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费孝通《江村经济》一、全书的结构分析对于读者来说，首先应该来分析一下费先生对全书的结构把握。
该书总共分为十六章，在所列的章节之中，各部分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可谓是张弛有度。
宏观而言，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包括一章与二章：第一章是序言，费先生从宏观上阐释了写作该书的意义所在，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传统经济背景的重要性及新的动力对人民日常生活的作用；第二章是文章论述内容的正式开始，总体上介绍了调查区域的选择。
第二部分包括三至七章：从第三章至第七章费先生先后列举了“家”“财产与继承”“亲属关系”“户与村”“生活”五部分，阐明了江村的社会结构关系，同时这也是江村社会发展的基本格局；另外第七章“社会生活”也是三至六章关系间的一次小结暨“家”“财产与继承”“亲属关系”“户与村”，它们是农村社会结构中的生活状况素描，后来给予其图画灵魂的是第七章中的社会生活，具备了它，三至六章的联结上才不会有苍白无力的处感而是被图绘了真实的生活彩色；第七章的社会生活包括“文化对于消费的控制，住房，运输，衣着，营养，娱乐，礼仪开支，正常生活的最低开支等等”这些与三至六章内容之间是一种包含与被包含的相互关系。
第三部分包括八章到十五章：第八章中的“职业分化”第九章中的“劳作日程”是第三部分论述内容的铺垫，意在说明土地利用前所必须解决的问题，九章中的“劳作日程”则是职业分化的辅助部分，它包括计时系统，三种历法的表述；接下来从第十章至十五章，首先说明了土地的占有是农业，蚕丝业，养羊业之间的桥梁，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上承农村之根本“农业”，下启到蚕丝业与养羊业；当然农业，土地的占有，蚕丝业，养羊业都是再生产的表观现象，真正的幕后推动力来自于十四章的“贸易”十五章的“资金”，没有贸易与资金一切便无从谈起。
当对土地的再生产方式充分论证之后，第二部分的社会结构关系与第三部分的土地再生产之间就有了内在对接的可能，二者从宏观至微观皆有联系的纽带。
第四部分是内容的最后一章：十六章，“中国的土地问题”，费先生找出了困扰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即解决饥饿，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不是一味的节衣缩食。
但这一切的问题还在于土地，将土地如何还原于土地，强调了土地是整个农村社会生活的根系。
总结文章结构，可以看出费先生采用了总分总的方式，每个部分的论述又从整体细化为并列，贯穿着诸多因果关系。
二、全书的主题内容分析《江村经济》一书以社会学的眼光、通过社区研究的方法详细考察十九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的发展状况。
引用原文可以看到：“这是一本描述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的书，是根据对中国东部，太湖东南岸开弦弓村的实地考察写成的。
它旨在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
同大多数中国农村一样，这个村庄正经历着一个巨大的变迁过程。
因此，本书将说明这个正在变化着的乡村经济的动力和问题。
”该书从一个具有优越自然环境和有利交通位置的坐落于太湖东南岸，位于长江下游，处于长江三角洲的江南鱼米小村展开社会调研，严格意义上说是纯粹的社会学实地调查。
其内容涵盖了这个小村庄的方方面面，对当时的中国农村现在做出了全方位的分析，集中力量描述中国农民生活的基本方面无论是其地理位置还是经济背景，无论是其家庭组成还是起社会关系，无论是其生活习惯还是其职业劳作，无论是其土地制度还是其产业分类，无论是其产品交换还是其资本流通等等，都进行了实证、综合和科学的调研。
此书具有两个主题：探究中国农村当时的发展状况和土地利用在农民再生产过程中的利用形式。
“开弦弓村”这个当时处于中国特殊位置和特殊时期的村落，其所表现出来的特质是与时代的现实紧密联系的。
自从洋务运动以来，社会的改革者们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在被动防御中主动引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逐步树立了发展实业的革新旗帜；经由戊戌变法，政府注重实业的态度进一步通过法律表述无疑。
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先生更是以“实业救国”为特定时期的历史责任，他梦想通过发展实业（包括铁路，商业，报业等等）来建立更多的“小上海”，以此使国人富强起来。
可是从总体上来说，树立“实业救国”的理念逐次在社会的上层群体间达成共识。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便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明确了中国实业的发展前景。
这一点在《江村经济》第十章到十二章中“农业”“土地的占有”“蚕丝业”可以看出强调传统力量与新的动力具有同等重要性是必要的，因为中国经济生活变迁的真正过程，既不是从西方社会制度直接转渡的过程，也不仅是传统的平衡受到了干扰而已，目前形势中所发生的问题是这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再加上后来的外族入侵，中国全面抗日等原因的综合作用导致了这一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小村庄发生了其必然面对的变化和变命。
为此，他着重探讨了家庭副业如何有计划地变革为合作工厂，以适应传统农村向现代化社会变革的需要与提高农民的收入。
在费孝通看来，自从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大门以后，中国人民已经进入世界的共同体中。
西方的货物和思想已经到达了非常边远的农村。
西方列强的政治和经济压力是当时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
由于30年代世界性的经济萧条及中国农村家庭手工业的破产。
由此产生了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即农民的收入降低到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程度。
