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差异对译本文体的影响及深层心理探讨摘要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由于自身性别差异对词汇句式的使用、语体的处理都有所不同，这使得译文在文体上殊异彰显。

本文通过对《水浒传》的赛译本和沙译本的对比研究，探讨了译者的性别差异在译文的语气、措词、语体、风格等诸多方面显示出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如何影响译文文体。

同时，对译者的翻译心理也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性别差异《水浒传》赛珍珠沙博理文体影响翻译心理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引言语言作为人类表达自身情感的一种载体，除了其自然属性，还具备社会文化属性。

而语言由于使用者的不同，必然折射出本体的特点。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翻译研究领域文化转向的出现，译者的创造性、主动性逐渐被重视。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通过对语言、文化、交际的转化进行动态选择，以期达到最佳适应度的译本效果。

译者主体性反映在包括个人经历、学历背景、个体偏好、主观意识、对译语文化的态度等多方面。

本文拟对《水浒传》的赛译本和沙译本进行对比分析，不探讨其他影响语言使用的因素，仅通过性别不同的译者对译文的处理来揭示不同性别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在译文的结构、句式、遣词造句、语体风格等诸多方面所体现的差异，目的不在于评判孰优孰劣，而是通过客观描述译文的文体差异来探讨性别差异如何造成翻译心理差异及探索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

一译者及翻译背景简介《水浒传》由于其杰出的艺术特色及在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地位，而被译成多种外文。

其中有三个英译本在翻译界产生了较大影响：赛珍珠女士（pearl s.buck）在上世纪20年代中后期译的“all men are brothers”（1933），杰克逊（j.h.jackson）译的“water margin”（1963），中国籍的美国犹太裔学者沙博理先生（sidney shapiro）译的“outlaws of the marsh”（1980）（以下分别简称“赛译”、“杰译”、“沙译”）。

基于不同的根据和立场，国外评论家对这三个译本评价，大体上是肯定沙译，否定赛译，批评杰译。

国内翻译研究者对三个译本的评论，可能受到外评的影响，亦是对沙译的赞美较多，对赛译的批评较多。

不过，亦有相反的观点。

而对杰译持批评态度的也不少，原因在于杰译太“活”，删改幅度过大，和原文“偏离”太多。

本文之所以选取赛译和沙译进行对比，主要是由于两位译者的性别差异，能凸显其对译文的影响。

之所以没有选择杰氏版，主要是基于两点考虑：一是杰译得太“活”，对原文有过多“偏离”；二是限于篇幅，希望管中窥豹，观其一斑。

赛、沙两人的译者身份复杂，都深受中西方文化的熏陶。

赛珍珠（pearl buck，l892-1973），是以中文为母语之一的著名美国女作家，是最早将《水浒传》翻译成英文在西方出版的作家。

她主要运用异化与直译的手法，将《水浒传》这部巨著原原本本地呈现给西方读者，这与其持有的现实主义价值观相匹配。

沙博理（sidneyshapiro，1915-）原籍美国。

1947年来华，1948年与妻子凤子来到北平，此后曾相继在北京对外联络局、《中国文学》杂志担任翻译、改稿工作。

1963年要求加入中国国籍，后经周恩来总理批准，正式成为中国公民。

沙主张不同种族文化间的平等地位，他用其鲜明的多元主义价值观，向西方读者展示了一个真实的中国。

赛氏的《水浒》成书较沙氏的较早近50年，外加沙氏是在其夫人凤子的帮助下来理解中国固有的文化元素的，因此其译本优于赛氏不言而喻。

可以说，沙氏注重文化要素的传递，其译本杂合了中西方复杂的文化差异，最大限度地处理了原著中的文化要素。

二译本对比分析及翻译心理探析《水浒传》的语言是以口语为基础、经过加工提炼而创造的文学语言。

其语言特色是明快、洗练、准确、生动。

无论是作者的描述语言，还是作品人物的语言，许多地方都惟妙惟肖，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写景、状物、叙事、表情，极为灵动传神。

王德春在《语境学是修辞学的基础》一文中指出：“语境就是时间、地点、场合、对象等客观因素和使用语言的人、身份、思想、性格、职业、修养、处境、心情等主观因素所构成的使用语言的环境。

”1 词组及词汇的翻译《水浒传》书名的翻译。

“水浒”通常被译成“water margin”，指的是书中许多事件的发生地。

赛珍珠认为书名这样去译，西方读者肯定不知所云，她先后试用过《侠盗》、《义侠》等名，但自己都不甚满意。

直到出版前不久，她才突来灵感，想到了《论语》中的一句名言：“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于是，纽约庄台公司在1933年出版这本上、下两卷的译著时，即以“all men are brothers”为名。

沙氏在《水浒传》翻译工作接近尾声的时候，同样也遇到了书名如何翻译的麻烦。

当时正值“文革”时期，江青为表达对周总理的不满，把周总理比喻为新中国的宋江。

因此，当得知沙博理将《水浒传》翻译成“heros of the marsh”的时候，曾有人表示出强烈抗议。

争辩之中，沙博理巧妙地将outlaws（好汉）妙解为土匪的意思，从而化解了关于书名的争议。

通过对书名的翻译可以看出：赛氏作为一名女性，加上童年又在中国长大，因此深受中国传统儒学的影响，一方面，其固有的女人的心理——希望天下太平、四海皆兄弟的美好愿望在其译文中得以体现；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女性翻译者在翻译时，有意对译文的操控，凸显译者的主体意识、喜好，并把其喜好、意识反映在其译文中。

