和命运的虚幻易变，也指命运如梦般地难以自我把握，即《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词所说的“长恨此身非我有”。

这种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增强了词境的哲理意蕴。

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莫听穿林打叶声。

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

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

微冷。

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

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晴。

（《定风波》）二、作品赏析（一）《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

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苏轼的《江城子》是一首千古传诵的悼亡词，主要通过记梦来抒写对亡妻真挚的爱情和深沉的思念。

这首词在艺术表现上的显著特色就是实中有虚，虚实结合。

以实带虚——一样情思，两面抒发。

妻子王弗病故到苏轼作这首词时正好十年，然而岁月的流逝并没有冲淡诗人对亡妻的一片深情。

“十年生死两茫茫”，“茫茫”二字，传达出一种莫可名状的空寂凄清之感,而“茫茫”前加一“两”字，意味着不仅传达了诗人这一面的心情和感受，同时也包含了九泉之下的妻子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