农村家庭手工业由于西方资本扩张而出现的迅速衰竭，打乱了城镇和农村之间的经济平衡。
乡村工业的破产造成资金的竭蹶，其结果是城镇资本对乡村资本进行投资，因而产生了不在地地主制度。
因此，根源于农村手工业衰落的农村问题，具体地表现为经济破产并最终集中在土地占有问题上，农民特别是广大佃农对这种土地制度极为不满。
费孝通认为，虽然实行土地改革是解除农民痛苦的步骤，但是恢复农村工业，增加农民收入则是更本措施。
即发展现代农村工业。
三、研究方法的分析（一）社会学实证调查法实地调查法是在没有理论假设的基础上，研究者直接参与教育活动并收集资料，然后依靠本人的理解和抽象概括，从经验资料中得出一般性结论的研究方法。
实地调查所收集的资料常常不是数字而是描述性的材料，而且研究者对现场的体验和感性认识也是实地研究的特色。
与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无意观察和体验相比，实地调查是有目的、有意识和更系统、更全面的观察和分析。
费孝通亲入江南小村，以客观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对开弦弓村这一研究对象进行实地考察，并采用实地调查法中的观察法、数据法收集大量的资料，加之运用定量和定性相统一的形式对资料进行统计与分析，从而探究社会现象和研究客观对象。
可以看出，其实地调查目的不仅在于发现事实，还在于将进行系统设计和理论探讨并形成假设，进一步作用于这一研究对象，得出现实性与借鉴性结论。
（二）人类学田野工作法田野工作是指经过专门训练的人类学者亲自进入某一社区，通过直接观察、访谈、住居体验等参与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
田野工作是人类学的核心，也是人类学学科的明确特征，既是一种实地获得文化理解的方法及其研究技术与工具的手段，还包含着一种文化实践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费孝通之所以选着这一方法，在于其对“以小见大”的社区研究视角认真审视中国现状，即将这一科学方法实践与中国本土的研究。
原因在于小社区仅仅是更大复杂社会中的一部分，社区本身自觉不自觉地受到来自各个层次网络的影响。
因此在进行社区研究时，作者总是把田野材料置于更广阔的视野之中，这样才产生了具有很高理论水准和富有解释力的佳作。
这一点费孝通通过扎实的田野工作，研究村落的一个个具体文化，然后从这些文化的比较研究中探索人类文化的普适性特征，所以这种方法在可信度和研究的深度上是能够得到大众认可的，并不会因为在由简单而封闭的小型社会研究转向复杂大型社会的研究过程中，被人们置疑其不具代表性。
四、全书的意义分析（一）时代意义，深入全面地分析了当时我国农村社会问题及解决方法。
认真的分析与考察，最后得出全面而科学的结论可以直接作用于当时的农村建设，可以更好的解决当时农村发展的诸多问题。
中国的乡村社会既有族群之别，又有文化之异，还有“大传统”与“小传统”之分，这种民族的、地域的和历史的特点，与社会学、人类学本土化的关系十分紧密。
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价值取向体现在对乡村社会的认识和改造上应该是关注现实问题，回答差异基础上的和谐发展问题。
从而提出我国农村和土地问题的解决之道是恢复和发展乡村工业，以使农村社会的各方面得到协调发展。
同时也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与研究成果，其影响不但起作用于历史，同样也启迪和指示现在，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二）学科意义，在中国实践中形成的本土化理论与方法经典，加速了社会学与人类学的本土化进程。
尤其是实地调查和田野工作法在此调研中的运用，表明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学者们不再只是对社会学书籍的简单翻译和基本上机械地照搬和运用欧美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也致力于自我社会学的探索与发展。
费孝通先生接触和接受西方的人类学、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再到实践中运用这些理论与方法，认识和剖析中国农村社会，形成自己的理论认识，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创新，得出适用于中国特殊地域的结论和成果，在运用与实践实际之中，所以说对社会学的本土化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三）现实意义，可以很好的实践于“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一直是“两会”焦点和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它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还是我国当前社会最不和谐的因素之一。
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将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将直接关系到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和要求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可以说，新农村建设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诸多领域，内容丰富，涵义深刻。
是新时期“三农”工作的行动纲领。
建设新农村，需要在深入调查研究、科学论证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建设规划和实施方案，统筹谋划建设的内容、步骤和方法。
这就提出了新农村建设不能脱离科学论证、不能不重拾经典。
寻找科学、合乎乡情的建设路径。
然而，了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虽然这本著作在时间上已经跨越半个世纪又二十年，但当我重新品味20世纪初期先辈学者对于中国农村的调查和思考。
仍能深切感受到费老对江村的研究给予我们当下探索新农村建设的巨大意义。
地方政府学2013级：鲁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