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诸方言在我国现代几大汉语方言中，北方方言可以看成是古汉语经过数千年在广大北方地区发展起来的，而其余方言却是北方居民在历史上不断南迁逐步形成的。
在早期的广大江南地区，主要是古越族的居住地，他们使用古越语，与古汉语相差很远，不能通话。
后来，北方的汉人曾有几次大规模的南下，带来不同时期的北方古汉语，分散到江南各地区，于是逐步形成现在彼此明显不同的六大方言。
现各方言之间差异究其原因有三：一是北方汉语与南方古越语在彼此接触之前，其内部就有各自的地区性方言；二是北方汉语南下的时间不同，自然汉语本身就不相同；三是南方各方言分别在一定独特环境中发展。
（1）北方方言（即官话）北方方言占汉族总人口的四分之三，分布在北南文化线（通州县东—南通市东—长江—靖江县北—长江—镇江市东—丹阳县西—金坛县西—溧阳县西—溧水县南—高淳县北—广德县—郎溪县—宣城市—芜湖县北—繁昌县—南陵县东—铜陵县—铜陵市东—青阳县东南—石台县北—彭泽县—湖口县南—九江市南—瑞昌市—长江—黄石市—武汉市南—长江—临湘县—常德市—沅江—怀化市—靖州县—通道县—永州—郴州—桂林东—贺州—柳州南—河池南—百色）以北的全部汉族居住区。
官话一般分为六大区，即北方官话、秦晋方言、兰银官话、中原官话（中部官话）、西南官话、江淮官话。
北方官话内部又分为胶辽官话、冀鲁官话、北京官话、东北官话。
胶辽官话分布在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冀鲁官话分布在河北省、山东省西部、内蒙古宁城县；北京官话分布在北京、河北省北部、内蒙古赤峰市；东北官话分布在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北部、内蒙古东北部。
西周分封燕国之前，北京居民操阿尔泰语系蒙古语组东胡语支。
后来由于黄帝的进入、黄帝之后分封于蓟（今北京宣武区广安门），北京开始操天水的陇中方言（黄帝语言）；特别是西周建立后，分封宗室于燕（今北京房山区琉璃河），燕逐渐强大，东胡大部分被驱逐，北京开始操宝鸡的关中方言（周族语言，与炎帝语言类似）。
此后，北京也一直是汉族、蒙古语组诸民族（乌桓、鲜卑、契丹）杂居，于是北京官话的东胡烙印逐渐显现，关中色彩则逐渐淡化。
辽金元时代，大量少数民族以北京作为首都并驻兵移民，时间长达四百三十年，汉语北京官话加深了与阿尔泰语系的接触，并加强了与东北官话的联系，与汉语中原官话反而在政治上完全分离，处于开放环境中的北京官话发展迅速，成为方言内部分歧最小，语音结构最简单、保留古音最少的汉语方言，时称元大都话，成为现代北京官话的源头。
明朝收复北京后，移民一百三十多万各地的汉族人到残破的北京，由于当时汉族人来源不一，汉族移民们都使用已占少数地位的北京汉族土著所使用的元大都话作为通用语言，元大都话与现在的北京官话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
此后，此后随着元明清三代政治、经济的集中，大量古话文学作品的产生和流传，到了清代中叶，终于使北京语音取代中原雅音的汉语标准音地位。
“五四”运动，把白话文的传播和北京语音的推广结合起来，白话取代了文言在书面语中的地位，书面上和口头上初步统一的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北京语音）基本形成。
民国时汉民族共同语叫“国语”，新中国叫“普通话”。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官话又扩散到新疆省阿勒泰地区的布尔津、富蕴、福海、哈巴河、吉木乃，塔城地区的托里、布克赛尔，石河子市、克拉玛依市，库尔勒市东北的博湖县。
战国以后，就有大量燕国华夏人移民东北，燕人卫满就是带着东北的华夏移民入主朝鲜建国的。
