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范本本资料为word版本，可以直接编辑和打印，感谢您的下载国家出资企业职务犯罪意见理解与适用地点：__________________时间：__________________说明：本资料适用于约定双方经过谈判，协商而共同承认，共同遵守的责任与义务，仅供参考，文档可直接下载或修改，不需要的部分可直接删除，使用时请详细阅读内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国家出资企业中职务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理解与适用刘为波为依法惩治国家出资企业中的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渎职等职务犯罪活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0年11月26日联合下发了《关于办理国家出资企业中职务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10］49号，以下称《意见》）。

《意见》对当前国家出资企业中的职务犯罪案件办理当中遇到的政策和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地梳理，提出了具体处理意见。

这是“两高”根据刑法规定和相关政策精神，结合近年来的反腐工作实践，专门就国家出资企业和企业改制这一特定领域、特定环节中的职务犯罪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制定的一个重要司法文件。

为准确理解、适用本意见，现对《意见》的制定背景和主要内容说明如下：一、制定《意见》的背景和意义自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在十六届三中全会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积极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的公有制经济完善目标之后，国有企业改制不断向纵深推进。

企业改制在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增强国有经济活力，促进国有资产合理流动和重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在国有企业重组改制、产权交易、经营管理当中出现了一些隐匿、私分、转移、挪用、贱卖国有资产等违法犯罪活动，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和恶劣的社会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社会对经济体制改革和惩防腐败工作的客观评价。

同时，国家出资企业中的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活动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司法机关办理这类案件经常遇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

比如，刑法中规定的“国有公司、企业”的具体界定；股份制改造后国有资本控股、参股公司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公司、企业工作人员在企业改制中隐匿公司、企业财物归改制后公司所有的行为的定性处理；公司、企业工作人员利用改制公司、企业的资金担保个人贷款、用于购买改制公司、企业股份的行为的定性处理；国家工作人员在公司、企业改制当中渎职行为的定性处理；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变化前后实施同类型犯罪行为的处理；改制后国家工作人员主体身份发生变化时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的处理等。

这些问题涉及法律规定、政策精神、历史条件以及现实情况等诸多因素，实践处理当中在政策法律界限、宽严标准把握、具体罪名适用等方面意见分歧较大。

一些性质严重的案件被不当地以轻罪处理或者不作为犯罪处理；一些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般违规行为，被不当地作为严重犯罪处理。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刑事打击的力度、公正和效果。

为依法妥善处理这类案件，确保国有企业改革的顺利开展，维护国有资产的安全和出资人、企业、职工等各方利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经认真研究，决定就此制定司法文件。

《意见》的出台，具有以下重要意义：第一，国有企业反腐倡廉工作是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前反腐倡廉建设的重点领域。

《意见》明确了利用企业改制隐匿、私分、侵吞国有资产，收受贿赂、徇私舞弊低价出让国有资产以及严重失职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等犯罪行为的处理意见，并结合国家出资企业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具体认定标准，有利于将企业改制当中的腐败犯罪纳入反腐败工作总体格局，依法从严惩处。

第二，严肃惩处企业改制领域的腐败犯罪，是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保证。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实现产权多元化，仍然是当前经济改革的重要任务和目标。

过去一段时期内，社会上对国企改革存在一些不同看法，甚至对“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改革思路提出质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未能有效遏制国有资产流失问题。

加大企业改制领域腐败犯罪的打击力度，是国有资产保护和国企改革赢得民意支持的双重需要。

第三，《意见》明确了国家出资企业的界定标准，并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明确了严重犯罪与一般违规行为的政策法律界限，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司法立场和打击与保护并重的司法原则，有利于维护企业出资人的合法权益，防止刑罚的不当干预。

二、关于国家出资企业工作人员在改制过程中隐匿公司、企业财产归个人持股的改制后公司、企业所有的行为的定性处理国家出资企业工作人员在改制过程中隐匿公司、企业财产归个人持股的改制后公司、企业所有的行为的定性处理，是实践中普遍反映存在较大争议的一个问题。

《意见》第1条从性质认定、数额计算、既未遂标准以及共犯处理等四个方面明确了本问题的具体处理意见。

1、性质认定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国家出资企业改制过程中故意通过低估资产、隐瞒债权、虚设债务、虚构产权交易等方式隐匿公司、企业财产，转为本人持有股份的改制后公司、企业所有的行为，《意见》第1款明确应以贪污罪定罪处罚。

对此，起草过程中有意见提出，改制中隐匿资产的原因较为复杂，有些是为了给改制重组后的企业发展提供一个有利条件；隐匿资产并转为改制后的公司、企业所有，主观目的是为改制后的企业谋取利益，而非个人谋利；个人股权不同于个人财产，将公司财产转为个人财产存在诸多限制，与表现为个人侵占财产的贪污行为尚有一定差距；以贪污罪定罪处罚，容易导致罪刑失衡，引发职工就业、社会稳定等问题。

建议此类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以渎职犯罪处理；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可不作为犯罪处理。

