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长恨歌》之“长恨”解读
白居易作《长恨歌》。
以“长恨”作题目，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作结，通篇以“恨”贯之。
后人多依据陈鸿的“意者不但感其事。
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对本诗创作意图的解释，联系白居易创作《长恨歌》之际。
万邦多难，复兴难期的形势，将《长恨歌》中的“长恨”理解为诗人和世人怨恨唐玄宗“重色”而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灾难性后果。
一般说来。
“恨”指怨恨。
但又不是仅此一解，《辞海》中还有“悔恨。
遗憾、仇视”等多种解释。
白居易在《大林寺桃花》诗中“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的“恨”，就不单指怨恨。
而还有“惋惜”“痛惜”之意，而作者本人对《长恨歌》的自我诗评是“一篇长恨有风情。
十首秦吟近正声”。
作为正声之外的感伤之诗、风情之作。
诗人将其风情演绎到了极致，其“长恨”二字也在其歌吟中含有多重寓意。
一、“长恨”蕴含着主人公唐玄宗内心的极度痛苦和自责诗中“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极言恨之长久。
此句的“恨”与上文紧连，应为唐玄宗杨贵妃均“恨”。
但就诗而言，首先写贵妃得宠三十句（“汉皇重色思倾国……尽日君王看不足”），继而贵妃之死十二句（“黄坡散漫风萧索……魂魄不曾来入梦” ），后写道士觅妃四十四句（“临邛道士鸿都客……此恨绵绵无绝期” ），诗人用笔的轻重主次详略显而易见，以道士觅妃篇幅最大，思妃次之，得宠再
次，贵妃之死所用笔墨最少。
所以这“恨”主要指唐玄宗之“恨”。
玄宗的长恨蕴含了撕裂灵魂的痛苦。
玄宗虽然是个无所不能的皇帝，但是他同样不能超越封建制度对他的规定。
不能逾越社会规定和指派给他的角色，他的悲伤痛苦有对昔日繁荣消亡的惋惜，有沦落失势的悲哀和无奈，更多的是“孤灯挑尽未成眼”时对杨贵妃不尽的相思和深深的自责。
从社会角度看，是“六君不发”的外在势力杀掉了杨贵妃，但曾为一代英主的玄宗心里应会明白“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绝对不会有那么大的力量。
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
”杨贵妃的死是一种“替罪羊”式的牺牲，是杨贵妃用她的牺牲交换了自己的角色（皇位）。
诗中写玄宗的相思之苦，实际上是写玄宗给杨贵妃造成的悲剧为他灵魂深处带来了一系列缠绕不解的复杂矛盾和难以言说的悲苦。
他得到了最美的美人，然而他又不能不杀死她：他获得了最宝贵的爱情。
然而他又亲手葬送了他最宝贵的爱情：他最爱她。
然而他又不能不杀死她：他“亲手”杀死了她。
又处于无限的思念、悲哀、痛苦之中。
这样，他不能不恨自己，痛恨、忏悔、谴责都是这“长恨” 的内容。
二、“长恨”选映着诗人自身情殇的苦闷和惆怅
“诗言志”又“诗缘情”，《长恨歌》中又有诗人的“长恨” 之情。
元和元年冬十二月。
白居易、陈鸿、隐士王质夫同游陕西周至县仙游寺。
与仙游寺隔河相望的便是杨贵妃当年香消玉殒的马嵬坡。
马嵬坡曾一杯黄土埋葬了绝代风华，也埋葬了盛世繁华，曾为前朝隋文帝避暑
行宫的仙游寺，成了沧桑之变的见证。
在此他们不由话及当地流传已久的玄宗与杨贵妃悲欢离合的故事，“相与感叹，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夫稀代之事，非遇出色之才润色之。
则与时消沉。
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白居易是一位“出色之才”深于诗”，同时又是一位“多于情者”，正如他对自己这首诗创作意图所作的解释“又有事务牵于外，情理动于内”，于是为李杨哀史。
也为自己的情殇哀史，吟唱了一支长恨之曲。
白居易早年与邻女湘灵真诚相爱，但不敢公开：离家之后。
又同有地位的杨汝士的妹妹订婚。
然而情感深处他不满意这门婚事，还深深地无限地眷恋着湘灵。
他在《潜别离》中这样诉说着真情。
“不得哭，潜别离：不得语，暗相思：两心之外无人知。
深笼夜锁独栖鸟，利剑春断连理枝。
河水虽浊有清日。
鸟头虽黑有白时。
唯有潜离与暗别。
彼此甘心无后期! ”
一方面，他割舍不了自己的爱情。
这是最真实最诚挚最刻骨铭心的爱：另一方面。
他又屈从于家庭与社会的门第观念，为了仕途而割断了这种爱。
爱而不得，只能散发成贯穿一生的伤情歌吟：比肩连理的青春盟约，赠物表情永结始终的情语，念兹在兹魂牵梦绕的相思。
