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的现实主义者与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不久前，一位退休的将军在沈阳看过卢铿的项目并找卢铿谈话，他最后竟大有感慨地说，你也是英雄。
这话与我评说冯大侠的内涵倒有一种暗合。
如果这位将军见到冯仑，可能也会说同样的话。
唯一不同的是，卢铿是理想的现实主义者，冯仑则是现实的理想主义者。
卢铿: 住宅产业经济哲学思考卢铿是人物，是中国房地产业精英层屈指可数的人物之一。
很欣赏他信步走进我们杂志社的平和，很喜欢他略带四川乡音普通话的亲切，很敬重他面对产业以及超越产业思考表现出来的睿智，但这种睿智并非来源于他苏格拉底式天庭的气质，恰恰相反，是在随便哪一间干净的小饭庄，既无烟又无酒的面对面中，那种有言或无言、有形和无形的自然流淌。
我是第一次接触卢铿先生，但我感觉已经认识了他很久。
我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见卢铿，但我相信即使三年不见，再见时仍然能找到那种默契的感觉。
这一切都来源于他首倡的那个“新住宅运动”。
和卢铿面对面不可能不立即谈到“新住宅运动”，我那一刻的感觉恰如《摩柯观止语》云: 随其远近，任纵沉浮，不妨误入邪境，方能登入大道。
一境一道，将是卢铿中国房地产之旅中，两个极其重要的标志。
卢铿语录每代人都需要历史文化的启蒙（冯骥才语），每种新兴产业的历史文化启蒙也同样不可或缺。
如果要用最浅白的语言解读卢铿的房地产从业史，那就是卢铿不仅要让华新国际建造一批最好的住宅，而且要留下之所以能造好住宅的思想和方法。
穷卢铿毕生之力所能营造的优秀住宅毕竟有限，但关于住宅的历史和文化启蒙，却能裂变和胎孵出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的新住宅。
这正是卢铿先生让人敬重之处。
介绍卢铿的思考，莫若卢铿自己的语言。
稍加辑录，便成一篇铿锵有力、大气磅薄的檄文。
“住宅产业是一门为人类提供生存空间、生活空间和生命空间的伟大产业。
住宅是永久站立在地平线上的艺术生命。
”“住宅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
是推动内需增长的火车头，是跨越一、二、三产业的产业链！是国家的命脉产业和母产业。
”“没有一个产业如同住宅产业这样更直接地关注着人生的全程，更深刻地反映文化和文明的进步。
住宅产业是最能兼容科学的现代化、艺术的风格化和哲学的人格化的一门产业。
”还要谈到美:“美是神圣的，审美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从来就贯穿于人类的社会活动之中。
对于住宅产业企业，企业人的审美意识尤其重要。
”智慧的策划、人与自然的规划、美观和实用的建筑设计。
正是一些发达国家提出了耐人寻味的口号: 我们真的应该清醒地认识我们自己。
这个口号，对卢铿是一个生动的写照。
我曾经在上期的《房地产世界》刊首语中写到：卢铿不仅有过对住宅产业的由衷礼赞，而且还有着礼赞之后的崇高追求。
他在谈到中国房地产业“百团大战”的局面，对政府形象和开发企业形象的伤害，以及千百万套住宅积压的惨重损失时，他的忧患之情溢于言表。
而且，我很感动地发现，这是一种非常真实的忧患。
所以他才大声疾呼，所以他才奔走呼号，所以他才首倡中国的新住宅运动，并且写出新住宅运动百题。
这是一些非常真实的话，但他还有一份真实之后的空灵。
他所做的和美国历史学家房龙做的有些相似，那就是尽可能以浅白的方式讲述一段非常深刻的历史。
而历史也将证明，新住宅运动在中国的住宅产业史上会占有它应有的地位。
这才是卢铿的境和道。
卢铿说这绝不是一场炒作，假如有人接过这个口号去进行了炒作，那将是卢铿非常痛心的事。
他甚至不认为新住宅运动是辐射在华新国际品牌上的光芒，也不应该急功近利地理解为这是华新国际企业文化的组成部分，它就是一场以住宅为载体的文化创新运动。
前些日子读到复旦大学经济系一位教授的文章，我第一次接触到“经济哲学”这个名词。
