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汉乐府民歌中女性的爱情与婚姻摘的要：汉乐府民歌中涉及女性爱情婚姻的诗作较多，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汉代女性的爱情与婚姻状况，她们或大胆冲破束缚，追求爱情；或情感真挚，缠绵相思；或富贵不淫，威武不屈；或柔韧坚强、忠贞不渝，体现了汉代女性健康向上的爱情价值观，并揭示了造成她们不幸命运的社会根源。

关键词：汉乐府女性爱情婚姻汉乐府民歌是继诗、骚之后我国古代文苑中的又一奇葩，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广阔的社会现实生活和人民的爱憎情感。

现存的40余首汉乐府民歌，其中涉及女性爱情婚姻的诗作几乎占了三分之一，许多篇目脍炙人口，至今仍被奉为经典。

汉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定型期，也是封建礼教日益形成的时期，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假借“天意”将所谓的神权、君权、夫权绝对化和神圣化，明确提出了“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观念。

那些专为女性而设，用以维护男权的清规戒律，如“三从”、“四德”、“七去”等相继出台，女教也逐渐形成系统化理论，并在现实生活中日趋发挥作用，逐渐成为女性爱情与婚姻的束缚。

在这种环境中，女性的婚恋观各不相同，有的敢于冲破束缚、追求婚恋自由；有的敢爱敢恨、果断决绝；有的勇于抗争，坚贞不屈；也有的逆来顺受、悲悯哀怨；她们的形象，有的天真烂漫，有的柔韧坚强，有的泼辣洒脱，有的略显懦弱。

本文试图从四方面来浅议汉乐府民歌中的女性形象及其她们的爱情与婚姻观念。

一、纯真少女，忠贞热烈爱情，是人类永恒的追求。

在汉乐府民歌中，不乏歌颂美好爱情的篇章，塑造了一些渴望美好爱情并勇于追求的女性形象。

汉代，尽管一些封建纲常不断出台，但与明清相比，其对女性的束缚仍然相对宽松。

因此在汉乐府民歌中，女性尤其是少女，对爱情的表达一般都较坦率直露、大胆泼辣。

例如《上邪》：“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这是一位痴情女的自誓之词，其以大胆的想象与夸张，连用五件千载难逢、极度反常的自然现象来表白自己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坦率真诚，热情奔放，犹如江河决堤，一泻千里，表现了汉代女性追求爱情专一、坚贞执著的价值观。

汉乐府中也有表现爱情委婉含蓄的，如《江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

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从表面看，这是一首采莲诗，描绘了采莲青年愉悦欢快的采莲场面。

但这实际又是一首爱情诗，古人常以“莲”谐“怜”，象征爱情，以“鱼”谐“侣”，一群青年男女沐浴爱河，嬉戏欢闹，天真烂漫，无忧无虑。

诗歌意境优美，轻松活脱，在反复咏唱江南秀丽风光的同时，委婉含蓄地表现了采莲女与意中人嬉戏相恋的欢愉之情，以此代表了当时人们对自由、美好爱情的渴求与向往。

二、烈烈贞女，威武不屈汉代贫富悬殊，在汉乐府民歌中也有真实的写照，穷者“盎中无斗米储，还顾架上无悬衣”（《东门行》），富者“黄金为君门，白玉为君堂”（《相逢行》），也正如班固所言“富者田连阡陌，穷者身无立锥之地”（班固《汉书?食货志》）。

富贵权势者不仅过着奢华糜烂的生活，还凭借自己特有的权势与金钱，常到民间骚扰，搜罗美女，以满足淫乐腐朽的生活。

《陌上桑》便是一首富有喜剧意味的叙事诗，叙述了一位名叫罗敷的采桑女，拒绝五马使君相调戏的故事。

才貌双全，智勇兼备，面对权势逼人的使君，罗敷沉着冷静，不卑不亢，以巧妙机智的言辞回绝了使君的无礼求婚，并使使君知难而退。

此诗塑造了机智、勇敢、不慕权贵、不畏权势、爱情专一的采桑女形象，寄托了汉代女性追求两情相悦而非趋炎附势的爱情婚恋观。

晋人崔豹《古今注》说：“《陌上桑》者，出秦氏女子。

秦氏，邯郸人，有女名罗敷，为邑人千乘王仁之妻。

王仁为赵王家令。

罗敷出，采桑于陌上，赵王登台见而怡之，因置酒欲夺焉。

罗敷巧弹筝，乃作《陌上桑》之歌以明之，赵王乃止。

”对此后人多有异议，但不妨备为一说。

据范晔《后汉书?崔马因传》记载，汉代太守、刺史有春天巡行属县的惯例，说是“观览民俗”，“劝人农桑”，实际往往“重为烦扰”。

《陌上桑》当缘此事而发，揭露当时官员巡行扰民的真相，暴露了上层社会一些荒淫官吏的本质，寄托了汉代女性不慕权贵，追求纯洁爱情的价值取向。

三、哀婉思妇，缠绵真挚汉代征役与游宦较盛，因而夫妻分居、游子思妇也是常见的社会现象。

如《饮马长城窟行》：“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

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

梦见在我傍，忽觉在他乡。

他乡各异县，辗转不相见。

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

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

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

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饭，下言长相忆。

”此诗又名《饮马行》，萧统《文选》题为“乐府古辞”，徐陵《玉台新咏》题为蔡邕作，现一般认为是一首民歌。

李善《文选注》说：“言征戌之客至长城下窟泉饮其马，妇思之，故为《长城窟行》。

”此诗以思妇的口吻抒情叙事，前半写“思”，后半写“书”，通篇写“相忆”，虚实结合，将女主人公深切真挚、哀婉缠绵的相思之苦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这里思妇所思的“在他乡”者，身份不明，或为征夫，或为役人，或为宦游之士，可见汉代的战争、徭役、游宦等社会现象也带给女性婚姻深切的痛苦与不幸。

