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辛亥革命的认识与感悟现行关于辛亥革命的主流历史叙述是1920年代国共合作推动北伐战争期间形成的，得到国共两党的共同认可，而且，对历史的这种共识也正是两党合作的基础之一。

所以，时至今日，尽管海峡两岸的意识形态截然不同，但关于辛亥革命过程的历史叙述却大同小异。

这种历史叙述实际上也是一种胜利者的历史叙述（因为“北伐”的胜利使国民政府成为战胜北洋政府的胜利者），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切胜利者历史叙述的特点：（1）夸大自己在革命中的作用；（2）夸大对手的罪过；（3）对于对手真正的技术上的失误予以漠视。

于是，在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叙述上，我们就能看到这样的景象：一律先从孙中山成立兴中会讲起，将辛亥革命视作是自1895年兴中会成立以来，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党不懈努力的逻辑结果。

对于武昌起义前同盟会内部四分五裂和武昌起义的自发性则尽量不提。

对于革命后，为何政权最终落到了袁世凯手里，则归结为袁世凯的奸诈和革命党的幼稚，指斥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成果。

进而甚者，对这场革命作出矛盾不堪的评价：先胜而后失败！这种叙述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1）夸大了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的作用，把这场实际上已不在他们掌握中的革命硬性安排在他们的名下，自然就无法解释何以袁世凯最后成为形势的主宰者。

（2）夸大了清王朝和袁世凯的罪过，无意中掩盖了革命发生的真实原因和袁世凯最终能掌握政权的真实原因，也掩盖了革命党失败的真实原因。

（3）对于清王朝晚期施政方针缺少技术性的总结，没能从一个政权的倒台过程中吸取应有的教训。

胜利者撰写的历史存在这样的问题在所难免，因为他们撰写历史时，还身陷于历史的漩涡之中，历史是他们革命合理性的论证，自然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然而，一百年过去了，当时的革命者已成为真正的胜利者，角色已由革命者转变为执政者，对他们来讲，历史的主要作用已经不再是论证自己革命的合理性，而是在承认这种合理性的前提下，为自己长治久安的执政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这时他们便会以更为客观的眼光看待被自己推翻的反动政权：清王朝、北洋政府，更多地从这些失败的执政者身上吸取教训。

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展开对于这场革命的重新思考的，希望我们的思考能够更加真实、全面、客观。

1 孙中山和同盟会不是辛亥革命的实际组织者和领导者自1895年成立兴中会到1911年武昌起义前十七年间，孙中山组织领导了十余次起义，均遭遇失败，离武昌起义最近的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是1910年4月27日广州黄花岗起义。

到武昌起义前夕，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已经分崩离析。

武昌起义完全是由武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自发举行的，在组织上与孙中山和同盟会并无直接关系。

其后发生的各省的响应武昌起义的“独立”风潮，虽然也有不少同盟会员参加，但那几乎全是个人行动，而非同盟会总部统一安排下的有组织的活动，孙中山本人也是通过国外的报纸，而不是内部的渠道得知国内发生了革命的消息的，而且在革命后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孙中山和各省的“革命者”之间并没有建立起组织上的联系。

上述事实说明，以武昌起义为起点，得到全国各省响应，最终导致清帝逊位的辛亥革命，实际上不是由孙中山和同盟会领导的，既然孙中山和同盟会不是革命的领导者，那么在革命后的权力瓜分中最终落败，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2 革命党起的实际作用是什么尽管孙中山和同盟会不是辛亥革命的实际领导者，但他们对革命是有重大影响的。

首先，孙中山和同盟会的长期活动，深刻地影响到了后来的新军军官和士兵，这些人的革命理念是来自孙中山与同盟会的。

其次，各革命团体都把孙中山看作是革命的精神象征，都号称是在孙中山的领导和感召下革命的。

最极端的例子是武汉的革命党人孙武，他原名孙葆江，是武汉人，和孙中山没有亲戚关系，他所参与组建的共进会，其实是不满孙中山的革命路线，独立于同盟会之外另建立的组织，可他为了提高号召力，却改名为孙武，对外谎称是孙文（中山）的弟弟。

