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邹一南(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四川成都610207)关键词: 科举制度;科举考试;选官摘要: 科举制度因其强化封建专制制度、奴化和禁锢知识分子、抑制学术文化的创新、阻碍自然科学的进步和社会进步等弊端而早已寿终正寝。

但它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影响重大而深远,在国家治理、学术发展及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发挥过积极作用。

中国古代文明曾经“先于天下”、“超于亚洲”及后来的严重落伍,都不能排除科举制度的影响。

收稿日期: 2007-03-23作者简介: 邹一南(1986-),男,江苏徐州人,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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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8卷的遮蔽,使人们的认识难免有局限。

本文仍试图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从国家治理、学术发展及人才培养的角度,理性地考察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及其作用,认为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相互交织,有利有弊,应当历史地、具体地分析,不可简单地一概而论。

一、科举制度与国家治理(一)科举制度对国家治理的积极作用科举制度兴起于隋唐时期,当时的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封建地主经济进一步繁荣,封建社会开始进入鼎盛阶段,封建制度也日臻完善。

随着自身经济力量的壮大,中小地主开始要求政治上的权利。

统治者对官僚机构进行了调整,设立了三省六部制,使官僚机构更加完备,分工也更加细密,从而需要补充大量官吏。

为迎合中小地主和统治者双方的需要,科举制度应运而生。

科举制度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治理庞大国家过程中的一种理性选择〔2〕,对于国家治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科举制度奠定了古代中国“文官制度”的基础科举考试是选拔官员的主要方法。

它所一直坚持的是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士的原则,其基本理念是“至公”,其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公平。

不管科举制实际上是否能够真正做到“至公”,但至少其制度设计是体现“至公”精神的。

因为科举考试选官制比世卿世禄制及其他选官取士制度(如汉代的察举和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更先进,更公平,也更适应当时社会的需求,所以自隋唐以来历代统治者皆将其作为选拔人才的首要途径。

它给广大中小地主和平民百姓通过读书入仕登上政治历史舞台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条件和平台。

过去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而今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可以说,科举制是封建社会的“平民政治”。

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皇族及豪强宗法势力对于政治权力的垄断,促进了社会的良性流动,从而扩大了统治阶级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

正因为如此,自五代以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或迟或早都采用了科举制。

可以说,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具开创性和平等性的官吏和人才选拔制度。

2.科举制度带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统治者要想更好地治理国家,就需要有一种整合社会的主导思想。

秦始皇采用的是法家思想,但由此带来的严刑峻法、横征暴敛使人民不堪忍受, 致秦二世而亡。

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代的教训,采用黄老之学,“无为而治”,至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便成为封建专制国家的社会意识形态,有效地发挥着维护封建统治、实现社会整合的作用。

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在其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科举制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居于中心的地位,是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之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

”②统治阶级统治地位的维持,一是凭借国家暴力机器,二是依靠制度的力量,三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整合,而这些也都离不开儒家思想滋养出来的官员和知识分子。

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国家制度,考试以儒家经典为唯一标准,所谓“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③,就使得儒学这一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通过科举制度的推行得以制度化。

儒家思想与封建专制制度和科举制度相结合,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因而科举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制度因素。

(二)科举制度对社会进步的消极影响历史地看,科举制度一方面奠定了古代中国文官制度的基础,带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另一方面也因其制度设计的价值取向和自身的缺陷,给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带来许多弊端。

随着封建制度的日益腐朽,以儒学为基础的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也日益成为一种障碍。

1.科举制度是强化封建专制独裁的工具科举制的价值取向首先是维护和强化封建专制制度,它体现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其目的是通过把读书、应考、做官三件事紧密联系在一起, 培养和选拔甘心俯首帖耳地服务于封建王权和政治统治的奴才,即所谓“牢笼英才,驱策志士”①。

由于科举制在封建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 统治者便不断扩大科举范围,相应地造成日益严重的冗官问题。

在宋代,每次科考均以几倍、十几倍于唐代的规模大量取士〔3〕,凡被录取者都要授官, 结果是封建官僚机构日趋庞大,人浮于事,效率低下。

随着科举制的成熟与发展,读书做官的思想日益凝固化,相伴而生的官本位现象也日趋严重。

中国古代社会从先进变落后、从文明变愚昧,与此关112第4期邹一南浅谈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系甚大。

到了封建社会后期,科举制最终被封建保守派用来抵制思想进步,反对社会变革,成为社会进步的一大障碍。

2.科举制度的公平性并不是无可置疑的随着科举制的不断发展,虽然形成了回避(包括籍贯回避、亲属回避)和保密(包括锁院、糊名、誊录等)制度以防止作弊,保证公平,但这也只是限制了那些没有门路的下层百姓。

南宋学者洪迈谈到科举之弊时说:请人代答试卷虽被明文禁止,但“禁之愈急,则代之者获赂谢愈多,其不幸而败者百无一二”〔4〕。

考生夹带、传递、换卷、割卷、顶名、冒籍、贿买、钻营等等,无所不用其极,科场舞弊的现象与科举制度共始终。

在很多有关科举的博物馆里就陈列有古代科举考试中用于作弊的各种形式的夹带品,上书蝇头小楷,密密麻麻,令人叹为观止。

当权者采取各种防止舞弊的措施,追求细节上、形式上的公平,但这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公平。

