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史学思想的精义陈寅恪史学思想的精义程念祺王永兴先生指出，陈寅恪先生“‘求真实、供鉴戒’之史学思想，其根柢亦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吸收外来之学，要有自由之思想；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应有独立精神。
可见‘吸收’与‘不忘’两方面正是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体现”。
此为先生论述陈寅恪先生史学思想的精义所在。
王永兴先生去世了。
父亲生前不多的几个老友，均情同手足，如今大多已不在人世。
十多年前，我读过王永兴伯伯写的《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印象深刻。
现在，为了纪念他，我又重读此书。
这对于逝者，应该是最好的纪念。
以下，是我学习《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的几点认识。
一、陈寅恪史学与清代考据之学的根本区别作为陈寅恪先生的高足，王永兴先生在《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中，首揭“寅恪先生之史学不可能出自清代经学或清代考据之学”这一问题。
先生引用陈寅恪先生对清代史学的评价：“虽有研治史学之人，大抵于宦成后退休之时，始以余力肆及，殆视为文儒老病销愁之具。
当时史学地位卑下若此，由今思之，诚可哀矣。
此清代经学发展过甚，所以转至史学之不振也。
”由此即可以清楚地认识到，陈寅恪先生的史学，与清代的史学并无渊源关系。
那么，陈寅恪先生对清代经学的看法又如何呢？王永兴先生认为，在陈寅恪先生看来：“史学之材料大都完整而较备具，其解释亦有所限制，非可人执一说，无从判断其当否也。
经学则不然，其材料往往残缺而又寡少，其解释尤不确定。
以谨愿之人，而治经学，则但能依据文句各别解释，而不能综合贯通，成一有系统之论述。
以夸诞之人，而治经学，则不甘以片断之论述为满足，因其材料残缺寡少及解释无定之故，转可利用一二细微疑似之单证，以附会其广泛难征之结论。
其论既出之后，固不能犁然有当于人心，而人亦不易标举反证以相诘责。
譬诸图画鬼物，苟形态略具，则能事已毕，其真状之果肖似与否，画者与观者两皆不知。
往昔经学盛时，为其学者，可以不读唐以后书，以求速效。
声誉既易致，而利禄亦随之。
于是一世才智之士，能为考据之学者，群舍史学而趋于经学一途。
”依陈寅恪先生的看法，史学与经学这两种不同的学问，竟是根本对立的。
首先是学问路径上的对立。
盖史学因“材料大都完整而较备具”，故可以求真，且能“综合贯通，成一有系统的论述”；而经学因“材料往往残缺而又寡少”，只能“依据文句各别解释”，或“利用一二细微疑似之单证，以附会其广泛难征之结论”。
其次是治学目标上的对立。
在陈寅恪先生看来，“综合贯通，成一有系统之论述”，是治史者可能达到的目标，也是治史者所应追求的目标；而“经学一途”，本身既缺乏“综合贯通，成一有系统之论述”的可能性，治其学者则贪图“声誉既易致，利禄亦随之”。
一种学问，学者若视之为博取“声誉”、“利禄”的工具，则这种学问本身即失去了意义；凡真正意义上的学者，固不耻也。
据此，王永兴先生认为寅恪先生之史学不可能出自清代经学或清代考据之学，是非常正确的。
在中国历史上，经学之盛，无如汉朝和清朝。
班固作《汉书》，对汉代经师亦有如此评论：“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
”（《汉书·儒林传》）班固之鄙薄汉代经学，与陈寅恪先生鄙薄清代经学如出一辙。
宜其同为史家，非偶然也。
论者或谓陈寅恪深得清代考据之旨。
王永兴先生对此大不以为然，他说：“时下研究者多称赞寅恪先生擅长考据之学，这当然是对的；并学习他的精密考据方法，取得治史成绩，这当然也是可称赞的。
但这还不是陈寅恪史学。
寅恪先生从来不放过小问题的考证解决，但他更看重有关历史上国家盛衰生民休戚大问题的考证解决；即或是研究小问题，也要归到有关民族国家大问题上来。
”显然，在先生看来，陈寅恪先生的考据有很高的史学立意；考据是史家功夫，而非史学本身。
二、“宋贤著史之规模”的精义所在对陈寅恪先生的史学思想，王永兴先生有多方面的总结；对陈寅恪先生继承宋贤，并在此基础上之创获，王永兴先生多有发明。
王永兴先生说：“陈寅恪先生史学植根于华夏民族优良的学术传统之中，植根于华夏民族优良的史学传统之中，特别是宋贤史学。
”特其师承有自，深通陈寅恪先生治史之旨，皆能具体入微。
