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魏晋南北朝的辞赋、骈文与散文
8.1 复习笔记
一、别开生面的魏晋文坛
1．“以气质为体”与“以情纬文”
（1）以气质为体
①沈约将建安文风的特点归纳为“以气质为体”，气质体现为个性。

文学不再是经学的附庸，褪去了政教的色彩，更注重个性的表现。

②曹丕提出“文以气为主”的命题，适时地反映了当时人对文学特性的认识与追求。

这种文学取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以情纬文
沈约指出：“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

”伴随着“诗赋欲丽”说的提出，“丽”的审美要求不局限于诗赋，也影响到书表铭颂论说等其他体裁，从而大大加速了东汉以来文章渐趋骈化的进程，推动骈文臻于成熟。

也为后世确立了“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典范。

2．曹操的教令
曹操的教令甚具异彩，饶有通脱之风。

诏令之体，属于庙堂之制，在两汉时期，这种体制的文辞庄重典雅。

曹操所作诸令，不但思想无所顾忌，而且行文风格也不拘常例。

3．曹丕兄弟的书札
（1）曹丕、曹植的书札
内容多为抒发当下的悲欢契阔之情，裁书叙心，因而较之前代书札，更能随境生趣，摇曳多姿，如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曹植《与吴季重书》。

（2）曹植的表文
曹植的表文，如《求自试表》《求通亲亲表》等情文并茂，刘勰评为：“陈思之表，独冠群才。

观其体赡而律调，辞清而志显，应物掣巧，随变生趣，执辔有馀，故能缓急应节矣。

”
4．《登楼赋》与抒情小赋的繁盛
（1）辞赋的新局面
辞赋在魏晋时期出现了新的局面，其标志是抒情小赋的涌现，拓展了辞赋的表现领域和表现风格。

随着情感表现领域的扩大，作者的表现力也在个性化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这一时期的作家往往集诗人与小赋作者于一身，这也标志着诗赋交相影响的深化。

（2）王粲的《登楼赋》
王粲的诗赋为“七子之冠冕”，其代表作是《登楼赋》。

《登楼赋》善于自然地切入当下最真实的情境，即景抒情，情境交融，因而更易于感人。

（3）抒情小赋的繁盛
因政治险恶而备感命运多舛的文人们，在赋中吐露一腔悲愤。

①曹植的《洛神赋》，构思与手法虽受宋玉《神女赋》的启发，但主题发生了变化。

《神女赋》意在讽谕君王不可贪恋美色，而《洛神赋》描绘对洛神的追求与幻灭过程，借以抒发作者个人政治上的失意和理想的破灭，这是对传统题材加以转换的一个典范。

②向秀《思旧赋》以极为凝练含蓄的语言，对惨死于司马氏屠刀下的友人追念感怀，并对迫害贤良的当政者寓有怨愤谴责之意。

③阮籍《猕猴赋》刻画了贪求利欲者“人面兽心”的丑态。

这些作品篇幅几乎都不长，却意绪绵邈，给人以新鲜清畅的感受。

5．大赋的发展
魏晋以来，大赋仍有表现严正重大题材的习惯，更多的是个人生活中的大事，如潘岳的《西征赋》以及谢灵运的《山居赋》等。

魏晋以后的大赋有意识地在主体结构中汲取诗意，不少中长篇作品的命题就取自诗骚或抒情小赋。

6．论辩文的勃兴
（1）论辩文兴起的原因
魏晋学术，一改汉代儒术独尊的局面，刑名、老庄之学兴盛，道佛二教亦各有发展。

谈辩之风也影响于文章，如赋体出现辩难之作，以及以思理见长的作品，包括探讨玄学或寄寓佛理。

但最能凸现这一时期论辩风采的，则是论辩文。

（2）论辩文勃兴的体现
单篇说理之文，虽起于汉代，但受特定时代学术风气的激荡，论辩文至魏晋才出现高潮，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①主题广泛，主要有研寻哲理、衡论宗教、品藻人物、针砭风俗、讨论礼制等内容。