睹物思人物是人非的伤痛，心共花发无人解惜的哀婉，“艳质无由见寒衾不可亲”的凄清。
生离死别永无后期的长恨……那些连绵不绝的诗章与《长恨歌》对照来读，我们会惊奇地发现。
两者的情感体验和表达方式乃至情深不永的结局极其相似相通。
可以说《长恨歌》诗行，栖伏着诗人青春初期的悸动。
明灭着诗人梦断情殇的泪光。
诗人是因为情感的
失落，而借
《长恨歌》打造了一个情感极致的标本。
“谁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感知到自己，就同时感知到一个独特的宇宙。
”从对象自我化的意义上说，《长恨歌》是诗人青春感情的豪华版。
正因为有这样的情感历程，诗人才会在李杨爱情悲剧中。
“别有幽愁暗恨生”《琵琶行》在玄宗的爱情遭际中，感到了他们“同是天涯沦落人”《琵琶行》。
诗人在李杨的爱情悲剧中看到了自己的爱情悲剧，在李杨爱情悲剧故事中，他投射了自己对爱情、生命的理解，宣泄了自己难以诉说的苦闷、惆怅和绵绵不尽的长恨。
三、“长恨”散发着世人对绮情的艳羡慕和求之不得的遗憾《长恨
歌》源于民间传说。
而民间之所以对李扬故事感兴趣。
原因是多方面的。
人们经历了极盛到天下大乱的巨变，对李杨爱情形成的盛世年代仍无比眷恋。
在与当下朝局的比较中。
逐渐原宥了玄宗和杨贵妃。
因为开元盛世的殒落，虽然罪在玄宗，但肃宗以降的几位皇帝治下的朝局又怎样呢?其时局腐败，藩镇割据，兵连祸结，重重危机比之天宝末年有过之而无不及。
相比之下，玄宗毕竟铸造过盛世且富于才艺。
同时，由于时空距离效应，李杨情史也与历史渐行渐远。
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蜕变。
朱光潜先生说：“从前'这两个字可以立即把我们带到诗和传奇的童话世界，甚至一桩罪恶或一件坏事也可以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不那么令人反感。
现在我们还有谁会因为俄瑞斯忒斯杀母而责备他，或者因为海伦私奔而传她到法庭受审?这些古代人物曾经
唤起激情，引出热泪和深沉的叹息，造成许多战士的英名，也招致许多城市的毁灭。
然而对于我们，他们不过是头上罩着神话光环的一些历史的傀儡，离我们十分遥远而又极富魅力。
”时过境迁，安史之乱的尘埃已经落定，时空的距离效应蒸发了历史的血腥，过滤了历史的沉重。
玄宗和杨贵妃不再是五十年前那场浩劫的罪魁祸首，而是兼具动乱的当事者和受害者双重身份的传奇人物。
关于李杨情史在民间的传唱，还隐含有世人对爱情专一美好的向往。
对杨贵妃美丽绝伦的倾慕，对绮情的艳羡和幻想。
那么玄宗和杨贵妃这番悲欢离合算不算爱情呢?虽然后人对此颇有微词。
但如果我们不用现代文明的标准要求古人，这应当算作爱情。
三千宠爱在一身的专一、世世代代为夫妻的追求，不是基于爱情又能基于什么?当然这种皇家爱情过于奢华，过于绮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挥霍了皇冠，挥霍了生命。
超越了寻常的规则，后人也多据此断定诗作的批判或讽喻意义，其实这些只是造成他们悲剧命运的重要原因而已。
对此亚里士多德关于理想的悲剧人物
命运的论述很有参照意义：“在道德品质和正义上并不是好到极点，但是他的遭殃不是由罪恶，而是某种过失或弱点。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称之为绮情。
他们是帝王、妃子。
也同样是作为男人和女性，有追求爱情享受爱情的权利，他们奢华、绮丽、生死以之的情爱如爱情的童话、爱情的寓言那样动人。
但绝顶的美艳和风情极度脆弱，瞬息之间，美艳的风情就成了过眼云烟。
马嵬兵谏，至高无上的皇权也免不了受到挑战。
当玄宗反袂掩面
让人牵走自己心爱的女人之际，杨贵妃为宠幸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作为
历史，这也许是罪有应得。
但在爱情灾难面前首当其冲的却是女性，这就容易激起人们对女性的恻隐和怜惜。
对弱势个体的同情。
民间没有囿于红颜祸水论的窠臼，更多的是扼腕叹息绮情的毁灭，关注“婉转娥眉马前死”后玄宗情感的失落，想象玄宗的孤独、悲凉以及对杨贵妃无望的相思。
当意识到绮丽的爱情在世俗世界不能实现时，就将其突破现实的藩垣，演绎到碧落世界。
在驰情入幻中，杨贵妃被神化为对爱情忠贞不渝的仙子，为情而殉难，又为情而永生。
李杨作为仙凡之间的一对恋者，也因对情爱的执著追求，具有超越时空的力量，进入了超越现实的理想境界。
当李杨情史在民间传说、街头传唱中经过宽宥的洗涤，乃至蜕变之后，白居易则顺应延续这个轨迹。
高标情爱追求和情爱理想。
把李杨故事加以净化、诗化、神化，把“长恨”的重重寓意浸淫在富有风情的
歌吟之中。
一曲绝唱牵千绪，读者掩卷而思，
还会对“长恨”的涵义开掘长久地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