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色墙纸》与十九世纪的女性主义摘要本文从女性主义作家夏洛蒂·泊金斯·吉尔曼的《黄色墙纸》出发，通过对文中的人物和情节的分析初步探讨十九世纪女性主义思潮的内涵，最后提出女性争取自身权利的途径和方法。
关键词：《黄色墙纸》，女性文学，女性主义1作品介绍《黄色墙纸》是美国十九世纪的女性文学作家夏洛蒂·泊金斯·吉尔曼的成名作。
小说以第一人称讲述了“我”——一名中上阶层的知识女性，因为患有轻度抑郁症而被丈夫约翰安排到一处偏僻的房子中“修养”。
身为医生的丈夫给“我”开出的处方竟然是禁止“我”做任何与思考有关的事情（譬如写作），也不准“我”四处走动，只让“我”整日呆在一个糊有黄色墙纸的房间里。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丈夫还指派了他的妹妹——珍妮对“我”进行“看护”。
珍妮是一个尽职的女管家，她时刻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并把这些如实地报告给约翰。
囚徒般的生活使“我”的精神十分压抑，“我”渐渐对墙壁上的黄色墙纸产生了幻想。
“我”发现墙纸的图案后面隐藏着许多女人，她们试图爬出墙纸，却总是被墙纸上的图案所阻止。
最后“我”决心帮助墙纸中的女人爬出来，并把自己幻想成被困在墙纸中的无数女性的一员，进而把墙纸撕裂，把房门锁起来，在房间中四处爬动。
匆匆赶来的约翰被“我”的怪异行为吓得晕倒在地，“我”就从他身上爬了过去。
[1]2人物形象2.1 “我”的丈夫——约翰约翰同“我”的哥哥一样，是一名出色的医生。
他十分爱“我”，把“我”称为“亲爱的”、“小傻瓜”、“小姑娘”、“幸福的小天鹅”，让我服用各种补品，并且禁止“我”进行任何体力和脑力劳动，甚至不让“我”动纸笔。
表面上看，他对“我”的关心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然而实际上他只是把“我”当成了自己的私有财产。
这可以从他对“我”的某些诉求的反应看出。
“我”提出要搬到楼下的房间里，想要有一间自己的小屋，但是他却以“那间房间放不下两张床”为由拒绝了（在十九世纪，妇女确实没有自主选择房间的权利[2]）；“我”渴望写作，但是遭到约翰的反对，因为他认为“编造故事的想象力和习惯必然会把我的神经衰弱引向一种兴奋的幻想状态”而不利于“我”的病情，并且让“我”“用意志去控制这种倾向”；“我”提出要把墙纸换掉，约翰却说“更换了墙纸后,接着要更换的就是粗笨的床架,然后是上了闩的窗户,然后是楼梯前的那扇门,等等等等的东西”，后来此事也不了了之。
不难发现，约翰并没有认真考虑“我”的种种要求，而是武断地从自己的想法出发为“我”指定居住环境和疗养方法。
他并未把“我”置于平等的地位，而是把“我”当成自己的附属品，当成一具没有思想和灵魂但是可以与之共同生活的行尸走肉。
约翰以及同为医生的“我”的哥哥象征了十九世纪的父权势力，他们不认可女性的社会和家庭地位，认为女性必须依附于男性而存在，女性不能有自己的工作、思想和言论。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采取了种种或明显或隐蔽的措施，如在经济上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在文化上掌握发言权等。
1929 年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Woolf）在其发表的《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指出：“女人要想写小说，必须有钱，再加一间自己的房间”[2]。
“有钱”指的是要有自己的经济来源，“一间自己的房间”指的是要有独立的思想。
在男性作家的作品漫天飞舞的十九世纪，女性作家进行创作不仅要有创新的精神（以避免成为男性话语的附和者），更要有非凡的勇气。