正是由于孙中山具有这种革命的象征符号的作用，所以，在革命发生初期，各省分散的革命力量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达成共识，以这个符号式的人物充当他们共同的领导者——临时大总统。

但符号终究只是符号，当大局已定，真正能掌控局面的实力派人物袁世凯，便顺理成章地取代了孙中山。

3 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起义为何总是失败在武昌起义之前，孙中山领导过十余次起义，为什么都失败了呢？这主要是两方面原因导致的：一是客观情势方面的原因；二是主观的技术路径选择方面的原因。

先说客观情势方面的原因。

任何革命，总是由少数革命者率先发起的。

孙中山把人分成三种：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

他认为他本人和革命党人就是先知先觉者，这种人占人类总数很小一个比例。

那些顽固的反动者和一些智力上的残障人士都可称为不知不觉者，这种人也是人类中的少数，对这种人再怎么教化也是无用的，只能用暴力手段从肉体上消灭。

最大多数的是后知后觉者，就是广大的智力正常，但认识问题稍微晚一些的群众。

革命就是要由少数先知先觉的革命者动员起最大多数的后知后觉者，才能取得成功的过程。

由于他们是先知先觉者，而且是少数，所以在他们刚开始鼓吹革命、组织起义时，就没有多少人理解他们，更没有人追随响应他们，也就是说，在客观上，没有出现一呼百应的情势。

所以，他们的起义很容易被镇压，流于失败。

这恐怕也是很多先知先觉者共同的命运，思想上的先知先觉者，很可能就意味着是行动上的失败者。

第二个问题是革命的具体路径选择问题。

孙中山要革命，不能一个人革命，也不能只靠着杨衢云、陆皓东、陈少白三位好友去闹革命，他得想办法动员起一大帮人跟他一起去革命，动员谁呢？在孙中山下决心以推翻清政府这种革命方式来改造中国的时候，李鸿章、张之洞这些开明派官僚是不会卷入革命的，他们是高官，聪明能干的慈禧太后让这些同样是出类拔萃的官员们觉得大清王朝是有希望的，能在清王朝的权力框架内解决一切中国面临的问题。

孙中山不是没有动员过他们，笔者不是指1894年孙中山给李鸿章的上书，而是指1900年在北方出现义和团动乱时，孙中山与李鸿章通过中间人谈判，策动两广独立的事件，那次李鸿章已经有些动摇了，只是后来慈禧太后及时转向，改变了对义和团的政策，所以这个方案才“流产”了。

那些跟着开明派官僚一起办洋务的开明思想家何启、郑观应等人（也就是历史教科书说的早期改良思想家），也是不会跟着孙中山闹革命的，这些人不是不懂中国需要革命的道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还是来自这些人的启蒙，但是，这些人不是知行合一的理想主义者，而是首先要过好个人小日子的现实主义者，他们从容地周旋于中国官僚和帝国主义商人之间，过着优哉游哉的安逸生活，革命嘛，作为一种新鲜的理念说一说是可以的，直接投入到可能被砍掉脑袋的血雨腥风中，他们是不干的。

去动员康有为、梁启超这类读书人、知识分子呢？同样是死路一条，那时的知识分子，都是挤在科举独木桥上的“高考大军”，他们所幻想的是一朝中榜，暮登天子堂，靠报效朝廷去兼济天下。

有谁敢和这种不仅要造反，而且要拆掉“科举独木桥”的疯子打交道呢！（顺便说一句，笔者对康有为的评价极低，和梁启超不同，这个人本质上始终就是个皇权主义者，对于世界新潮流，他从来没有给予真正的理解。

）去动员那些受苦受难、老实巴交的农民吗？那简直是天方夜谭，这些祖祖辈辈受惯了压迫的人，对于外面世界发生的一切懵然无所知，跟这些人去讲革命、造反，会把这些人吓着的，反而会把你当作乱党交给官府。