了解了这门新兴学科的出现。
行文至此我突然发现，这种经济和哲学之间、行而上与行而下之间、企业管理实践和历史文化思考之间的特点，恰恰与卢铿的悟道相吻合。
可以预言，卢铿目前的思考，正是住宅产业经济哲学范畴的思考。
中国住宅产业的纵深发展，需要更多的卢铿式的精英。
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经济哲学需要一个实际的课题。
还有什么比新住宅运动，更应该吸引经济学者们的眼光。
家族和家族的传说厉以宁教授在为《卢作孚文集》所作的序中提到：1955年5月，毛泽东主席在一次会议上说，提到中国的近代工业，不能忘记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轻工业的张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工业的卢作孚。
厉以宁教授还提到，卢作孚虽是民生公司总经理，被喻为中国现代企业中的佼佼者和一代船王，可他在公司中却没有一点股份。
公司赠给他的股份，他都转赠给公用事业。
他只是一个拿工资的高级管理者，死后也无财产传世。
这当然是一个相当精辟和简洁的介绍，我们也不妨作一个引伸，这就是正因为卢作孚先生死后也无财产传世，却恰恰给后代留下了一笔巨大的精神遗产。
卢铿先生在和我的谈话中，一直没有主动提起关于他祖父，厉以宁教授所称的一代船王卢作孚。
但是，卢作孚老先生对我太有吸引力了，在吃饭时，我提起了这个话题。
卢铿先生此时有一种圣洁的表情，他那苏格拉底式的额头，便多了几分难以言喻的光芒。
他不仅认真研读过祖父的全部文稿，而且从小就在关于祖父种种传奇故事的激励中，设计他自己人生的航线。
日寇入侵，继东北之后，华北、华中也相继沦陷。
当时的国民政府两退重庆。
此时，大批重工业厂、军工厂作为抗战的宝贵物质资源也必须抢运入川。
当年，正是卢作孚的民生轮船公司挑起了这副救亡搬迁的重担，卢作孚先生亲自指挥，由宜昌、由万县、抵重庆。
浩瀚的长江水面上，民生轮船公司的火轮用悲怆的汽笛声，拉响了中国实业界爱国救亡的壮歌。
我突然想起了二战时期，英吉利海峡上的敦刻尔刻大撤退，由于成功地保存了盟军的实力，而使这次撤退彪炳于人类史册。
我曾看过多部以此为题材的战争片，我很遗憾我们为什么没有发现民生轮船公司这一段悲壮感人题材的文学或影视作品。
从卢作孚文集里，我们能找到他关于中国工业现代化、交通现代化、教育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的四个现代化的呼吁和论述。
卢作孚的四个现代化和我们今天所追求的四个现代化表述上虽有不同，但其精神实质是完全一致的。
对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而言，已经具有思想先驱的份量了。
如果再联系到卢作孚先生对教育事业的关注和扶持，联系到他亲自倡导的中国乡村运动，我突然觉得，我们过去仅仅强调他作为爱国实业家的一面是远远不够的，他真的无愧于思想家和教育家的称号。
难怪近年来在国外的卢作孚研究学者们，称他为某种意义的民族英雄。
不一定思想家之后都能成为思想家，不一定实业家之后都能继承实业家的衣钵。
但是，如果说卢铿先生作为卢作孚先生的后人而首倡了新住宅运动，那确实有其内在的合理性。
我想到了“灵息吹拂”四个字，这是云南著名作家汤世杰送给我的一部随笔的书名。
卢铿先生学黑色冶金专业出身，后投身房地产事业。
沈阳华新国际的开发成果在业界内早有口碑，本文不再赘述。
值得一提的是，卢铿先生对住宅产业情之弥钟，思之也愈深。
其思索成果和其建筑作品必将并存甚至传播得更为久远，这种精神元素的继承和升华，或许会让卢作孚先生更觉欣慰。
新住宅运动支持的思想种子，至少在华新国际已经初见成果。
我到了上海奥林匹克花园现场。
这是华新国际参与在上海合作开发的一个规模宏大的住宅城区，其建筑、其功能、其环境、其气势不能不让人一看之下就怦然心动。
它的规划主题是：运动就在你身边。
我不禁会心一笑，它和新住宅运动的运动，会有某种暗合吗？人类文明、思想、文化的进化，包括生命的本原在内，其实质都是一个运动的过程。