在《黄色墙纸》作者生活的十九世纪，女性写作确实被视为一种疯癫的行为，多萝西就曾说过“即使自己一周不睡觉也不会作出这么疯癫的行为”[3]，可见当时女性作家的创作面临着多么巨大的物质和思想上的阻力。
而根据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话语权意味着权力，只有充分地广播自己的话语才能确立自己的权力[4]，被剥夺了话语权（写作权）的女性自然没有社会地位。
约翰和“我”的哥哥正是通过对“我”施加严密的控制（把“我”软禁在房间里，不让“我”思考）来使“我”成为一个“失语者”，以达到维护自己统治地位的目的。
2.2 “我”的小姑——珍妮“我”对珍妮的描述是这样的：“一个多么可爱的女孩啊，对我又是那么地体贴周到”、“她是一名出色而热情的女管家，她没有其他的奢望，只想做一名称职的女管家”。
但是“我”必须把自己写作的手稿隐藏起来，不让她看到。
她还仔细地向约翰报告“我”的种种情况。
珍妮代表了那一类主动接受统治的妇女，她们从未对自己的命运产生过怀疑，认为自己从属于男性是理所当然、与生俱来的。
在她们的观念里，女性就应该在家里从事家务劳动，就应该对男性言听计从，也不能有自己的要求、自己的思想。
在父权社会里，女性已经被无意识地当成了囚犯、孩子[2]，她们没有自己的天地，没有写作、工作的权力，只能被动地接受男性的安排，在父权主义的“保护伞”下小心谨慎地做好“分内事”，不敢抬头看一下外面的天空。
有时候，她们甚至沦为父权势力的帮凶，就像小说里的珍妮一样，对“我”这一类敢于怀疑、敢于反抗的新女性施加严密的监视。
这是十分可悲的。
试想，连革命的意识都没有，又怎么可能为自己争得解放？2.3 “我”“我”是一个从一开始听从丈夫到渐渐产生怀疑最后奋起反抗的女性。
和小姑珍妮不同，“我”虽然也身处父权主义的包围，但是“我”有自己的想法，经常有写作的冲动。
因为丈夫约翰对“我”很好，一开始“我”对自己那些原本合理的要求（如更换房间、墙纸、写作等）产生了愧疚感。
但是长久的单调生活以及种种权利的被剥夺最终使“我”开始怀疑这一切的合理性，“我”开始对黄色墙纸进行观察，想从里面找出“我”想要的答案，即女性屈从于男性统治的原因。
渐渐地，“我”发现墙纸后面隐藏着一个个女人，她们在“摇动图案”，试图爬出墙纸，却被墙纸上的图案“倒转过来”，以至“眼珠都泛白了”。
“我”看到墙纸上有一个个头颅，那正是无数企图爬出墙纸的女人留下的。
“我”终于明白黄色墙纸上的图案是阻碍女性获得自由的罪魁祸首。
“我”感到自己是她们当中的一员，于是“我”打算帮她们——也帮自己爬出墙纸。
“我”象征了在父权主义统治下敢于反抗的新女性。
约翰企图用甜言蜜语以及通过把“我”限制在小房间里，阻止“我”进行写作等措施来迫使“我”停留在原来的位置，但是“我”并未简单就范。
“我”生病的事实其实也是一种掩饰，在维护女性自身独立思想的举动不为当时社会所接受的情况下，“我”只能通过“生病”这一借口来为自己的勇敢行为寻求一种存在方式。
最终“我”还是胜利了，约翰看到在地上爬行的“我”吓得晕了过去，“我”则从他身上爬过，但是那时“我”已经彻底丧失了理智，在获得自由的同时也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3故事情节《黄色墙纸》中值得注意的情节主要有三个：1)故事开头约翰给“我”安排的疗法；2)故事高潮“我”撕毁黄色墙纸；3)故事最后“我”从约翰身上爬过。
3.1 无声的谋杀——约翰的疗法约翰的疗法主要包括：①让“我”服用各种补品；②限制“我”的自由，让“我”整天呆在房间里；③禁止“我”思考、写作和表达自己的意见；④派妹妹珍妮对“我”严加看护。
其中最关键的是第三点。
约翰假借关心“我”的名义让“我”不要动脑子，还要“我”用意志控制自己的言行，其实质在于剥夺“我”的独立思想，使“我”成为一具没有反抗意识、不能自主思考的行尸走肉。
他对“我”说不允许“我”写作是为了“我”的健康考虑，但其实际用意在于使“我”丧失话语权，进而失去权力。
