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环境法律制度及其时代意义环境问题是人类面临的重大社会性问题之一。
人类在环境中生存和发展，伴随着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历史，人类也无时不刻地向大自然进行索取和交换。
今天的人类社会，依然存在着环境问题，仍然要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
如何更好地解决当代的环境问题，处理好发展和环境的关系，中国古代环境法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借鉴。
一、中国古代环境法律制度法律规范是构成法的整体的基本要素或单位。
研究中国古代的环境法，主要是研究存在于各种法律形式中的环境法律规范。
中国古代环境法的基本规范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对规律认识的进程，由浅入深，由零散到集中，可以划分为两个层次：（一）简单而基本的环境法律规范1、古代的环境禁令是最早的环境法律规范根据史料记载，早在西周时期，中国就有了保护生态环境的机构和官员，也颁布了一些生态禁令，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
西周所设的环境官员主要有山虞、泽虞、林衡、川衡等，《周礼·地官司徒（下）》载：“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之守禁，仲冬斩阳木，仲夏斩阴木……”。
这些官职在春秋战国时期依然存在。
正如《管子·小匡》叙述的那样:“市立三乡，工立三族，泽立三虞，山立三衡。
”其职责也和前代大体相同。
战国时期还出现了许多新的生态管理官员，这些官员的名称在《周礼》和《礼记·月令》及《吕氏春秋·十二纪》中都有记载。
西周颁布的《崇伐令》规定：“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
《逸周书·文传篇》也有记载周文王叮嘱太子发要注意保护环境。
有学者认为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环境保护立法，也有学者认为这还不能认为是环境法，只是一种环境禁忌。
梅因认为人们研究时往往忽视了法律出现的特定实践以前很遥远的时代中，法律实际上究竟是怎么样的，他在《古代法》中提出，对法的研究“应该从最简单的社会形式开始，并且越接近于原始条件的一个状态越好”。
另外，从法律的实质内容分析，上述条文均表现为调整人与自然关系内容上的人与人的关系的规范，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古代奴隶社会就出现了环境法。
古代天子每个月初都要颁布一些禁令，规定每个月份不能做什么，这就是月令制度。
根据《吕氏春秋·十二世》记载：孟春之月，“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无用牝，禁止伐木，无覆巢，无杀孩虫胎夭飞鸟，无*无卵”；仲春二月，“无竭川泽，无漉陂池，无焚山林”；季春三月，“时雨将降，下水上腾，循行国邑，周视原野，修利堤防，导达沟渎，开通道路，无有障塞，田猎毕弋，四且罘罗网，喂兽之药，无出九门”；一直到季冬十二月，“命渔师始渔……天子乃与卿大夫饬国典，论时令，以待来岁之宜”。
一年四季十二个月，每个月都有禁令，飞禽走兽，山林川泽，堤防水坝，该保护时就保护，该捕杀采伐时就捕杀采伐，面面俱到，秩序井然。
月令制度一直被后来的统治者继承和发扬，这些规律已经深入到老百姓的生活中，转化为社会习俗，客观上起到调节人与自然的作用。
2、从秦朝到清朝，我国各个封建朝代都有关于环境保护的立法春秋战国时代的剧烈变革，为封建法制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战争、天灾、人祸等原因使得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迫使统治者必须采取更加有效的办法来最大程度地限制人们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于是，适应封建王朝的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终于形成。
出土于睡虎地的《秦律·田律》以详细的法律条文规定了战国后期的秦国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具体条文是：“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壅)堤水。
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卵彀，毋……毒鱼鳖，置阱罔(网)，到七月而纵之。
唯不幸死而伐绾(棺)享(椁)者，不是不用时。
邑之纟斤(近)皂及它禁苑者，阝井时毋敢将犬以之田。
百姓犬入禁苑中而不追兽及捕兽者，勿敢杀;其追兽及捕兽者，杀之。
河(呵)禁所杀犬，皆完入公；其它禁苑杀者，食其肉而入皮”。
上述文字的大致意思是，在春天的二月不准上山砍伐林木，不准堵塞水道；不到夏季，不许烧草肥田，不准取鸟卵，还规定了对其它动物的保护措施。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虽然《秦律·田律》中的规定，在内容上与《吕氏春秋·十二纪》以及《礼记·月令》有类似的地方，但是其内容的详尽和具体均超过了之前的任何一条法律规范。
中国古代的生态环境保护以成文法的形式出现，这对更加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同时，它对于后世社会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秦朝以后的各个王朝，基本上都有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其来源无疑是战国末期的这些生态保护法规。
（二）由法律规范群集合而成的相关法律制度在中国法律史上最负盛名的《唐律疏议》在《杂律》一章中对自然环境和生活环境的保护作出了更为详细的规定。
规定了破坏环境责任人与环境管理部门的主管人员失职均应受到处罚，如“诸侵巷街、阡陌者，杖七十。
若种植恳食者，笞五十。
各令复故。
虽种植，无所妨废者不坐。
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论。
主司不禁与同罪。
”《杂律》中规定的范围特别广泛，山、林、水、火、庄稼都在严格保护或管制的范围之内。
“诸占固山野陂湖之利者，杖六十”；“诸不修堤防及修而失时者，主司杖七十”；诸失火及非时烧田野者笞五十”；“诸弃毁官私器物及毁伐树木、庄稼者，准盗论”。
唐代的环境保护思想基本继承前代，但是在环境法制上却有了新的突破，唐代管理环境保护的部门是尚书省的虞部，其管理的范围比以前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宽泛，除了山林、川泽、庄稼、苑囿外，还兼具城市环卫绿化管理的职能，如大历八年七月敕：“诸道官路，不得令有耕种及砍伐树木，其有官处，勾当填补”。