我听见打桩机宣言般轰然一声。
其时，一轮丽日正在工地上高悬。
冯仑: 穷天人、究古今、成一家见到冯仑，脱口而出的称呼是冯博而不是冯总。
他本来就有博士学位，前此虽然没有人这么叫他，但我们之间倒也自自然。
后来冯仑颇有感慨，国内不少传媒的记者习惯了速食和快餐，急功近利，很少能有对谈的气氛。
倒是在美国BBS，一位年事已高的主持人主动跟冯仑先谈起马克思的经典著作，采访也就如行云流水，不经意间双方都进入了状态。
我有点庆幸。
做刊物这么多年采记冯仑居然会有微妙的心理屏障，他的学位太高，他的传奇色彩太重，他语言的机锋有时令常人难以招架。
但我选择的也是BBS主持人的方式，我坦陈了在见到冯仑之前，我对冯仑的基本判断。
认识冯仑之前的冯仑判断认识冯仑之前关于冯仑的信息源有三个: 一是业界传闻，二是卢铿先生的评介，三是《万科周刊》那篇:“冯仑: 喜欢做顶尖的生产”。
这是三个层面。
让我逐渐得以深入。
《万科周刊》主编王永飚是我非常敬重的同行，但细读他关于冯仑的文字，我还是有几处小的疑窦。
其一，冯仑是业内公认的小诸葛，人称京城大侠小诸葛是一种文化人格，冯大侠又是一种文化人格，我实无法把它们混同为一体。
冯仑的社会公众形象，色彩极其强烈的是他充满智慧的幽默和极其犀利的语言机锋。
但我以为在这种游戏成份的表象之下，另有其深层次的发因。
一种状如王朔，是对悲情年代的莫可奈何的反抗和批判。
是对生存压力的喧泄和释放。
另一种属于冯仑个人的气质，是对平庸和市俗问卷的嘲讽和调侃。
冯仑对此基本表示认同，他提到崔键的《新长征摇滚》，谈到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形式，多种语境和语言模式的并存，可以有效地激活思维空间。
甚至谈到北京人爱讲道理，上海人习惯在道理之下把活做好，东北则能把道理是升华为情感。
但细细想来，凡此种种似乎都跟小诸葛和冯大侠之类的无关。
两相比较，我宁愿选择冯大侠这一雅号。
在时下这个充满了市俗和平庸的年代，尤其是在暴起暴落的房地产业界，人们早就在渴望一种新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精神阳光。
它应当能在生命的欲望前调谐生命，在现代和传统之间实现道德的平衡，在一片灰暗的盲区中实现创新的亮色。
也许冯大侠不只属于冯仑个人，它是社会公众尤其是产业界内部对精英人物的一种呼唤。
其二，冯仑多少有点离经叛道冯仑属于五十年代人，冯仑对五十年代这一拨人的传统政治思维有着理性的批判，但我还是不认为他有离经叛道的“倾向”。
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其人文精神的典型特征是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迫求崇高、美好，以及强烈的道德内省和自我净化，克制人欲以求对社会对群体的和谐。
这一点，在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得尤为强烈。
当然，以文革为典型代表的，对尚未萌动的市场意识的摧残，对新经济和新思想的窒压，形成了中国近代史的一股回流，但同时也孕育了“破块启蒙”的可能。
到冯仑一代，已经形成了批判旧传统、突破旧思维的自觉行动。
但这种批判和突破的内驱动力，恰恰来源于五十年代人文精神的继承。
冯仑对民营企业的原罪和反思，带有深深的五十年代人文精神的烙印，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其三，体改最后改到自己头上冯仑当年是中央党校最年轻的研究生，这是研究马列经典的最高学府。
冯仑的潜心攻读原著，不仅到德文版、英文版的标点和注释：而且常常有自己独到的兴奋点。
他学经济、学法学，先后游走于社科院、国家体改委，中共中央宣传部这些殿堂之间，以他的学养和阅历，断不至于热血沸腾到加盟海南大潮，跑到海口去煮酒论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