②名家辈出，并形成具有时代特征的风力。

其中嵇康的成就最为杰出，他的论辩文多涉及当时重要的玄学论题。

二、南朝美文的衍化
1．世重文翰
南朝文坛沿着魏晋以来文章追新逐丽的趋向继续发展，并带有阶段性的特点。

在刘宋时代，文学本身的情采魅力再度焕发，扭转了东晋后期文学一度附庸于玄学的偏向，因而抒情体物的华章美文繁盛起来。

但就文章骈化的整体过程来看，宋时文风犹上接东晋，密丽而不乏疏朗之致；至齐梁以后，踵事增华，变本加厉，美文的影响力还波及到北方。

2．元嘉三大家
有“元嘉三大家”之称的谢灵运、颜延之和鲍照，文才不减诗才，技巧高妙，冠绝一世。

（1）谢灵运
谢灵运在诗歌创作中“才高词盛，富艳难踪”，在赋与文的创作中也是如此。

他以山水为题材的《岭表赋》《长溪赋》《山居赋》诸作，状物写景的巧似，选字修辞的清新，与其山水诗的成就互为呼应。

（2）颜延之
颜延之的骈文以典丽缜密见长，用典繁博，修辞巧丽，代表作有《赭白马赋》《三月三日曲水诗序》《宋文元皇后哀策文》等。

（3）鲍照
鲍照以奇峭之风运妍丽之辞著称，所作《芜城赋》与《登大雷岸与妹书》是这种奇丽风格的代表。

鲍照状物写情的成就对齐梁之文也颇有影响。

3．陈寿与范晔
（1）魏晋时期史传文学的变化
魏晋以来，史部著作的数目大量增加，门类异彩纷呈。

秉承“良史莫不工文”的传统，加上讲究文采的风气渐盛，史家对显耀文才的用心有所强化。

这一时期著史而享有盛名的，莫过于晋陈寿《三国志》和刘宋范晔《后汉书》。

（2）《三国志》与《后汉书》
陈寿，史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刘勰说他“文质辨洽，荀、张比之于迁、固，非妄誉也”。

他的叙事议论，高简有法，质而不野，如所撰《诸葛亮传》。

范晔撰《后汉书》，有心合史职与文才于一体，尤其是纪传的论赞部分，意旨明通，辞采润泽，声律协畅，富于篇翰之美，显示出以骈文论史的高超水平。

4．《文心雕龙》的骈文艺术
（1）《文心雕龙》成书于齐末，具有议论文的性质，却采用骈文的体裁。

（2）刘勰汲取魏晋以来以骈词偶语论事析理的经验，从而使骈文说理的艺术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他的文学实践可直接印证其折衷通变的文学思想，理论建树也植根于其创作心得。

如《物色》篇论心物之关系既有理趣，亦富诗意。

（3）刘勰著书时抱有能为“时流所称”的热切愿望，他着意显耀骈文之才，也受到当时文坛骈化潮流的一定影响。

【名师点拨】《文心雕龙》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复习时需多注意，推荐选读其重点篇章，如《序志》《宗经》《辨骚》《物色》《神思》等。

5．齐梁新变之风
齐梁时期，文学的“新变”意识更加突出，对于文章体貌深有影响。

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永明声律说兴起
“新变”揭示了四声协调的规则，并自觉运用到诗文创作上，从而变以往自然的巧合为人工的声律，开启诗文格律化的道路。

永明声律说对诗体转变的影响特著，形成了“永明体”，而对文章的韵律之美也起着强化的作用，文章写作更注重声调谐和。

（2）文笔之辨的深入
①宋齐时期的文笔之辨
颜延之认为：“笔之为体，言之文也；经典则言而非笔，传记则笔而非言。

”肯定“笔”的文学性，并将经典与文笔分别对待，反映了文学的自觉意识。

至于文与笔如何区分，有韵与否是当时通行的一个标准。

②梁代的文笔之分
梁时萧绎重新提出对“文”的界定：“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

”这对原来文笔之辨的纯形式标准有所超越，而且由于追究的是“文”的实质，因而是兼容文笔而言，如任昉、陆倕之笔就被视为上乘之“文”。

（3）不拘常体的呼声
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提出：“若无新变，不能代雄。

”他本人在创作上也有探求新变的具体实践。

齐梁文章善于在题材与风格的处理上翻新出奇，各竞新巧。

在齐梁前期笔力健爽的作家，以江淹和任昉为代表。

6．诗体赋与写景文
（1）诗体赋
诗体赋是对赋的抒情化或诗化的进一步尝试，它的形式是对诗赋界域的一种消解。

作为诗赋或诗文的交互影响，宫体诗的风调也进入辞笔之中，有些赋在题材的处理方式上就已宫体诗化了，这种文风发展到极致，以徐陵《玉台新咏序》为代表。

（2）写景文
齐梁时期文人笔下的山川景物，往往富于情韵。

如吴均《与宋元思书》，史称其“文体清拔有古气，好事者或学之，谓为‘吴均体’”。

其辞笔工丽而不拘忌，江南山水的清秀之美得到传神写照。

“吴均体”的“古气”，是对齐梁翰藻的一种变化，和对以谢灵运为代表的山水文学的一种回应。

三、《水经注》与《洛阳伽蓝记》
1．《水经注》
（1）不以南北为鸿沟
郦道元的《水经注》，不以南北为鸿沟，表现出对东晋以后南方地志的广泛参考和吸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