事实上,当权者利用手中权力,提拔亲信子弟,培植自己的党羽,致使政治腐败的现象极为普遍。

科举在制度设计上也有不少弊端。

在唐代,士人可以在考前请托社会名流将自己推荐给主考官,即所谓“行卷”。

常科登第后,还要参加吏部的“释褐试”,合格后方能脱去平民服装换上官员衣冠。

其言、身、书、判四个环节,除“身”是天生的,其他都取决于主考官的意志。

因此,士人钻营、请托、逢迎拍马、趋炎附势、上书献赋、攀附权贵之风极为盛行。

所有这些,都使得科考作弊的各种防范措施常常成为掩人耳目的虚文。

此外,科举制度还有对考生身份的限制,如从事娼、优、隶、卒等“贱业”者,其子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而且女性也是被排除在科举考试之外的。

科举制的所谓公平性由此可见一斑。

二、科举制度与学术发展科举制度在中国的文化和学术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古代文明与文化学术的发展和繁荣都与科举制密切相关。

比如,中国文化在宋代的南移,科举制就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根据徐晓望先生的研究,科举制极大地推进了东南地区的文化普及,促进了该地区理学的发展、出版业的兴盛、文史艺术的繁荣,使长期处于中华文明边缘的“南蛮”之地呈现出“巷南巷北读书声”及“家有诗书,户藏法律”的景象,由此形成了东南地区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的文化优势〔5〕。

科举在古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正如明末清初在中国居住过22年的葡萄牙人曾昭德(AlvarozSemedo)所言:中国人热衷科举考试,是因为只有通过科举考试才能取得秀才、举人、进士这三种学位,“这些科举考试构成了国家最重要的事务,因为它事关权位、声望、荣誉及财富。

它们是人们全力关注、魂系梦萦的事物”④。

科举考试凭成绩取士,注重才能,这就在全社会特别是社会中下层形成了一种惜时勉学、自觉求学的风气。

无论是仕宦望族、商贾阶层,还是一般平民百姓,都极为重视科举教育。

科举制还显然促进了明清时代农、工、商家庭出身的“士人”群体的涌现,使得当时社会知识阶层人数大增,从而对古代中国学术文化与教育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事实上,无论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兴盛还是衰落,都无法排除科举制的影响。

随着封建统治的没落,科举制度的弊病也愈加明显。

由于考试内容局限于儒家经义,考试方法注重死记硬背,科举制日益流于形式,不但不能选拔有真才实学之士,而且束缚了学术思想的发展。

1.科举制度下“八股取士”的弊端,抑制了中国学术文化的创新科举制度发展到明清时代,实行八股取士,考试形式越来越程式化、格式化,最终形成“八股文”。

八股文是一种非常刻板僵化的文体,限定论题、格式等,被鲁迅先生讽刺为“原是蠢笨的产物”〔6〕。

它极大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泯灭了人们的个性,销蚀了人们的创造力。

考生不能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也无法展示自己的才华,只能熟读四书五经以应付科举考试。

八股取士使得天下千万学子都把精力放在学做八股文上,学问由此而衰败,学风也由此而变坏,社会的学术思维创新的环境也因此走到了黑暗的极致。

这使得人们即便有了新的思想和创见,也无力或无法彰显于世。

科举制度不利于知识创新,将许多知识分子的精力与研究都束缚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

这种反对独创,只尊孔孟朱程理学的做法,极大地抑制了读书人的创新精神,甚至到今天还有影响。

八股取士所带来的脱离实际的学风,对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2.科举制度下考试内容狭窄单一的弊端,阻碍了中国自然科学的进步113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8卷科举考试的内容狭窄单一,不外四书五经,而且只能为“圣贤”作注,不能越雷池一步。

科举考试以儒家经典为基本内容,儒学被封建统治者奉为圣典,其他均被视为异端而排除在科举之外。

儒学与科举制结合,显然也大大抑制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

古代中国历来重治术轻技术,人文学科高度发达,自然科学地位低下。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侧重宏观而相对忽视微观,擅长思辨而相对拙于实证,这种现象实际上与科举制互为表里。

唐代科举系统中曾设有进士、秀才、明经、明法、明算、武举及吏道等科,虽然对考试内容限制并不太严,但明算科是录取人数最少、地位最低的科目。

到了宋代,考试科目的设置变成了“精贡举、罢诸科”,独存进士科, 即“诗赋取士”和“经义取士”〔7〕,法、道等体系的思想受到排斥。

明清时期考试范围则进一步缩小,仅限于四书五经。

清末受西洋坚船利炮的震撼,曾开设算学科,然而所取人数极少。

当时多数人在思想观念上根本就不重视自然科学。

明代名医李时珍在三次乡试不第后弃举从医,呕心沥血写成《本草纲目》进献皇帝,却被束之高阁。

这种状况除了与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有关之外,显然还与科举制度的长期影响密切相关。

科举考试在内容上基本把自然科学排除在外,这使得资本主义“分权时代”到来、相应的“分科之学”(西方科学的基本特征)开始主导世界科学发展潮流的时候,富有创新精神的中华民族却无法展现自己的聪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