前面提到，在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中，“话语即权力”，女性丧失了话语权之后，也就无从表达自我，只能被动地接受男性作家强加给她们的种种角色：贤妻、良母、悍妇、荡妇[2]等等，久而久之她们也就忘记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而错误地认为“女人本该如此”。
从这个角度来看，约翰的疗法可谓十分毒辣，具有“杀人于无形”的效果。
他要谋杀的不是“我”的肉体，而是“我”的灵魂。
3.2 无畏的反抗——撕毁黄色墙纸黄色墙纸那错综复杂的图案下面隐藏着另一幅图景：无数女性被囚禁在父权制设定的条条框框里，“卑微地、无声无息地爬行着,总也逃不出父权制森严的围墙[5]”。
“我”发现墙纸是囚禁女性的牢笼后，就下定决心撕毁墙纸。
“我”撕毁黄色墙纸的行为象征了觉醒的女性意识对男权的反抗。
由于墙纸上的图案正是父权社会用来束缚女性的工具，墙纸的消失也就意味着女性终于挣脱了枷锁，获得了真正的解放。
3.3 艰难的胜利——“我”从约翰身上爬过约翰代表了十九世纪的父权势力，他最终晕倒在地象征了父权势力的统治在觉醒的女性的反抗下土崩瓦解。
故事的最后“我”从约翰身上爬过更是进一步把这种胜利推向高潮——强大的父权统治倒下了，女性越过父权社会的阻碍，获得了新生。
4总结吉尔曼的《黄色墙纸》以锐利的笔调无情地揭示了父权社会对于女性的种种隐蔽的压迫，歌颂了勇于反抗的新女性形象，展望了女性意识必将觉醒、女权必将取得与男权同等地位的光辉前景。
这部作品的成功之处在于塑造了三个富有象征意义的人物形象：“我”的丈夫约翰、“我”的小姑珍妮还有作为“精神病人”的“我”。
约翰是父权势力的代表，珍妮是被动接受统治的旧女性，“我”则是用于反抗的新女性。
作品还通过约翰的疗法、“我”撕毁黄色墙纸的举动以及“我”从晕倒的约翰身上爬过三个情节分别寓示了男权社会为防止女性意识的觉醒而编织的严密的控制网络、新女性对于旧的性别秩序的反抗以及“性别革命”必将取得胜利的事实。
今日的社会与十九世纪相比已经有了很大进步，女性的权利已经得到法律、道德的保障并已广为公认，女性在现代社会中也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然而，在某些领域，针对女性的偏见依然存在，如女性不擅长于逻辑推理、不宜成为领导者等种种论调，有些甚至深入人心，成为社会潜意识的一部分。
对此，我们要加以警惕。
在争取女性的自身权利方面，《黄色墙纸》给我们的启示有：1.女性在经济上要独立。
小说中“我”不能自由选择居住的环境，根本原因在于“我”没有自己的经济来源。
为了实现经济独立，女性必须接受教育，参加工作。
2.女性在反抗时要坚决，要警惕“甜蜜的牢笼”。
小说中约翰给“我”提供了种种优越的物质条件，但是这些并不是“我”真正需要的；相反，它们使“我”疯狂。
因此，广大女性必须同男权主义做最坚决的斗争，直至最后的胜利。
3.女性要有自己的话语权。
一方面，要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看法，不要让自己的大脑成为男性话语的跑马场；另一方面，要敢于抛开男性已经建立的种种文学秩序，要能够创造出属于自己的风格。
参考文献1. 夏洛特·Ｐ·吉尔曼and 吴其尧, 黄色墙纸.名作欣赏, 1997(03): p. 112-120+111.2. 刘建, 试论《黄色糊墙纸》中“疯女人”的形象意蕴.琼州大学学报, 2005(04): p. 60-61+70.3. 李靓, 《黄色墙纸》中的疯癫涵义.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6(01): p. 82-85.4. 洪流, 规训权力与反抗权力——吉尔曼《黄色墙纸》的权力机制解析.外国文学, 2006(03):p. 59-64.5. 徐冻梅, 《黄色糊墙纸》中的象征意象释读.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4(06): p.33-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