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王阳明心学之“知行合一”与“致良知”姓名：陈泓君学号：312030505003【摘要】：王阳明的心学体系把对封建伦常道德的外在式追求转向到内在于人心,人心的良知就是一切价值的标准。
他的知行合一学说，更有强调行动的一面，这样，道德自觉就不仅仅体现在主体的心的主观层面上，而是要求落实到具体实践中。
要实现知行合一，良知是基础，良知与行动紧密配合才能达到成圣成德的理想。
【关键词】：王阳明心学；知行合一；良知王阳明生活在明朝统治由盛转衰的时代。
明初长期稳定,天下承平,统治者渐次骄奢淫逸，政务荒疏，朝臣争权夺利，相互倾轧,宦官乘机窃权专政,扰乱朝政,加之边患频繁，藩王反叛,下层人民的武装暴动，使明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纲常礼教失去了对人心的控制,人们普遍心怀不满，士大夫及其知识分子只知道趋炎附势,追官逐禄，醉生梦死，“方今之俗，廉耻未兴，……奔竞未抑”。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王阳明的心学出现了。
其心学突破了程朱理学禁锢天下的局面 ,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更强调立德践行、知行合一，给沉寂积年的思想界注人了活力。
一、知行关系的理论探讨“知行合一”说是王阳明针对程朱“知先行后”提出的, 在他的教育思想中，知行是同一活动的两个方面, 如车之双轮, 鸟之两翼, 不可以截然分开。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若会得时, 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以自有知在。
”任何现实活动, 都应该是理性与行为的合一。
现实活动中理性指导的方面就是知, 而实地行动的方面就是行。
知表现为对于行为的意向、推理、决断, 行表现为在特定的时间空间中对理性指令的现实作为。
这就是王阳明所说的：“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 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
”一个现实活动，一般来说，总是创意于知，实行于行，知与行是相互联系, 相互渗透, 相互包含的，“君子之学”不能“离去事为而废论说”。
具体来讲，在“知行关系”之前还有一个“知”域本身的“内还原”阶段。
“知行合一”的细意即指由“知2向行1的还原”。
这个所谓的“还原”就是“合一”。
直观表述的阳明此一指令句的重要的心学认识论贡献，就表现在他将孔孟心学进一步细腻化: 先把心域过程(认知和感受) 分为两段(知1和知2)，再把行为过程分为两段(行1和行2)。
但后者分属心的内外两域。
这样，阳明学等于暗示存在着一个“心、行”(内外) 兼融的“中介区”: “心行区”，即知就是行，行就是知。
在至真至善的状态下，心将认识到条件的需要，并因此认识到条件的性质。
心会自然回应它所认识到的条件需要，这便是“发”。
此回应的结果即是所谓的“德”。
但作为善与德，它们不仅是知，更是行：它们关系到做实事，是在知善应德的同时行善行德。
由此可知，知是有目的的指向与价值判断介入的。
对形势的认识带来需要的判断，以及完成此需要所必须或应当做什么的判断，于是出现行为目标的认识，与实现目标方法的认识。
所有这些都是紧密相关的，都是本心的自然功能，并趋使每个人按照心之判断采取行动。
其结果的行动与所达到的成就无所不善，无所不德。
在更复杂的形势下，一个人必须正确认识形势，在该形势下需要什么，该做什么，怎么去做。
而践行这些，知是前提。
但根据王阳明的思想，求知并非将心对目的判断之认识与对善恶的评价割离开来。
相反，它们服务于心的目的判断和善恶评价，且必须被认为是心的创造性意图的结果。
在此意义上，心之评价与价值判断既给予统一和创造的动机去探索知识，促进行动的完成，又使统一与创造达到实质形式，即善。
所以，当其弟子问一个人是否应该讲求不同的礼节或知识时，王阳明的回答很有感染力：“冬时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个温的道理；夏时自然思量父母的热，便自去求个凉的道理。
这都是那诚孝的心发出来的条件。
却是需要这诚孝的心，然后有这条件发出来。
”此处可见，王阳明并没有否定寻求某种特定的知识，在他看来，只有“知”才是“心之本体”。
但任何这样的探求必须根植于或受限于意愿或意志，正所谓“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以便在实践中实现特定价值。
他的重点可以归纳为三方面：一是对知识的任何探求都必须受到心之反应的意志——意愿所趋动，它在整体上受内在之善的调节；二是此种探求被进一步引向心在此活动中所感知和决定的结果；三是任何知识在此框架下被集中起来，并植根于此，才是有意义的。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王阳明谈到诚心与孝敬就像树根与枝叶，探求冷热之理仅是枝叶。
王阳明相信任何对知识的探求必须是有目的的，并要被心中的价值所趋动。
在这个意义上，心之“意”和实现目标的行动是两个起决定性作用的条件。
因此，知行合一不是别的，而是心作为最终、也最彻底的真实在其潜在道德（个体的善）完成上的统一。
