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问题的国际法思考试论人权的性质来源：作者：人权，是指人所享有或应享有的基本权利。
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基于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自由、平等权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人权是指各国国内法规定的本国公民个人享有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人权问题基本上属于一国国内管辖的事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上围绕人权问题所进行的斗争也表现在人权的概念上，传统的资产阶级人权概念，比较强调个人基本权利和政治权利。
联合国1966年通过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和《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均在第一条规定：“所有民族均享有自决权，根据此种权利，自由决定其政治地位及自由从事其经济、社会与文化之发展。
”联合国于1986年通过的《发展权宣言》：“发展权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
”上述规定,包括个人人权、集体人权，不仅指政治权利，而且包括国家和民族的权利。
所有这些都大大发展了人权的概念。
关于人权的性质，西方国家的一些国际法学者主张，“人权没有国界”、“不干涉内政原则不适用于人权问题”，甚至还有学者提出，人权原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人权原则要取代国家主权原则而成为国际法的基础。
西方学者的这种主张往往被某些国家所利用，成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侵犯他国主权的工具，这是与人权保护背道而驰的。
笔者认为，人权具有二重性，即人权的国内法属性和国际法属性。
内国的人权保护是由国家制定法律，通过各机关的执行来实现的。
国际法中的人权保护只是针对人权的国际法属性，任何国家以人权为幌子，对别国人权问题指手划脚，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是强权政治的表现，不具有合法性。
一、人权概念的提出和发展（一）人权概念的产生。
人权概念是在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来的。
首先，荷兰法学家格老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提出了“人权”的概念。
他认为，自然法的基础是自然理性，人拥有一种自然的权利，是不能废除的。
他主张人的生命权和人身自由是不可侵犯的，并在其著作《战争与和平法》一书中，首次使用了“人的普遍权利”和“人权”的概念。
其后，荷兰的斯宾诺莎(Spinoza,1632—1677)、英国的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法国的孟德斯鸠(Montesqieu，1689-1775)和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都进一步提出和阐述了“天赋人权”的重要思想。
特别是卢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论”，认为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
对此，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权不是天赋的，而是历史地产生的。
1、人权规范的出现。
人权规范最早产生于国内法，英国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和1689年《权利法案》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记载有人权规定的法律文件，也是西方国家人权立法的初步形态，它确立了以法律保障个人自由权利的制度。
美国1776年的《独立宣言》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政治纲领的形式确定了“天赋人权”和“人民主权”的原则，被马克思誉为“第一个人权宣言”。
法国1789年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通过后，成为1791年法国大革命后的第一部法国宪法的序言，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以根本大法的形式肯定了人权原则，该宣言又被称为“第一部人权法典。
”2、国际法上人权规范的出现。
一般认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人权问题开始进入国际法领域。
由于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国际上出现了一系列严重违反人权的情形，人权问题引起世界各国的严重关注，国际上出现了一些关于国际人权保护的公约和规定。
如1926年国际联盟主持制定的《禁奴公约》和1930年的《禁止强迫劳动公约》等等，都是关于人权问题的国际公约。
但是，当时的人权概念并没有形成公认的国际法原则。
而且，从总体上讲，人权的国际保护还仅限于人权的个别领域，并带有非经常的性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意、日法西斯大规模践踏基本人权、残酷屠杀人民的暴行，激起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人权的国际保护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重要任务。
人权问题才全面进入国际法领域，成为现代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人权的基本内容。
人权一般可分为集体人权和个人人权两部分。
集体人权应包括民族自决权和发展权；个人人权包括生存权、平等权和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和自由。
1、197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国际法原则宣言》确认“根据联合国宪章所尊崇之各民族享有平等权利及自决权之原则，各民族一律有权自由决定其政治地位，不受外界之干涉”。
每个国家都有权利依照宪章的规定，通过行动来促进各民族享有平等权利和自决权的实现。
它是实现和享有其他各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基础和前提。
2、发展权作为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已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赞同和接受。
发展权作为人权的内容首先是由阿尔及利亚于1969年《不发达国家发展权利的报告》中提出来的。
历届联合国大会有关决议一再确认这一点。
198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发展权利宣言》再次确认发展权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
发展权也是基本人权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全人类发展、进步和繁荣的基本保障。
