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证明标准与适用《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在被告人最后陈述后，审判长宣布休庭，合议庭进行评议，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分别作出以下判决：(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二)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三)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也就是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一般认为，对“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可以作以下理解：(1)据以定案的证据均已查证属实。
这是指作为定案根据的每一个证据都具有证据的本质属性，即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
(2)案件事实均有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
这是指司法机关所认定的对解决争议有意义的事实均有证据作根据，没有证据证明的事实不得认定。
(3)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得到合理的排除。
办案中收集到的证据可能与其他证据或案件事实有矛盾，这时，必须进一步补充证据，有根据地排除矛盾，查明事实真相，否则，不得认定有关的事实。
(4)对案件事实的证明结论是惟一的，排除了其他的可能性。
以上四点必须同时具备，才能认为是达到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
有一种观点认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就是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分，这是正确的。
因为在司法实践中，我们根本做不到完全发现或者证明原来客观上发生的事实。
这是符合证明的相对性原理的。
但是，应当注意，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分，并不等于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基本确实、充分。
因为诉讼必须对于基本的事实，实际上也就是实体法规定的要件事实作出清楚的证明。
但是，事实基本清楚，则是大大降低了对于案件事实本身的证明标准和要求。
两者是性质不同的事实认定标准，不可同日而语。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证据充分，就是证据越多越好。
这是不准确的。
案内证据再多，如果不符合上述对“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四点理解，则不能认为达到了证明标准。
相反，如果符合上述标准，三五个证据也可以定案。
另外，证据确实充分也不意味着必须对所有的证据都要收集，收集的证据只要能满足以上四个要求即可。
事无巨细，统统收集，既无必要，还会浪费人力物力，降低诉讼效率。
我们知道，证据确实、充分不但是对证据量的方面的要求，而且更重要的是对证据总体上质的方面的要求。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刑事诉讼中，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在侦查终结、提起公诉、法院判决时都实行统一的证明标准。
但是，这样规定是不正确的，证明标准应当有一种阶段性，即审判阶段的证明标准最高，依次往前，审查起诉、侦查终结、逮捕、立案的证明标准应该相应降低。
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完全正确。
实际上，决定起诉和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是一致的，因为承担证明责任的都是检察机关，只不过判断证明是否达到标准的主体不同而已。
但是，立案、逮捕、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等的证明标准应当与上述标准不同，这是因为，立案、逮捕、侦查终结移送起诉时的证明，在本质上并不是对实体法事实所作的证明，而是对这些程序法事实是否成立所作的证明。
实体法事实和程序法事实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事实，它们的证明标准也应当不同。
前者适用严格证明的标准，后者适用自由证明的标准。
(二)排他性标准前文提到，对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一般应作如下理解：(1)据以定案的证据均已查证属实;(2)案件事实均有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3)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得到合理的排除;(4)对案件事实的证明结论是惟一的，排除了其他的可能性。
这种证明标准，被称为“排他性标准”。
这种“排他性标准”对《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标准作了富有可操作性的理解，有利于司法实践中把握和运用。
但是，这种理解，仍然存在着似是而非之处，对此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首先，对于“排他性标准”，人们一般容易将其理解为“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
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在现实中，这种要求却是不容易把握的。
因为在通过证据推测事实的作业过程中，可能性往往有很多种，有的可能性对正常人来说是不可能接受的，但如果将这种可能性也排除掉，则定罪量刑将会难上加难。
比如，在下文提到的一则来自日本的案例(判例C)中，如果按照“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的标准，则应当对被告人宣告无罪。
又如，利用职务之便占有公共财物的人，宣称其这样做的目的是将这些财物交给穷困之人，以实现社会正义(当然财物在其手中)。
按照这种标准，也不能对其定罪，但这样做，显然超出了正常的、理性的人的经验范围，司法活动的理性色彩将会丧失殆尽。