由此容易看出，“知行合一”的命题不可避免地要引出“致良知”的命题。
二、知行合一的实践程序王阳明认为, 首先必须诚意格物, 要求人们正念头，并且提出一念发动处即是行,要人们防私欲于未萌发之前，灭私欲于方萌之时，也就是要格心、正人心。
人们只有首先从一念发动处起符合道德原则, 将一念不善就予以去除，从无一毫人欲之私。
这种约束对学生精神自由有很强的制约性, 但在教育上, 就私欲防范于未然而言, 对于陶冶人格也不失一种有效的教育方法。
“知行合一”作为教学方法，不仅要求老师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要以之克除知而不行的弊病, 也要求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自觉加以贯彻知行合一,学生要把“知行合一”贯彻于道德完善的过程中。
王阳明认为, 只有真正的知行合一，才是道德的完善。
这种真正的知行合一也就是良知与致良知的统一。
良知是知，而致良知是行, 人必须致其良知于事事物物，即一切行为都出于良知的安排, 才符合知行合一的要求。
王阳明要求教师以知行合一教育学生克去一念发动之不善。
人在实际行动之前, 就有心之发动，这就是意，而意之所用, 必有其物,物即事也。
人在某一行为之前, 即存在关于这一行为的意念和设想, 行为正是由意念设想转化而来的。
因此要诚意格物, 即人们在行事前要端正自己的念头, 这个念头也就是行。
端正了念头也就端正了行为, 也就达到知行合一了。
心之本体在没有被私欲所蒙蔽时, 知和行只是一件事,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如有人乍见孺子将入井中, 必有怵惕恻隐之心，这种恻隐之心的自然流露, 必然奔走往救。
如果此时有转念, 或畏难不往, 就是知而无行, 这并不是知行本体如此,只是心被私欲蒙蔽，使得其有良知而不能行，就不能致良知。
三、对“致良知”的理解良知一词来源于孟子：“人之所不学而能者 ,其良能也 ,所不虑而知者 ,其良知也。
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 ,及其长也 ,无不知敬其兄也。
亲亲 ,仁也；敬长 ,义也；无他 ,达之于天下。
”显然这里的良知有着明显的道德性界定 , 充分体现了孟子的扩充人的德性的“尽心”宗旨。
宋儒所论良知 ,不出孟子之意 , 然而到了王阳明其内涵已被大大丰富。
王阳明“致良知”思想的真正起点,是从“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龙场悟道开始的。
在这之前,他所走的求学之路,不管是“驰骋于辞章” ,还是“出入于二氏”钱德洪《刻文录序说》,见《王阳明全集》,下引此书只注篇名,都是追求心中圣贤标准的过程。
在王阳明看来，作为本体的“良知”，除了先验性之规定，普遍性(天理)之容外，还有主体性(灵明) 之形式和个体性的情感功能。
良知的先验性确立了其普遍性品格。
但良知的先验性也没有否定其个体性，良知的能动性、自在独立性、情感性及自然生长性则只有落实于现实的主体才有意义 ,这体现出良知的个体性品格。
普遍性品格和个体性品格即是良知的二重性。
显然，王阳明并没有把良知设定为处于绝对主宰地位的形上天理 ,而是站在一元论的立场 ,把良知定位于形而上学层次与经验层次以及善的宇宙力量与恶的宇宙力量的交叉点。
这也正是阳明的良知区别于程朱之天理的重要之点。
这里，王阳明既没有将理学的形而上学完全消解 ,也没有将良知完全感性化、个体化。
良知的本体意义显示了其自主自律的道德感 , 侧重于道德修养 ,它的个体特征则显示了个体生命的跃动 ,注重审美自由。
二者统一于完整的现实的个体存在之中。
良知的二重性特征及其与现实个体的紧密联系使其成为个体进行身心修养和成就理想人格。
“致良知”就是要将“本然之知”化为“明觉之知”: 本然的良知是“天理之昭明”，是至善至美的人之本性，没有任何亏缺障蔽，是高尚的道德，“本来自明”；这种本然之良知人人皆同,人人皆有,但由于私意障碍, 使得不同的人对良知的明觉程度不同, 所谓“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但圣人能致其良知, 而愚夫愚妇不能致, 此圣愚之由分也。
”正因为本然的良知不能为每一个主体所能达到,因此需要主体的后天的致知工夫, 后天的致知就是让“愚夫愚妇”“精察此心之天理, 以致其本然之良知”。
王进一步强调,“致良知”也就是“胜私复礼”,克去私欲对“良知”的障蔽,复明主体心中的“天理”。
因为“心外无学”,“致知格物”就是要向内用功, 学问只是在主体内心求“良知”。
“良知之外别无知矣, 故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 是圣人教人第一义。
”参考文献：[1] 刘立夫，黄凌.试论王阳明心学教育思想[J].现代大学教育，2005年第6期.[2] 周建平.浅析王阳明的“心学”[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0年12月.[3] 李幼蒸.王阳明和胡塞尔的心学还原论———“重读王阳明和重读胡塞尔”[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4]刘宗贤.试论王阳明心学的圣凡平等观[J].哲学研究，1999年第11期.[5]成中英.论王阳明心学之知行合一[J].阳明学刊，第5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