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国际金融货币研究中心政策报告
IFCRC-PP-09-01-01
全球经济衰退与中国发展策略的选择
自从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以来，国内外一些学者认为，为了把危机转化为机遇，中国经济应该进行以下三方面的调整：第一，利用这次全球性经济衰退，加速国内产业的升级步伐；第二，通过改善社会保障制度，纠正外部经济失衡问题；第三，实现从外需拉动模式向内需拉动模式的转型。
以上建议是否妥当仍有进一步进行探讨的余地。
本文结合对以上建议的讨论，具体探讨我国在全球经济衰退背景下的经济发展策略问题。
一、产业升级：是加速？还是暂缓？
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应该利用全球经济衰退，加速推进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升级。
然而，从2008年的情况来看，在全球经济衰退背景下，这一发展策略未必有利于经济的稳定发展。
2008年上半年，为了促进产业升级，我国政府采取了加速人民币升值速度、降低出口退税率和提高工资等一系列政策。
进入下半年，随着全球性经济衰退的出现，我国出口急剧下降，失业人口大幅度上升。
在此背景下，政府迅速进行了经济政策调整，这一调整包括降低人民币升值速度和重新提高出口退税率等对策。
另外，进入2009年2月，政府又出台了纺织业振兴计划。
与2008年上半年的政策相比，这些对策明显具有反向操作的性质。
即在全球经济进入衰退以前，我国采取了加速产业升级的政策，但是，随着全球经济衰退的到来，政府暂缓了这些政策的措施。
以上事实表明，在全球经济衰退背景下，我国应该保护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不应该加速淘汰这些产业。
这是因为：第一，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我国的出口主力产业，也是增加就业人口的主要产业，因此，淘汰这类产业必然会引起出口下降和失业人口的增加；第二，当前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是我国的优势产业，在全球经济衰退背景下，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的下降主要起因于外部需求的减少，而不是起因于比较优势的变化。
基于这一事实，过快淘汰这类产业有可能使我国丧失比较优势，从而有可能削弱我国的经济发展潜力。
因此，作为经济发展策略，在全球经济衰退背景下，我国应该重点保护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并通过资金、技术和政策支持，设法让这些产业渡过当前的难关。
二、调节全球失衡：是中国责任？还是美国责任?
当前，还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观点认为：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是中国高储蓄率的根源，而高储蓄和低消费导致了中国贸易收支顺差的过度膨胀，后者又导致了全球经济的失衡。
美国前财长保尔森正是基于这一推论得出了中国是美国金融危
机罪魁祸首的结论，并由此要求中国承担减少贸易收支顺差的责任。
另外，还有人强调：人民币汇率水平低估是造成美国贸易收支失衡的重要原因。
正是立足于这一判断，美国新任财长盖特纳指责中国政府操纵了人民币汇率。
以上推论明显缺乏说服力。
首先，就社会保障制度与贸易收支的关系而言，德国和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要比美国健全，但是德国和日本同样对美国存在巨额的贸易收支顺差。
另外，20世纪后期，多数发展中国家都不具备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然而，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是贸易收支逆差国。
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到，社会保障制度的滞后发展与贸易收支顺差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其次，就汇率水平与贸易收支的关系而言，我国对发达国家的贸易总体上是顺差，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总体上逆差。
从产业结构来说，我国与前者不存在明显的竞争关系，但是与后者存在明显的竞争关系。
因此，即使用贸易收支衡量中国的汇率水平，也应该用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进行衡量。
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汇率不仅没有低估，反而存在高估的可能性。
另外，美国财长盖特纳指责中国汇率政策时，强调其观点得到了经济学理论的支持，对这一说法也需要打上一个问号。
从经济学的教科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不可能长久维持低估的汇率水平，这是因为汇率的低估会引起本国相对价格的上升和导致实际汇率的升值，这一调整最多不会超过3-5年的时间。
因此，那种认为中国可以长久维持低估汇率水平的说法纯属经济学的童话。
那么到底是什么助长了全球经济失衡呢？这一失衡是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限制廉价劳动力进入本国市场的必然结果。
发达国家的高生产率与发展中国家的低劳动力成本的结合是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最佳生产方式。
这一结合有两种形式，其一是将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转移到发达国家，其二是将发达国家的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由于发达国家严格限制廉价劳动力的流入，因此利润最大化的生产采取了第二种方式。
其结果，发达国家不仅将生产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而且也把贸易收支顺差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
基于以上全球产业分工的变化，进入21世纪后，发达国家的经常收支总体上转为逆差，而发展中国家总体上转为顺差。
立足于以上事实，作为经济发展策略，我国应该坚持让发达国家承担调整贸易收支失衡的责任。
二战结束后，贸易顺差国美国曾经要求逆差国英国承担调整贸易失衡的责任，现在美国自身也应该承担同样的责任。
三、发展模式转型：是短期目标？还是长期目标？
2008年随着我国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国内外一些学者认为，我国应该利用这一机会实现从外需拉动模式向内需拉动模式的转型。
从长期来看，随着工资水平的提高，我国必然会面临这一转型。
这是因为，工资水平的上升，一方面会通过收入的增加，促进内需的发展，另一方面还会通过劳动力成本的增加，降低外需的拉动作用。
但是，从短期和中期的视点来看，我国不宜过度强调或人为推动内需拉动型发展模式。
首先，从短期来看，近一两年内，在全球经济衰退背景下，为了维持高速经济增长，我国有必要用政府投资弥补出口下降的缺口。
但是，这是政府在特殊背景下进行的一次性投资，因此，这一投资与经济转型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一旦全球经济好转，政府必然会减少临时性支出，届时，出口仍旧是支撑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
就中期而言，在未来的十年或二十年之内，为了维持高速经济增长，我国仍需要继续发挥出口的拉动作用。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日本和东亚各国的高速经济增长都依靠了出口的拉动作用，这些国家的经济转型通常都伴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下调。
就经济增长的极限而言，内需拉动型发展模式很难超越年均8%的经济增长速度，因此，发展模式的转型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的下调。
当我们讨论经济发展模式转型问题时，不应该忽视这一重要联系。
我国要接受8%以下的经济增长速度，至少需要具备以下两个重要条件：第一，降低贫富差别。
较低的贫富差别可以让多数人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因而可以提高整个社会对低经济增长的承受能力。
第二，通过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增加国内就业水平。
这是因为经济增长率的下降通常会引起失业人口的增加。
从我国的现状来看，实现以上条件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因此，作为经济发展策略，在经济发展模式转型问题上，我国应该采取渐进的方式。
短期内，为了缓解对外经济摩擦，我国可以适度控制贸易收支顺差的规模。
作为长期目标，我国应该立足于比较优势的变化，逐步提高内需对经济的推动作用。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国际金融室主任，研究员周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