因此，被排除的可能性，只能是正常的可能性，即“合理怀疑”，而不应当是一切可能性。
其次，也有人认为，“排他性标准”是指对案件事实的证明达到100%的真实性。
这种说法值得商榷。
第一，根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原理，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不可能达到100%的真实性。
这在本书第一章有详细论述。
第二，现代哲学研究发现，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是与“相关性标准”分不开的。
比如，“我在610房间杀了他”与“我在走廊东头的一个房间中杀了他”，就运用了不同的相关性标准。
100%真实的说法忽视了相关性标准的存在。
也就是说，换一种相关性标准，原来认为100%真实的事实，就可能不再是100%真实了。
实际上，由于人对案件事实的认识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活动，因此不可能对认识结论作出精确的数学计算。
从这种角度说，“确信”、“合理确信”、“真诚确信”或者“确信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说法，则显得更为精确。
人们可能会用司法实践中办了许多正确的案件来证明，100%真实应当而且可以达到。
但这种证明在逻辑上是不周延的。
实践中存在正确案件只能说明没有相反证据证明其不正确，而不能与这些案件中认定的事实100%真实划等号。
总之，“排他性标准”虽然对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明标准作了相当程度的具体化，但在可操作性上，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困难。
相比之下，“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则显得更为可取。
(三)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据台湾学者李学灯考证，排除合理怀疑“在英国法上可以追溯至18世纪的初期。
开始要求如对被告定罪量刑，须有明白的根据。
以后曾用各种不同的术语，用来表示信念的程度。
最后仍用疑字作标准，即所谓‘合理怀疑’，亦即须信其有罪至无合理之怀疑。
到了19世纪初期，流行一种典型的说法，就是由于良知的确信，足以排除一切合理怀疑”。
那么，究竟什么才是合理怀疑呢?所谓有合理怀疑，按照19世纪美国一位首席法官的说法，就是在一切证据经过全部比较与认真考虑以后，审理事实的人本着道义和良知，对于所诉的事实，不能信以为真。
如依一位爱尔兰法官所说：“所谓怀疑，当然只是一种可以说出理由的怀疑，而不是无故质疑。
否则，对于任何纷纭的人事，都可以发生想像的或幻想的怀疑。
因此，所谓合理之怀疑，并非以下各种的怀疑：非任意妄想的怀疑，非过于敏感技巧的怀疑，非仅凭臆测的怀疑，非吹毛求疵、强词夺理的怀疑，非与证言无徵的怀疑，非故违背告诫说以逃避刑责的怀疑。
如果属于以上各种的怀疑，即非通常有理性的人，所谓合理的、公正诚实的怀疑。
”如果以上的经典论述仍不足以让人们理解合理怀疑的含义，那么，日本学者的研究或许能给我们更进一步的说明。
他们认为，关于什么是合理的怀疑，从证据提出和辩论所达到的客观状态来看，可以考虑以下的因素：1.合理怀疑的概念。
即使事实的某些部分或细节尚未弄清，只要对这些部分的疑问不至于影响要证事实本身已达到的证明度，则这种疑问就不属于“合理的怀疑”;反之，如果局部或细节的不明足以动摇要证事实本身的证明度，则存在“合理的怀疑”，不得认定有罪。
下面两个相反的判例显示了这两种情况的具体样态。
判例A：住宅的烧毁系由被告放火所为，这一点从证据上看是清楚的。
但是，被告以何种手段、在住宅的什么部位引的火，并不明确。
后者的不明并不能导致对被告放火的事实本身产生合理的怀疑。
被告被判定有罪(高松高等裁判所1953年9月7日判决)。
判例B：住宅被烧毁是否因电热坐垫出火而引起尚有疑问。
如果失火不是由于这一原因，则被告是否有过失责任就成为问题。
因此，是否由电热坐垫出火引起或在这一点上的不明所导致的疑问属合理的怀疑，不能认定失火罪的成立(大阪高等裁判所1952年5月10日判决) .2.合理的怀疑或反论的余地应该是具体的、有一定根据的。
抽象的、纯理论上的怀疑或缺乏一定事实根据的怀疑不能称为合理怀疑。
关于这一点理论上尚有争论，但司法实践中基本上是按此基准运作的。
以下是两个具体的例子：判例C：被告人在所住宿的旅馆中悄悄潜入邻室，从墙上挂着的他人衣物中拿走了内有现金的钱包一个。
在审判中被告主张他拿走钱包不是偷窃，而是为了“创造与住在邻室的人的交际机会”。
裁判所承认，一般说来，根据生活经验这种可能性也并非绝对不存在，但如果没有具体的根据则只是一种抽象的纯理论上的怀疑，不足以动摇事实的证明度。
被告被宣告有罪(最高裁判所1948年8月5日判决)。
判例D：在放火案件的审理中，存在着对被告人甲不利的相当数量的间接证据，但是这些证据大多对另一人乙不利。
尽管可以判断放火不是甲就是乙所为，但究竟是谁却不能从证据上得到确定。
尽管被告人嫌疑大，但因存在着合理怀疑的余地，只能宣告无罪(大阪高等裁判所1954年9月25日判决)。
当然，究竟什么是合理怀疑的问题，在日本并没有彻底得到解决。
但其现有的理论成果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向我们展示了极其重要的内容，这对我们的司法理论和实践有着不容忽视的借鉴价值。
对于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我们可以在逻辑上作一番推论和证明。
法律事实观要求，一切进入刑事程序的证据，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格制约，这种制约表现在两个方面：(1)刑事实体法的制约。
它规定了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的构成要件，证据必须与其具有相关性，才有可能具有可采性。
(2)刑事程序法和证据法的制约。
它们规定了证据的可采性标准。
同样，依据这些证据认定案件事实，也必须受到法律的制约。
在刑事诉讼中，不存在超越于法律之外的客观事实，所有的事实必须在进入刑事程序之中的证据的基础上，并且依照法定的程序推论出来，即根据法律规定的机制和标准得出关于事实的结论，这也就是法律事实，而法律事实应当具有合理的可接受性。
然而，如何使法律事实具有合理的可接受性呢?不言而喻，这种关于事实的结论，其精确度要达到很高的程度，我们才可以接受。
最高的标准当然是客观真实，但这种标准不但难以实现，而且还会带来消极后果。
可能性的标准显然又太低了，我们不能说因为某人可能实施了某一犯罪行为，就宣称他是罪犯。
所以，案件事实的结论必须具有一定的确定性。
但问题是，这种确定性并不好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