永嘉乱后，北京汉民大量移居东北，但到了唐末全被异族同化了。
五代十国时期，契丹人掳掠大量的北京人入关，这些东北汉人说的北京官话奠定了东北官话发展的基础，1122年金兵占领北京，把北京城里人全部掳掠到东北，这些北京人与辽代先期到来的北京人一起，使得东北官话开始形成。
由于辽金元时期，北京与东北同处一国，联系密切，而与中原汉语沟通不多，所以东北官话基本上也就等同于北京官话。
清军占领明朝的东北领土后，开始说汉语东北官话，1644年满族人和汉八旗人又带着这种方言来到东北人的老家———北京。
1620年东北汉族300万人，由于跟随清军入关，清初东北汉族只剩下15万人了，但到咸丰年间又自然增殖到200多万人，都居住在辽宁中北部。
咸丰以后，允许汉人入关，山东半岛人跨渤海，一部分定居无人居住的辽东半岛，形成胶辽官话的新分布，一部分向北继续迁移，居住在吉林—黑龙江东部；操冀鲁官话的河北人出山海关，定居于吉林—黑龙江西部。
定居吉林—黑龙江的山东人河北人原操与东北官话很接近的北方官话，移民时又都要经过说东北官话的辽宁中北部，加上清政府派遣的官员说北京官话，吉林黑龙江的满族也说东北官话，所以早已在东北扎根的东北官话就成了吉林黑龙江这些山东河北移民的通用语。
夏朝时期，今华北平原西部为华夏族、东部为诸多华夏化很深的东夷。
商朝时期，商完全华夏化，诸多东夷华夏化程度也加深。
西周时期，齐国和鲁国的东夷被华夏化，分别操齐方言—鲁方言（周族方言与东夷语言的融合），华北平原西部的华夏部落操赵方言—燕方言（黄帝语言），但这些方言的差异就如同福州话—闽南话、赣语—客语之间的差别一样大。
战国时期，诸侯混战，齐、鲁、赵、燕方言受了中原官话河南方言（雅言）和秦晋方言的影响逐渐趋于统一，秦朝时齐鲁方言已完全融合趋同。
黄巾之乱、永嘉之乱，华北内部人口流动频繁，齐鲁方言、赵方言、燕东南方言也越来越混化。
北宋定都开封，汴洛音独得天下之正。
此时的齐鲁、赵、燕东南都正好处于京都边缘地区，共同的地理形势和经济状况为华北平原的方言提供了融合的机会，冀鲁官话形成。
至于北京官话独立于冀鲁官话，那完全是北京一直是东胡汉族杂居，并受辽金两代长期首都性统治有关。
元明时期，冀鲁人向天津、北京市平谷县、唐山、秦皇岛移民，扩大了冀鲁官话分布面积。
西周初期，山东半岛存在没有丝毫华夏化的东夷，语言是通古斯与百越语言的融合，跟现在的韩语相象，而与当时的汉语齐方言风马牛不相及。
虽然后来齐国并吞了山东半岛，但齐国华夏族百姓跟这些东夷仍没有机会进行交流。
黄巾之乱、永嘉之乱，山东半岛开始与齐人之间进行相当规模的流动，于是东夷人开始处于开放的环境中，逐渐被汉化，胶辽官话形成。
胶辽官话与冀鲁官话的分界线是：莱州湾—潍坊西—临朐西北—沂源东—沂水南—五莲南—日照东北。
与东北官话的分界线是：桓仁北—宽甸西—凤城南—岫岩北—海城南—大洼南。
秦晋方言分布在山西省、陕西北部、内蒙古河套、张家口西北、河南省新乡安阳以西。
秦晋方言分布区交通闭塞，十里不同音，对古音的保留相对顽固一些，比如保留了入声。
由于该方言区历史上一直汉族与阿尔泰民族杂居的地方，所以秦晋方言里也留下了一些少数民族的痕迹。
战国时期，该方言占领了今河南省黄河以北西部地区，1722年该方言又占领了内蒙古的河套地区。
兰银官话细分为8片：银川市，石嘴山市—平罗—陶乐—贺兰—永宁—青铜峡—灵武—吴忠市—中宁—同心—中卫，宁夏盐池县，兰州市—榆中—民勤，永登—皋兰，古浪—天祝，河西走廊（除敦煌和景泰），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博尔塔拉州—阿勒泰市与青河县—塔城（除托里、布克赛尔）—哈密。
中原官话分布在远古华夏族的传统居住区，今陇海线南北。
苏州市吴江县菀坪镇、宣城市以东部分乡村、皖南广德县、浙江长兴县属于中原官话孤岛。
中原官话又细分为河南方言、关中方言东府话、关中方言西府话、秦陇方言、陇中方言、南疆方言。
