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中国人都知道,现在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名副其实的大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尽管中国自身仍面临许多挑战,但是社会发展的坚冰已经被打破,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大趋势已经不可逆转。
而在这一时刻,回顾近代中国走过的曲折道路,回顾百年前的先人们为改变中国面貌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奋斗与牺牲,仍然是激励我们继续前进的宝贵资源。
历史上,许多人曾经进行了多次尝试,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都是前人从事的努力。
我们重视辛亥革命,是因为尽管1911年的革命有着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悲惨境遇的局限,但是,辛亥革命扫除了两千年来的封建制度,消灭了皇帝制度,打破了君主世代相袭的制度。
此后发生过两次帝制复辟的活动,但都不能成功,说明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这是相当重要的功绩。
列宁曾就中国的辛亥革命表达过这样的观点:“没有真实的民主主义高潮,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摆脱历来的奴隶地位而求得真正的解放,只有这种高潮才能激发劳动群众,使他们创造奇迹。
在孙中山纲领的每一句话中都可以看出这种高潮。
”
辛亥革命吸纳了当时几乎所有的中国先进分子,他们献身革命,同时也在革命中接受教育,不断修正改变积贫积弱中国的想法。
孙中山作为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与当时的志士仁人们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
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本主义性质的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是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但是,它没有改变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也没有完成,从这个角度而言不是一次成功的革命,它的历史功绩虽然卓越,但却是在“欢呼声中失败”了。
上世纪初,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蓬勃发展,终于在1911年爆发武昌起义,推翻了清政府的腐朽统治。
辛亥革命结束了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建立了共和国,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所起的伟大作用,不可泯没。
按照某些人的论点,辛亥革命不过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所主张的“激进主义”思想的结果,因而是可以避免的。
然而,历史事实证明,这场革命绝非某种主观意愿和人为因素的结果,而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危机严重和社会矛盾极其尖锐的产物,是清政府十分腐朽,不愿意或没有能力抵御外国侵略和领导国内变革的结果。
一句话,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20世纪初,在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签订了不平等的《辛丑条约》之后,清政府声称“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沦为“洋人的朝廷”。
由于它的卖国和腐朽黑暗的统治,不仅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日益激化,而且与立宪派的矛盾以及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愈演愈烈。
风雨飘摇的清王朝,日益走向孤立的境地。
据统计,1902年到1911年,全国各地此伏彼起的民变多达1300余起,平均每两天半发
生一次。
遍及全国、越来越尖锐的阶级斗争,削弱了清政府的统治,使清王朝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中,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创造了客观的社会环境和群众基础。
武昌起义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革命抱着敌视的态度,力图阻止革命的发展,不断向革命派施加干涉和压迫,加紧扶植袁世凯,鼓吹“非袁不可收拾”。
立宪派害怕革命继续发展将危及自己的既得利益,希望拥有北洋武装又受帝国主义宠信的袁世凯来维持社会“秩序”和“治安”,他们在革命内部极力散布对袁世凯的幻想,制造妥协空气。
而在革命派内部,妥协思想也在发展。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南京临时政府只存在三个月,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被迫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的职务,由袁世凯取而代之。
辛亥革命遭到严重的挫败。
以上事实说明,民国年间的军阀割据和混战,是袁世凯破坏民主共和、复辟帝制的结果,是各地大小军阀所造成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产物。
袁世凯死后,帝国主义列强失去了统治中国的共同工具,便都各自寻找和培养自己的走狗,扩张侵略势力。
在列强激烈争夺下,出现了各派军阀割据和混战的局面。
辛亥革命也有根本性的失误,但不是因为搞掉清政府,而是由于领导这次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革命派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缺乏一个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纲领。
他们十分害怕帝国主义出面干涉,又非常恐惧农民群众把反封建斗争深入开展下去,掌权以后就压制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解除群众武装,基层政权基本上没有触动。
反帝反封建
的任务没有完成,中国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就为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窃取革命果实和日后的军阀割据和混战留下了隐患。
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两面派袁世凯所窃取,这说明了辛亥革命的领导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
这也是辛亥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
其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太过薄弱,中国的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
外部原因是由于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阻挠与镇压。
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但它的伟大历史功绩不可磨灭。
辛亥革命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扫除了一定的障碍,解放了清朝专制统治禁锢下的生产力,为民国初年资本主义经济进入较大规模发展的“黄金时代”开辟了道路。
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为新文化运动做了很好的铺垫给封建主义致命的一击,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一次大解放,它创立的民主共和制度虽然名存实亡,但却使得民主共和观念深入民心,以后的复辟均告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