“宋贤史学，今古罕匹。
”“中国史学，莫盛于宋。
”此皆陈寅恪先生所言。
但是，要真正理解陈寅恪先生史学渊源，还须深入理解陈寅恪先生的史学思想。
先生引陈寅恪先生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中所言：“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今日史学之真谛……先生是书之材料丰实，条理明辨，分析与综合二者俱极具功力，庶几宋贤著述之规模……关系吾国学术风气之转移至大。
”先生指出：“所谓‘吾国学术风气转移’即由清代不振之史学向‘宋贤著述之规模’的转变，陈援庵先生《元西域人华化考》所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者，即因为其‘庶几宋贤著述之规模’也。
”先生认为，所谓“宋贤著述之规模”，最根本的就是两条：一是“求真实，供鉴戒”。
如司马光撰著《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兴衰，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就是“供鉴戒”；“研精极虑，穷竭所有”，“遍阅旧史，旁采小说”，“抉择幽隐，校计毫厘”，“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途”，就是“求真实”。
亦如欧阳修所言：“自君臣善恶功过与百事之废置可以垂劝戒示后世者，皆得直书而不隐。
”先生说：“求真实、供鉴戒的主要内容为‘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之大事，其目的则是使国家富强，百姓安居乐业。
”即此，则可知所谓“求真实、供鉴戒”，不仅是在一时一事的史实上求真，更在于在一长时段的历史中求一“贯通”之理，以“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只有这样，才堪称是“宋贤著史之规模”。
一是“独立精神，自由思想”。
先生认为，陈寅恪先生强调“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与“贬斥势利，尊崇气节”的宋贤史学思想有极深的渊源。
其一方面固然是鄙视“侮食自矜，曲学阿世”；而另一方面则为“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如欧阳修所说：“予始得于韩也，当其沉没弃废之时，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时好而取势力，于是就而学之……故予之仕于进不为喜，退不为惧者，盖其志先定而所学者宜也。
”其撰著《新五代史》，斥冯道“事四姓十君”，“视丧君亡国亦未尝以屑意”，“其可谓无廉耻者矣”。
如司马光斥冯道“臣而不忠，虽云其智，安所用哉”，而盛赞张巡抗击安禄山，为“明君臣之大分，识天下之大义”。
凡此，都与提倡“贬斥势力，尊崇气节”有关，也与“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有关。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欧阳修以“始得于韩”一语，来表明自己学术思想的渊源。
陈寅恪先生在《赠蒋秉南序》中，则强调“欧阳永叔少读韩昌黎文”。
先生引陈寅恪先生《论韩愈》一文中“呵诋释迦，申明夷夏大防”，“以谏迎佛骨表得罪，当时后世莫不重其品节”等语，谓陈寅恪先生的用意，即在于赞扬韩愈之“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的精神，并赞扬欧阳修及宋代新儒家对这种精神的继承。
先生又引陈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所言：“至道教对输入之思想，如佛教摩尼教等，无不尽量吸收，然仍不忘其本来民族之地位。
既融成一家之说以后，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教义。
此种思想上之态度，自六朝时亦已如此。
虽似相反，而实足以相成。
从来新儒家即继承此种遗业而能大成者。
”总而言之：“独立之精神，包括个人独立、民族独立两方面，就个人而言，‘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是为独立，此气节问题；民族独立，寅恪先生概括为‘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