宋朝社会经济虽然达到了小农社会自然经济的顶峰，但是其执政者的主导思想依然是重农抑商，因此其在农业方面的环境保护规范也有所发展。
如已经认识到一些生物链的存在及其对农业的影响，“浙人喜食蛙，沈文通在钱塘日切禁之”（宋神宗年间彭乘所著《黑客挥犀》）、“有村民犯禁，为门卒所捕，械至于庭”（赵葵《行营杂录》载）。
在当时，已经有有识之士认识到围湖造田的后果，龚明之所著的《吴中纪事》早就指出了围湖造田将使湖泊失去调节水量的功能，祸害无穷，但是这样的认识并没有反映到执政者的法令中。
《明律》、《清律》多延唐律，也有类似保护环境的规定，但是也有自身的一些特点。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明清年间，环境保护的范围有了进一步的扩大，但是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和人口的增多，对自然资源消耗也进一步增加，为了满足逐步增多的人口的生存需求，明代实施了山泽弛禁，将原本由国家管制的山林湖泊部分弛禁，清代则是开放一定的地区给百姓垦殖，这些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眼前的问题，但是从长远上最终牺牲了环境利益。
发展和环境的关系在古代已经出现。
二、中国古代环境法的特点（一）从法律制度上看，古代环境法属于诸法合体，没有单独的环境法，把环境资源的管理作为行政管理的范畴，但是从内容上分析，古代环境法调整的对象依然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或基于人与自然而产生的人与人的关系。
（三）古代环境法特别注重对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保护。
这和我们古代的社会制度有关，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主要是以农耕经济为主，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也是服务于农业生产的。
农耕经济和自然的密切联系使得中国古代的环境法规范也多表现为对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保护。
前面所提到的例子大多具有这样的特点。
最典型的莫过于《唐律疏议》，其专章规定了对山、林、水、庄稼等多种自然资源的保护，并规定了破坏各种自然资源的严格处罚措施。
在古代社会，对资源环境的损害不仅仅是一个环境问题，更是社会问题，涉及到封建社会的经济根本。
因此，管仲在他的《管子·轻重甲》中提出“为人君不能谨守其山林薮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这也包含了保护自然资源与国家统治者的治国理念之间的辩证关系。
（三）古代环境法体现了朴素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当今人类社会处理环境与发展关系的战略思想，要求发展经济要优化资源配置，供给发展的资源不应超过环境保持良性循环的承载能力。
这种战略思想在古代法律思想及相关环境立法中已有萌芽。
古代环境法规范特别强调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其目的是使自然资源能够永续不断地为人类所利用。
管仲在其《荀子·王制》中提出，圣王之制就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
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
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这充分体现了古代环境法的宗旨和要义，也是一种朴素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近代的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和外延都远远比古代环境法丰富。
（四）古代环境法具有丰富的环境生态伦理，这是古代中国环境保护法律存在和发展的思想基础。
影响最为深远的环境生态伦理就是“天人合一”的有机整体观。
“天人合一”要求人们在处理与自然关系时，要充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规律的客观要求，其认为天地人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追求人与自然的统一，使人与自然之间达到完美的和谐。
道家学说把“天人合一”概括为“自然无为”的方法论。
立法上，老子把法律分为人为法和自然法，并极力推崇自然法，要求人们遵从“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认为自然界至高无上，是一切法的源泉，立法时应充分考虑自然规律的要求。
“天人合一”观对我国的古代立法影响很大，其中最典型的一例就是对古代断狱和行刑时间的限制，从汉代时起，一直沿用春夏季节不执行死刑的制度，其原因就是春夏季节万物生长，主生不主杀，而秋冬季节则草木凋零，主杀不主生，这样规定乃“敬顺天时”，顺应时节。
这些规定，虽然过于教条并带有迷信色彩，但在追求人类的行为与自然的节律相合拍，实现人与自然最完美的和谐、协调方面仍有可取之处，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的尊重。
三、古代环境法对当代环保工作的启示从古代到现代，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大致经历了“自然的奴隶”、“消极适应下的相对和谐”、“征服扩张”、“失衡与反思”这样四个阶段。
人和社会都是呈螺旋状发展的，在“失衡与反思”之后，我们又重新提出“和谐社会”的建设。
虽然“和谐社会”的“和谐”不同于农业社会时期的“和谐”，其内涵与外延要充实而又复杂的多，但是古代中国环境法中还是有一些好的思想可以为我借鉴，以期更好地知道解决当今的环境问题。
（一）“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观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培养人们的环境意识。
“天人合一”不仅仅是环境生态伦理观，更是一种哲学的世界观，与当今社会提倡的和谐有相同之处，都提倡人是自然中的人，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
现代社会大量的环境违法行为以及不可再生资源和物种的灭绝告诉我们，破坏环境者总有这样或那样的理由，政府部门也为了发展经济对破坏环境的行为监管不力，“天人相分”、“人定胜天”的观念必须改变，必须从思想意识上真正认识到环境保护在社会生活的重要性，是关系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头等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