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理学教育思想及实践一、生平和教育活动朱熹(1130一1200年)，字元晦，后改为仲晦，号晦庵。

祖籍婺源(现江西婺源县)，出生在福建南剑(今南平)尤溪县。

他18岁中举人，19岁登进士，从此走上仕途。

曾先后任泉州同安县主簿、知江西南康军、提举浙东常平茶盐、知漳州、知潭州等地方官。

绍熙五年(1194年)八月，朱熹已65岁，被任命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为宁宗皇帝迸讲《大学》。

但仅40天即被罢免，从此结束了坎坷不平的仕途生涯。

朱熹一生主要是从事学术研究和教育活动。

他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继承和发展了二程学说，成为南宋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

同时，他又是一位大教育家，毕生讲学活动不断。

他曾长期在福建崇安武夷山“寒泉精舍”、“武夷精舍”授徒讲学。

绍熙二年(1191年)，他由崇安迁居建阳考亭，建“竹林精舍”，聚徒讲学。

绍熙五年(1194年)，由于学生人数增多，他扩建精舍，并改名为“沧洲精舍”，表示“永弃人间事，吾道付沧洲”的志向。

即使在为官从政期间，他每到一地，也不忘设学育才，并亲自讲学。

他在任同安县主簿时，从选择俊秀之民为学生，访求名士为教师，亲自讲授圣贤修己治人之道这三个方面整顿县学，取得了显著成效。

在知南康军时，主持修复白鹿洞书院，直接参与书院的组织管理，派人四处搜寻、购置图书典籍，亲临讲学，而且还亲自拟订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成为南宋以后书院和各地方官学共同遵守的学规。

在知漳州时，仍“时诣学校训诱诸生”。

知潭州时，除热心提倡州、县学外，他又主持修复岳麓书院，亲自规制擘画，扩建校舍，增加学田，还利用晚上从政之暇，亲临书院，教诲诸生。

朱熹一生还编撰了多种教材。

例如，他与吕祖谦在淳熙二年(1175年)合作编成的《近思录》一书，精选了周敦颐、张载、二程的语录622条，分成14卷，是学习理学的重要入门书。

又如，他于淳熙十四年编成的《小学》一书，辑录了"古圣先贤"的言行，共6卷，分内、外两篇。

内篇四:《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外篇二:《嘉言》、《善行》，是中国封建时代颇有影响的蒙学教材。

当然影响最深广、最重要的是《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或《四书》)，包括《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

其中《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于淳熙四年编成，《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早已撰成，直至淳熙十六年才改定。

朱熹知漳州时，于绍熙元年(1190年)首次刊刻。

《四书》之名，从此确立。

《四书集注》刊印之后，不久就风行天下。

元朝皇庆二年(1313年)，规定科举考试以《四书集注》取士，从此，《四书集注》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和各级学校必读的教科书，其地位甚至高于《五经》，影响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教育长达数百年之久。

朱熹在长期的教育实践活动中，培养的学生多达几千人。

其中有名可查者即有378人。

他的著述浩瀚，除《资治通鉴纲目》、《伊洛渊源录》、《四书集注》等20多种专著外，有《朱文公文集》、《续集》、《别集》，三种共计121卷，《朱子语类》140卷。

主要教育著作有《大学章句序》、《白鹿洞书院揭示》、《学校贡举私议》、《读书之要》、《童蒙须知》等。

二、理学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1．关于教育的作用和目的朱熹重视教育对于改变人性的重要作用。

他从“理”一元论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出发来解释人性论，提出了人性就是“理”，就是“仁、义、礼、智”封建道德规范的观点。

他说:“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禀，故谓之性”。

①又说:“性者人之所受乎天者，其体则不过仁、义、礼、智之理而已。

”②这里就产生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性即理”，“性”的具体内含是“仁、义、礼、智”，那么为何还会有各种不同的人性呢?在这个问题上，朱熹接受了张载、程颐的观点，把人性分成“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两种。

所谓“天命之性”(又称“天地之性”、①《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九。

②《朱子四书或问》卷十四。

“义理之性”或“道心”)，是“专指理言”，它是禀受“天理”而成的，所以浑厚至善，完美无缺;所谓“气质之性”(又称“人心”)，“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就是说它是禀受“理”与“气”，两者杂然相存而成。

由于“气”有清明、浑浊的区别，所以“气质之性”有善有恶。

如果所禀之“气”是“极清且纯者”，那么“气与理一”，“理”在“清气”中，就好比宝珠在清水里，光泽透彻明亮；反之，如果所禀之“气”是浑浊的，则“理”在“浊气”中，就好比宝珠在浊水中，看不到宝珠的光泽。

他认为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变化气质”，发挥“气质之性”中所具有的“善性”，去蔽明善，就好比下功夫把浊水中的明珠揩拭干净，恢复宝珠原有的光泽一样。

他说《大学》中所说的“明明德”，就是这个意思。

而且，他还进一步指出，要“明明德”，就必须“复尽天理，革尽人欲”。

因为在他看来，“天理”与“人欲”是两相对立，水火不相容的。

“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

”所以，他告诫道:“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

”①朱熹就是这样用理学的观点来论述教育的作用在于“变化气质”，“明明德”，以实现“明天理、灭人欲”的根本任务。

与关于教育作用的思想相联，朱熹主张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

他说:“古之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天下之人。

……必皆有以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而后已焉。

”②在朱熹看来，要克服“气质之偏”，革尽“物欲之蔽”，以恢复具有的善性，就必须“尽人伦”。

所以，他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

庠、序、学、校皆以明此而已。

”③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也明确把上述五伦列为“教之目”，置于首位，指出“学者学此而已”。