3、生存权被称为第一人权或者首要人权。
没有生存权，其他一切人权都无从谈起。
生命权是生存权的自然基础，《世界人权宣言》第三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与人身安全。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七条规定：“任何人不得施以酷刑，或予以残忍、不人道或侮辱之处遇或惩罚。
非经本人自愿同意，尤其不得对任何人做医学或科学实验。
”平等权应包括法律上的平等、种族平等、男女平等。
4、《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和《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都对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与自由予以高度重视，凡属公民均应有权利“直接或经自由选择之代表参与政事”，“在真正、定期之选举中投票及被选”，“人人有思想、信念及宗教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
“人人有权享受公平与良好之工作条件”，实行同工同酬，并享有社会保障。
同时有权为自己和家庭获得相当的生活水准，也有权享有达到的最高的体质和心理健康的标准。
任何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并参加文化生活，享受科学进步及其应用所产生的利益二、人权的国内法属性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人权问题完全属于国内法，属于一国国内管辖的事项,人权的国内法属性是由人权的特点所决定的。
一国如何对待其本国国民，本质上属于该国的主权和内政。
这是人权最主要的属性。
当然，国家在行使主权时，不得侵犯别国的主权，不能违背国际法关于人权的一般强制性规则，实现人权的过程也是国家主权行为的体现。
（一）实施人权的首要责任在于国家。
所以，要有效的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制度与方法就不得不考虑各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行为规范和价值。
国际社会不应当谋求把这些仅适合于某些国家的标准和制度强加给发展中国家或对它们施加这种影响。
然而，任何国家都不应当利用主权来否定其公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人权在本质上是一国内部管辖事项。
江泽民同志指出：“人权问题说到底是属于一个国家主权范围的事，我们坚决反对利用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2年9月12日)《联合国宪章》在规定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宗旨的同时，明确规定各国必须遵循主权平等和不得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项等原则。
每个国家为促进和保护人权，有权确立相应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制度，选择本国人权的发展模式，确定人权的具体内容和先后顺序，实施人权的保护措施等，这一系列国家行为都不应受到任何形式的外来干涉，否则，就是干涉内政。
国家的主权受到侵犯或破坏，国家的独立不复存在，国家的人权必然得不到保障。
最基本的人权即生存权都难以保障，其他方面的人权更无从谈及。
因此，主权国家是保护人权的主体，人权的国际保护主要是通过各国的国内立法来实施。
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人权问题，解决这些人权问题是每个国家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各国的人权状况和人权观受其历史、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条件的限制，因而各国保护人权的措施和步骤也不可能一样，不能用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权标准来简单地裁判和衡量别国的人权状况。
[Page] (二)人权在内容上存在法定权利和应有权利的矛盾。
法定权利是人所实际享有的权利，是统治阶级根据所处的地位，结合本国具体的经济结构与政治制度，在一定限度内将自己所认可的应有权利法律化的结果。
应有权利是指作为人所应该享有的权利，是人类自诞生以来就一直追求的美好目标，当某种权利得到实现，转变为法定权利后，又有新的应有权利产生，等待着人类为之奋斗。
人权内容的这种特点，决定了人权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发达程度的制约。
由于各国的发达程度相异，某种权利在一个国家是法定权利，在另一个国家则可能是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的应有权利，若要硬行将其规定为法定权利，也不可能成为实有法定权利。
（三）各国对人权的保障措施。
鉴于各国国情不同，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要在国际上制定一个统一的人权标准是不现实的，只有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由各国法律自行确定本国人权的法定权利，人权的实现才有保障。
人权问题，或者说人权的基本方面仍然是国内法的问题，属于国家的内部事务。
根据国家主权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有关规定，任何一个国家都享有自决的权利，国家有权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有权自行决定包括人权制度在内的各项制度，他国无权干涉。
属于国内法方面的人权问题是一个国家的内政，这部分人权在进入国际法领域之前，都由主权国家根据其意志自由决定，其他国家有义务予以尊重，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有责任使这一内政不遭侵犯。
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53条规定：“条约在缔结时与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抵触者无效。
就适用本公约而言，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指国际社会全体接受并公认为不许损抑且仅有以后具有同等性质之一般国际法规律始得更改之规律”。
该条款表明，国际社会公认国际法上存在强行法；而且，参照该条款，国家主权原则显然具有条约法公约所规定的强行法的各种条件和特点：国际社会全体接受，公认为不许损抑，只有以后具有同等性质之一般国际法原则产生，始得更改。
应当指出，国家在运用主权保护人权时，主权也应当受国际法的限制。
《联合国宪章》第二条所规定的各会员国主权平等原则，其本身也包含了宪章对各会员国行使主权的限制。
国家主权是相互的，称为“相互尊重主权”。
一方面，国家享有独立地处理国内和国外事务的权力，不受任何外来的干涉；另一方面，国家在行使主权时，应当尊重别国的国家主权，不得侵犯别国的国家主权或干涉别国内政。
任何国家以保护国际人权为借口，公然入侵别国或粗暴地干涉别国内政，其行为本身就是破坏国家主权，就是对国际人权的严重侵犯。
国家主权原则从其形成之时起就是有限制的。
片面地将国家主权绝对化，将会导致各国无视国际法的存在，自行其是，使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处于无序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