同时，还可以看出，赛氏对于书名的译法，从其心理而言，有种刻意向男性心理趋同的情结：一是由于原著所写题材的原因，二则是因为女性译者渴求自身身份得到社会认同的原因。

而沙氏由于受到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不得已将其原译“hero”改为“outlaw”。

但“outlaws”在英国文化中仍有绿林好汉的意思，如robinham就是行侠仗义的outlaws，字虽改，义未变。

因此，从沙氏选取hero和outlaw两词可以看出，作为男性译者，其翻译心理自然是男性化的崇尚英雄、绿林好汉的情结。

再如，王伦向林冲要投名状，赛译为“正式申请”（formalapplication），所谓申请，是指还需得到批准，而投名状实际上是入伙证书；沙译则为“入伙证”（membership certificate），从这里可以看出，女性译者在语言处理上较男性译者更趋于优雅、正式、规范。

2 句子层面的翻译原文：武松在上景阳冈时，喝完酒后，趁着酒兴，说：“休要胡说！没地不还你钱，再筛三碗来我吃！”赛译：“don’t talk nonsense,”said wu sung,“i won’t cheat you.i’ll pay you,so bring me three more cups of wine.”沙译：“poppycock!i am paying,aren’t i?pour me three more bowls.”赛译的句式较长、较正式，看不出武松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武人，再加上酒后的原因，反倒使人感觉他既礼貌又体贴，这与原著中武松的性格、话语不相吻合；而沙译用词简练，一个俚语“poppycock”、一个动词“pour”，加上简短的祈使命令句，便让人看出了武松的极不耐烦，性格的粗俗与豪放。

究其原因，可能与赛氏将题目译为“四海皆兄弟”的侠义情结及其在神父这样严谨的家庭成长有关。

既然题目定了基调，那文中的人物言语自然要为整体风格服务，同时由于其出身家庭的熏陶，因此从她的译文可以看到女性译者对于原文的“操控”痕迹以及其所受文化影响在其译文中体现的痕迹。

而沙氏身居原著的故乡，加上身边亦有得力助手，再加上其先前律师的身份：与形形色色的人打过交道，熟知各种人的言语特征，因此他以其男性的心理来传译男性的话语，自然能将其话语的语域特征展现出来，亦与其译文的“outlaws”的风格亦相吻合。

以上对比反映出女性主义翻译在实践上极力提倡一种译者干预性的（interventionist）翻译实践，要求对翻译文本进行女性主义的创造。

正如弗洛图（luise von flotow）所说，女性主义翻译的三种实践方式：增补（supplementing）、劫持（hijacking）以及加写前言和脚注（prefacing and footnoting）“增补”是为了弥补语言间的差异。

3 双关语的处理谐音和双关语（pun），是翻译家最为头疼的部分。

好的翻译，好比对对子，作者出的是漂亮的中文，译者对以地道的英文，虽文字不同，意思却要相合。

下面，从对双关语的翻译来看两位译者的不同处理方式，试以鲁达上山一节为例：鲁智深在五台山出家后，不学坐禅，选了中间的禅床倒头便睡，禅和子只得叹气道“善哉！”鲁智深便道：“团鱼洒家也吃，甚么‘鳝哉’！”禅和子道：“却是苦也！”鲁智深便道：“团鱼大腹，又肥甜又好吃，那得苦也？”此处的“善哉鳝哉”为谐音，且看赛氏与沙氏的各自译文：赛译：a priest exclaimed,“what a calamity!”lu ta shouted,“even a tortoise i shall eat;what calamity will there be?”the priest replied,“of course there will be a calamity.”lu ta said,“a tortoise has a big belly,but the fat is sweet and nice to eat,so why should there be a calamity.”沙译：“evil!”exclaimed the monk.“what is this talk about eels?it’s turtles i like to eat.”“oh,bitter!”“there is nothing bitter about them.turtle belly is fat and sweet.they make very good eating.”通过对比可以发现：赛氏对于双关语并未做处理，而是直接意译，看不出原著中的幽默、有趣之味，平淡无奇。

且不论二者的语言功底如何，单从性别差异上看，可以看出女性译者在处理双关语这样高难度的修辞方法时，操作过于简单化；而且赛氏用“calamity”一词又过于书卷气十足，不适用于口语表达，表现为求易的心理趋向。

正如弗洛图所言，女性译者在译文中的劫持化（hijacking）现象比较普遍。

再看沙氏译文，沙氏在此匠心独运，巧妙地用“罪”和“鳝鱼－鳗鱼”的英文谐音词和中文的谐音词相对应，让人捧腹大笑之余，不免要为之拍案叫绝！从性别差异上看，男性译者面对高难度的修辞手法，另起炉灶，用“evil”和“eels”进行对应处理，还原了原著的修辞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