从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的思想出发，朱熹严厉抨击了当时以科举为目的的学校教育。

他认为:“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

”然而，当时的学校教育却反其道而行之，士人“所以求于书，不越乎记诵、训诂、文词之间，以钓声名，干利禄而已”，完全违背了“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的本意。

他尖锐地指出:这样的学校，其名“虽或不异乎先王之时，然其师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则皆忘本逐末，怀利去义，而无复先王之意，以故学校之名虽在，而其实不举，其效至于风俗日敝，人材日衰”。

④因此，他要求改革科举，整顿学校。

朱熹针对当时学校教育忽视伦理道德教育，诱使学生“怀利去义”，争名逐利的现实，以及为了改变“风俗日敝，人材日衰”的状况，重新申述和强调“明人伦”的思想，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同时，他对当时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的批评也是切中时弊的。

2．论“小学”和“大学”教育朱熹在总结前人教育经验和自己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基于对人的心理特征的初步认识，把一个人的教育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阶段，并分别提出了两者不同的任务、内容和方法。

8岁至15岁为小学教育阶段。

朱熹十分重视这个阶段的教育，认为小学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圣贤坯璞”。

他说:“古者小学已自养得小儿子这里定，已自是圣贤坯璞了”。

⑤同时指出，"蒙养弗端，长益浮靡"，若儿童时期没有打好基础，长大就会做出违背伦理纲常的事，再要弥补，就极为困难了，“而今自小失了，要补填。

实是难。

”⑥因而，他认为小学教育对一个人的成长非常重要，必须抓紧，抓好。

关于小学教育的内容，朱熹指出，因为小学儿童“智识未开”，思维能力很弱，所以他①《朱子语类》卷十三。

②《朱文公文集》卷十五。

③《孟子集注》卷五。

④《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八⑤《朱子语类》卷七。

⑥《朱子语类》卷七。

们学习的内容应该是“知之浅而行之小者”，力求浅近、具体。

为此，他提出以“教事”为主的思想。

他说:“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处友等事，只是教他依此规矩做去。

”①强调让儿童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具体行事，懂得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养成一定的行为习惯，学到初步的文化知识技能。

因此，他在《小学书题》中说道:“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

”在《大学章句序》中又说:“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

”希望儿童通过“学其事”，在实际活动中得到锻炼，增长才干，成为“圣贤坯璞”。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在教育方法上，朱熹强调以下三点。

首先，主张先入为主，及早施教。

在朱熹看来，小学儿童“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很容易受各种思的影响，而一旦接受了某种“异端邪说”，再教以儒家的伦理道德就会遇到抵触。

因而，必须先入为主，及早进行教育，“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使其习与知长，化与心成，而无扦格不胜之患也”。

②其次，要求形象、生动，能激发兴趣。

朱熹接受程颐等前辈学者的思想，认为在对小学儿童进行教育时，应力求形象、生动，以激发其兴趣，使之乐于接受。

在此思想指导下，他广泛地从经传史籍以及其他论著中采集有关忠君、孝宗、事长、守节、治家等内容的格言、训诫诗、故事等，编成《小学》一书，作为儿童教育用书，广为流传，产生了重要影响。

再次，首创以《须知》、《学则》的形式来培养儿童道德行为习惯。

儿童道德行为习惯的形成有一个从不自觉到逐步自觉的过程。

因此，朱熹一方面主张要严格地、不间断地对儿童进行道德行为习惯的训练，使之“积久成熟”，自成方圆。

另一方面他又重视《须知》、《学则》的作用，认为可以使儿童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有章可循，有规可依，有利于儿童道德行为习惯的形成。

因此，他曾亲自制定《童蒙须知》和《训蒙斋规》，并为其弟子程端蒙、董铢两人拟订的《程董二先生学则》作跋和推荐。

其中《童蒙须知》影响最大。

它按照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要求，对于儿童日常生活、学习各个方面，都作了极为详细的条文规定。

诚然，这些规定的基本内容是向儿童灌输封建伦理道德，各种规定中也确实存在着繁琐和压抑儿童个性发展的严重缺陷，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抛弃的糟粕。

然而《童蒙须知》对于从小培养儿童良好的生活、学习习惯，实不无可取之处。

如在生活习惯方面，要求“大抵为人，先要身体端整。

自冠巾、衣服、鞋袜，皆须收拾爱护，常令洁净整齐”;“凡脱衣服，必整齐折叠箧中。

勿令散乱顿放，则不为尘埃杂秽所污，仍易于寻取，不致散失。

著衣既久，则不免垢腻，须要勤勤洗浣。

破绽，则补缀之。

尽补缀无害，只要完洁”;“凡为人子弟，当洒扫居处之地，拂拭几案，当令洁净。

文字笔砚，百凡器用，皆当严肃整齐，顿放有常处。

取用既毕，复置元所”;“凡饮食之物，勿争较多少美恶”。

又如在学习习惯方面，要求“凡读书，整顿几案，令洁净端正。

将书册整齐顿放。

正身体，对书册，详缓看书，仔细分明读之。

须要读得字字响亮。

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