《意见》未采纳这一意见，主要理由是：（1）依法从严惩处符合国家有关政策精神。

中央和国务院相关文件一再强调要把国有企业反腐倡廉工作摆上突出位置，不断加大产权交易这一腐败易发多发领域的案件查处工作。

早在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意见的通知》中即明确要求，“对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企业领导人员利用改制之机转移、侵占、侵吞国有资产的，隐匿资产、提供虚假会计资料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营私舞弊、与买方串通低价转让国有产权的，严重失职、违规操作、损害国家和群众利益的，要进行认真调查处理。

其中涉嫌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2）以贪污罪定罪处罚具有法律依据。

此类行为的基本特征是财产所有权已经发生转移，国有资产已经受到实质侵害，且处于行为人的实际控制之下。

对于贪污罪中非法占有，不应狭隘地理解为非法据为己有。

行为人将隐匿资产转归改制后企业所有或者处分给其他股东，属于对赃物的具体处置，不影响行为性质的认定。

所以，此类行为具有明显的非法侵占国有资产的主观故意，客观上行为人已经实际控制了非法利益，符合刑法关于贪污罪的本质规定。

（3）以贪污罪定罪处罚具有一定的实践基础。

对此类行为以贪污罪处理，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不乏先例。

比如，上海王一兵贪污案、江苏束兆龙贪污案经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编撰后先后于2004年、2005年作为指导案例在《人民法院报》公布。

当前对于此类行为的严重危害性以及应当依法治罪在实践中已渐成共识，实践中关注更多的是数额计算、既未遂认定等技术性问题。

《意见》关于定性问题的规定，不过是对司法实践一般做法的确认。

（4）对行为人追究刑事责任有可能对改制后企业的经营和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但该问题属于政策把握问题，《意见》已经充分注意并作了相应规定。

至于追究刑事责任是否会引发社会稳定问题，有必要一分为二地看待。

实践中，大量群体性事件正是由于企业改制当中的腐败问题本身引发的，而非对腐败问题的查处。

在具体适用本款规定时，应当注意以下问题：第一，本款规定的行为在客观方面需同时具备两个要件。

一是行为人在改制后的企业拥有股份，否则一般应以渎职犯罪处理（见《意见》第4条规定）；二是属于个人或者少数管理层的行为，如出于改制前企业的单位意志，改制后职工均享利益的行为，一般应以私分国有资产罪论处（见《意见》第2条规定）。

第二，本款规定的行为在主观方面需出于故意。

只有采取弄虚作假的手段故意隐匿、侵吞国有资产的行为才构成本款规定的犯罪。

改制过程中因工作失误造成资产流失，比如因财务账册、资产管理方面的原因造成资产清查不全面、不准确，资产评估价格偏低或者漏估等，或者经地方政府同意将国有资产处分给改制后企业，行为人未实施故意隐匿企业财产的行为，因不符合贪污罪的基本特征要件，不能以贪污罪定罪处罚，其中符合渎职犯罪构成要件的，可以渎职犯罪追究刑事责任。

为避免理解上出现偏差，防止打击面的不当扩大，《意见》第4款特别规定，“在企业改制过程中未采取低估资产、隐瞒债权、虚设债务、虚构产权交易等方式故意隐匿公司、企业财产的，一般不应当认定为贪污；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依法构成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或者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的犯罪的，依照该规定定罪处罚。

”第三，隐匿债权不影响贪污罪的认定。

实践中利用职务便利，在企业改制过程中隐瞒改制企业已到期或未到期债权进而非法占有的现象较为多发。

此类行为能否以贪污罪定罪处罚，《意见》起草过程中有过争议，其中争议的焦点在于债权能否成为贪污罪的对象。

一种意见认为债权不属于贪污罪的对象，理由是：刑法规定贪污罪的对象是公共财物，对公共财物的范围也作了详细说明，其中并未包括债权;不能直接将“债”等同于“物”，债权只是一种请求权，属于财产性利益；债权具有不确定性，债权能否实现，债权能否转化为财产权，债权人能否实际取得财物，取决于债务人是否实际履行债务；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在刑法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不宜将债权纳入贪污罪的对象。

经研究，基于下列理由，我们认为债权可以成为贪污罪的对象：（1）民法上区分债权和物权，主要体现的是两者在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上的差别，并不否认两者均属于实体性经济利益。

从企业的资产构成上看，不仅包括资金、厂房、设备等，也包括了企业的债权等财产性利益。

（2）债权是一项受法律保护、具有可预期性的财产性利益。

债权被隐瞒、侵占，已经给债权人造成了事实上的利益损失。

债权的最终实现情况如何，并不能改变这一事实。

（3）刑事司法判断侧重于实质性而非形式性判断，刑法中的财物包括财产性利益，已为刑事司法实践广泛认可。

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有价支付凭证、有价证券、有价票证等均属盗窃罪的对象；“两高”《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商业贿赂中的财物，包括可以用金钱计算数额的财产性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