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契约论》读后感
《社会契约论》的创作背景是18世纪的欧洲，正是宗教势力逐渐退缩，各种政治启蒙思想方兴未艾的时期。

全书分为四卷，第一卷讨论的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契约，人类怎样由自然状态过渡到政治状态，以及公约的根本条件是什么；第二卷讨论的是阐述主权及其权利；第三卷讨论的是政治法，即政府的形式；第四卷则是继续讨论政治法，介绍了几种社会组织，并阐明巩固国家体制的方法。

而以下为本人就阅读此书后的对第一、二卷的浅略见解。

在我看来，无论在《社会契约论》第一卷或第二卷，主权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在《社会契约论》的第一卷第一章的题旨卢梭便提出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在他看来，一个人无偿地奉送自己，这是荒谬的和不可思议的，这样一种不合法的、无效的行为，除非一个人已经丧失了自己健全的理智，否则他不会甘愿放弃自己的自由，转让自己的自由，使自己成为他人的奴隶。

同时他批驳了格劳秀斯、霍布斯等人所主张的主权可以转让给君主的观点，从而否认了君主专制制度的合理性。

卢梭在第二卷中表明了自己的观点：第一，主权是不可转让的，以社会契约方式建立的国家，其最高权力应当属于人民全体，人民是行使国家主权的主体，因为主权是公意的运用，是国家的灵魂和集体的生命；第二，基于主权是不可转让的理由，所以主权也是不可分割的，一经宣示就成为一种主权行为的意志是公意，是人民共同体的意志，而并非只是一部分人的，而倘若不是公意，只是一部分人的意志，那么这种意志，只能成为一种行政行为或最多是一道命令，绝对不可能成为主权行为；第三，为了确保公意永远是公正的，而且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所以国家之内不能有派系存在，并且每个公民只能是表示自己的意见，倘若已经有了派的存在，那就必须增殖派的数目以保持公意的平等，这也表明了主权是不可代表的；第四，主权权力虽然是完全绝对的、完全神圣的、完全不可侵犯的，却不会超出、也不能超出公共约定的界限，而且主权者对每个臣民的要求也必须是相同的，否则事情就不再是公共的，而转化为私人的，那么他的权力也就不再有效。

由此可见，卢梭对公意是尤为推崇的，甚至在他看来，公意甚至是不会犯错的，但这并不代表着公意就是少数服从多数，我们应当将公意与众意区分开来，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则着眼于私人的利益，众意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和。

所以公意并不会造成多数人的暴政，因为尊重公意并非就是少数服从多数。

除了阐述主权，卢梭还在第二卷中提及了法律、立法者与人民。

社会公约赋予了人民生存和生命，而法律则赋予人民以行动和意志，卢梭认为法律即公意的行为，是结合了意志的普遍性与对象的普遍性的一种行为。

因而，服从法律的人民就应当是法律的创造者，但群众大多都是盲目的，多以个人的利益为主，他们希望自己的生活幸福，但是却难以看到何为真正的幸福，所以这时便需要一个立法者来为他们指导一条正确寻求幸福的道理，以避免他们受到个别意志的诱惑而违背了公意。

立法者必须是敢于为一国人民进行创制的人，用卢梭的话是，必须自己觉得有把握能够改变人性，能够把每个自身都是一个完整而孤立的整体的个人转化为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这个个人就以一定的方式从整体里获得自己的生命与存在；能够改变人的素质，使之得到加强；能够以作为全体一部分的有道德的生命来代替我们人人得之于自然界的生理上的独立的生命。

这样的一个人才具备作为一个立法者的资格，才能够指引全体人民的意志。

最后是关于人民，在现在看来，人民是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

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人民有着不同的内容。

而在我国社会主义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和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