两地分居，女性痴痴盼望，有时盼来的却是“在他乡”者有了“他心”，如《有所思》中“有所思，乃在大海南。

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女主人公日夜思念远在大海南的意中人，小心翼翼保存着他们爱情的信物，热切盼望其归来，但盼来的结果却是“闻君有他心”，思妇转眼沦为弃妇，其悲剧性质更深一层，反映了汉代各种社会原因给女性婚姻带来的不幸。

四、悲怨弃妇，柔韧坚强汉代，随着董仲舒在“天人感应说”基础上提出的“三纲五常”的定性与发展，女性的地位日趋低下，夫权至上，男性成为女性的主宰，女性逐渐沦为男性的附属品。

而《礼记》中“三从”、“四德”在这一时期更加强化，女性被套上层层枷锁。

即一方面男性主宰着女性，另一方面男性对女性要求日趋完美。

女性稍有不慎，随时可能遭遇被休弃的命运。

《大戴礼记?本命》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盗窃，去。

”除了这七种理由，由于男性的喜新厌旧、他人的诽谤、父母不悦等皆可成为女性被弃的原因。

这一社会现象在汉乐府中更有生动的展现。

汉乐府民歌中描写弃妇的篇章最多，为我们展现了形形色色，因各种理由而被弃的妇女形象。

她们中，有的因年老色衰而被弃，如《怨歌行》中以“团扇”自喻的弃妇，年轻貌美时“出入君怀袖”，年老色衰时是“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

”有的是因他人诽谤而被弃，如《圹上行》中的弃妇，就因“众口铄黄金，使君生离别。

”有的因男方有二意被弃，如《有所思》中“闻君有他心”，“相思与君绝”的女子，又如《白头吟》中“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的女子。

有的因家长不悦而被弃，如《孔雀东南飞》中品貌出众的刘兰芝，“精美世无双”，遵从“四德”，“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颂诗书”。

嫁入夫家后，“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

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歇。

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其孝顺公婆，逆来顺受，但婆婆却认为“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坚持让儿子将其休掉。

有的是不知其因无辜被弃，如《上山采蘼芜》中的弃妇，诗中未交待被弃原因，评论者多有推测：一说是故夫喜新厌旧，一说是弃妇无子，一说是不悦父母。

但从诗面即故夫言“颜色类相似，手抓不相如！”“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

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

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中可知，该妇勤劳、能干、美丽、柔顺，但仍被遗弃，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无论怎样她都是无辜者，这就无情暴露了当时女性在婚姻中的悲惨遭遇与难以把握自己命运的社会现实。

然而，在面临爱情婚姻中的种种不幸与悲剧时，汉乐府民歌中的女性又性格各异，呈现出不同的应对态度。

有的逆来顺受，旧情难忘，如《上山采蘼芜》中“长跪问故夫”的弃妇，又如《圹上行》中“想见君颜色，感结伤心脾”、“念君常悲苦，夜夜不能寐”的弃妇，从她们身上体现出了古代女性柔顺坚韧、用情专一的特点。

有的激烈反抗，主动相绝，如《有所思》中的女子“闻君有他心”后，将他们爱情的信物“双珠玳瑁簪”是“拉杂摧烧之。

摧烧之，当风扬其灰”，并言“从今以往，无复相思！相思与君绝”，果敢刚烈，毅然决绝；《白头吟》中女子更是态度主动，“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并对男子表示一种轻蔑：“男儿重义气，何用钱刀为！”有的是以身殉情，无声反抗，如《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当婆婆不悦，被遣归家，可她仍爱情专一，与仲卿结下磐石、蒲苇之盟，当兄嫂逼嫁时，她举身赴清池，以身殉情，以示对封建家长制的反抗。

总的说来，这些不幸的女性在面对苦难时，既表现出了中国传统女性柔韧坚强的精神本质，又体现出了她们渴求忠贞爱情、敢于与封建礼教和不平等地位相抗争的精神。

纵观汉乐府民歌中以上四类女性，较真实的反映了汉代女性的爱情与婚姻生活，一方面体现了她们爱情价值观，一方面又展现了她们在爱情婚姻生活中的不幸以及社会根源。

从个人爱情观来看，汉代的女性都热烈追求爱情，且敢爱敢恨。

无论是恋爱中女子大胆追求爱情，还是婚姻中要求双方忠贞不渝，无论是恋爱中被负，还是婚姻中被弃，女性在恋爱婚姻中大多持主动积极的态度，敢爱敢恨，一旦发现对方有二意，即有“慧剑斩情丝”的魄力。

为了爱，她们蔑视富贵权势；为了爱，她们饱尝相思与孤独；为了爱，她们忠贞不渝，积极追求；为了爱，她们坚贞不屈，甚至以身相殉，“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白头吟》），她们把爱情的真诚与专一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体现出一种积极追求、健康向上的爱情价值观。

另一方面，从社会现实来看，她们又是不幸的。

汉代是我国封建礼教的形成期，所谓“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七去”等封建礼教渐渐成为套在她们身上的枷锁，是造成她们不幸命运的最终根源。

另外，战争、徭役、游宦以及权贵的压迫等社会现实，也是带给她们痛苦与不幸的原因之一。

故在“汉乐府民歌中，我们很少读到像《诗经》的‘国风’所常见的轻松愉快的男女相悦之词”，“更多的还是弃妇和怨女的悲述与抗议”（游国恩等编《中国文学史》）。

这也为我们了解汉代社会开启了一扇窗口。

参考文献：1、（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2、萧统《文选》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3、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4、崔豹《古今注》，上海：涵芬楼19375、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6、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