河南方言包括河南省九十八个市县、河北省南部二个市县、山东省西南部三十一个市县、山西省西南部汾河谷地二十八个市县、安徽省淮河以北二十二个县市和淮河以南的凤阳县—蚌埠市—霍邱县—金寨县、江苏省徐州市—宿迁市—连云港市东海县赣榆县、陕西省安康市白河县。
①黄帝打败炎帝，二者联合击败了东夷，华北平原西部、汾河渭河平原的炎黄后裔逐渐融合成华夏族，夏、蓟就是华夏族的两个分支。
夏朝统治中原西部（河南省，山西省南部），其语言乃炎黄融合的原始华夏语；蓟统治北京，其语言乃黄帝的原始华夏语。
②商族语言最初是华夏化很深的东夷语，流行于中原东部（今鲁西南—冀南—豫北—皖北—徐州），商朝统治中原几百年后，逐渐与中原的夏族语言融化成今日中原官话的雏形——华夏语。
③以洛阳为标准音的华夏语后来成为东周通用全国的雅言，《诗经》的语言就是雅言，孔子讲学用的就是雅言，而不是鲁国方言，孔子成为推广民族共同语的先驱。
秦朝时推行“书同文”等文化政策，使民族共同语的传播有了政治上的保障。
汉代雅言演化为“通语、凡语”，西汉扬雄编著的《方言》就是用“通语”来解释各地的方言的，这是我国第一部方言著作。
魏晋南北朝时，以洛阳语音为标准的“通语”从中原传向北方和江左一带。
《魏书咸阳王禧传》就有关于北魏孝文帝通令“断胡语”，用正音（洛阳话）”的记载。
南朝宋齐梁陈都建都于金陵（今南京），当时的金陵话是洛阳话的沿用。
④隋炀帝杨广以洛阳为首都，把数万户富商大贾从全国各地迁徙到洛阳，推广以洛阳为代表的正音和正语。
唐朝时，洛阳话仍然被看作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
如孔颖达对经学的传述和注疏，韩愈、柳宗元等在文学上的创作活动等，促进了汉民族书面形式的共同语的广泛流传。
唐代科举时赋诗作文也提出了语音方面的要求，即要符合从魏晋南北朝流传下来的以洛阳语音为标准音的《切韵》的规范。
北宋都汴梁（今开封），洛阳话和汴京话十分接近，两地流传的语音被称为“中原雅音”。
南宋定都于杭州，中原雅音也随之在杭州扩大了影响，以至于今天的杭州话还同中原官话有许多相似之处。
但当时洛阳话仍处于标准音的地位，“中原惟洛阳得天下之中，语音最正”（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
北宋时期中原之音基本定型，与今日河南方言几乎完全一样。
今日北方官话之所以与河南方言大同小异，是历史上北方官话区长期以河南方言为标准来规范自己的语汇和语法系统而形成的。
⑤金人迁都北京后，河南方言的影响扩大到金人统治的大部分地区。
元朝时出现了中原之音（河南方言）广泛传播的“四海同音”的局面。
元人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就是“以中原为则，面又取四海同音”而编写的。
元代汉民族还是以中原之音为正音的。
从明初的《洪武正韵》到清中叶以前，教授标准音的学者都是以中原雅音为依据的。
与此同时，元明清三代随着政治、经济的集中，大量古话文学作品（元杂剧、《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史》、《红楼梦》等）的产生和流传，使北京语音逐步上升到标准音的地位。
元末明初的供朝鲜人学汉语的课本《老乞大》和《朴通事》就是以当时的北京话为标准音而编写的。
清政府曾发布过政令要求各级官员和“举人、生员、贡监、童生皆学习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官话”。
北京语音取代中原雅音的标准音地位，是在清中叶以后。
清朝学者陈冲庆说：“国朝建都于燕，天下语音首尚京音”。
于是乎，汉民族共同语经发展演变，在标准音方面实现了从中原雅音到北京语音的转变，为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诞生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