孙中山只能去动员这个社会中已经存在的反叛者——会党。

所谓会党其实是这样一些政治组织：他们在政府权力管辖不到或无法管辖的领域内，以有组织的暴力行动，维持着某种权力控制关系。

由于他们的暴力行为是非法的，所以，在明面上，政府要镇压他们，他们也反叛政府。

但另一方面，由于他们的存在，也确实替政府做了一些政府想做又无法做的事，所以，政府对他们的存在往往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由于这种半明半暗的存在方式，他们也被称为秘密社会，在民间的老百姓眼中，这些人是敢和政府对着干的好汉，或者说是横行霸道，不听政府招呼的恶棍，总之，这些人是敢犯法、敢杀人的主儿。

清末秘密社会很多，存在的形式也多种多样，比如四川的袍哥，很多就以农村自卫团的形式出现，正常情况下帮助政府催粮要款，一旦本村的粮款负担不公平了，便以本村父老代表的身份，到政府出头抗粮抗捐。

城市里的秘密社会则经常经营赌博、贩毒等营生，或者是维持市场秩序的打手队伍，比如广东的三合会、湖南的哥老会就是如此。

孙中山之所以在革命初期和前期以会党为主要动员对象，那是因为，在正常的社会秩序中，只有这帮人才敢去犯法、杀人，干铤而走险的事情，只有这帮人才不讳言造反，敢和他结盟。

而且，这些人已经有一定的组织关系，动员起几个头目，就能带起一帮喽罗，动员效率较高。

但在本质上，会党（秘密社会）其实是一个非法的经济组织，他们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下去，就是因为他们用非法的暴力手段获得的经济收益，可以长期维持组织的存在。

换句话说，每个会党组织存在的目的就是绑成一个锅，以非法的暴力手段去捞钱。

基于会党的这种特点，孙中山动员他们的办法也非常简单：以金钱收买。

孙中山的主要革命方式就是从海外华侨那里募捐筹款，然后再回国雇会党造反。

会党的办法也很简单，拿到钱后一哄而散，并不真去干造反、打天下的事。

只是少数几个会党首领有点行动，但因缺少会众响应，很快散伙。

这就是孙中山屡次起义失败的真实原因之一。

孙中山之所以选择会党，是在革命前期，无可奈何的选择。

当时还没有那么大规模的新军，袁世凯虽然在1895年就开始编练新军，但控制得很严，孙中山渗透不进去。

1905年，大规模的海外留学生出现，特别是学习军事的留学生出现，孙中山才有了影响新军的渠道。

但是，他对新军的影响是比较有限的，因为新军毕竟是政府办的，加入新军的人，不论是军官，还是士兵，其本来就是为了保卫政府、获得个人发展而来的，直接愿意按孙中山他们想法干的人并不多。

很有代表性的故事是，当时留法的学生汤芗铭等人，开始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鼓动，写了誓书，按了手印加入同盟会，但后来又反悔了，潜入孙中山所住宾馆的房间，把誓书又偷了回来。

就是这位汤芗茗，在武昌起义时，听从他哥哥汤化龙的建议，率领前来镇压起义的海军，宣布起义。

说明他之革命与否，完全取决于其个人对形势的判断，与孙中山的动员无关。

由于对于新军的影响有限，所以，孙中山只能继续依赖会党，当然也就只能继续失败。

仔细想一下当时的情形，孙中山的失败是非常好理解的，比如他在海外与康有为等保皇党的斗争中落入下风，那不是道理上讲不过对方，而是康有为手中的资源实在强过于他。

当时康有为以光绪皇帝的顾命大臣自居，试想，在海外华侨心目中，光绪皇帝毕竟是一个大帝国的皇帝，有朝一日慈禧死了，光绪真正掌权，康有为一定回国当首辅大臣，有这个大臣在国内做靠山，谁办事不方便一些，所以，海外华侨多数都支持康有为，给康有为捐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