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芳（1912年－1977年），中国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红学”理论家。

四川万县（现重庆万州）人。

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是“汉园三诗人”之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和书记处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等职。

1957年在对胡风的政治运动中，措辞激烈，与胡风激烈交恶。

最后，在文革中也不能幸免，被打为“走资派”，1977年病逝。

现代著名诗人和文学理论家何其芳，原名何永芳，国文老师将“永”改为“其”，成为何其芳。

这一字之改，使名字大放光彩，由一个十分俗气的名字，变成一个内涵隽永的美名。

将“永”改为“其”名字起了两大变化：一是变九、名分档为连姓取名，扩大了名字的容量，丰富了名字的内涵；二是变三个实词为两实一虚，虚实相生，使名字充满了生机，跳荡着情感，升腾着热浪，具有感人的力量。

何其芳-----多么芬芳，多么美好，多么令人陶醉啊！名字散发着诗意，洋溢着浪漫情怀，真是不可多得的佳名。

何其芳不负重望，后来成为著名诗人和文学评论家，使“名副其实”，美名远播。

首先，何其芳的散文注重意象的营造和氛围的渲染，以表达自己在“寂寞”、“苦闷”中的独特感受。

他深受我国古典文学的熏陶，曾热衷于唐代绝句的优美意象，晚唐五代词的纤巧、婉转。

青年时期又接触了西方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文学。

其次，何其芳的散文刻意追求一种诗意。

他的散文透出一种朦胧、梦幻的诗意美。

第三，何其芳散文的语言生动形象，精致典雅。

多种修辞手段使他的散文文字精致、工巧，给人以艺术的享受。

何其芳醉心于散文形式美的有意追求，虽拓展了散文的表现手法，使抒情散文更加精致和纯粹，却失之于过分的精雕细刻，有人工斧凿的痕迹，加上过多的象征手法与通感的运用，又使文章有朦胧、晦涩之感。

编辑本段作品特点
《秋天》选自何其芳早年创作的诗集《预言》（1931－1933）。

它不像那个时期的诗人们那样爱用象征手法，写得神秘莫测，或爱寻味哲理，显示思想的深高厚重；也不像他向前拘守个人狭小天地，缠绵悱恻于男女私情，除了幽怨、苦思就是期待，而是难得地将视野投向乡野，投向普通人的活动场景，以观者的身份言身外他人之事，表现一派明朗纯净的诗意诗风。

诗作采用直陈其事的写法，表面看来似乎简单、直白，缺少象征的奥义，实则意味情味既深且长。

诗中透出那么一种氛围，那么一种神韵，这是最能勾住读者心魄的东西。

诗歌是何其芳最先喜爱和运用的文学样式。

他自称开始创作时“成天梦着一些美丽的温柔的东西”，早期的作品鲜明地表现出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思想感情和个性。

他不满丑恶的现实，又不清楚出路何在；他热切地向往着生活中美好的事物，但缺乏热烈的追求。

于是较多徘徊于怀念、憧憬和梦幻中，只能留下寂寞和忧郁。

何其芳对于艺术形式的完美，表现出执著的探求。

在诗歌方面，他创作之初即十分讲究完整的形式、严格的韵律、谐美的节奏，并注意表现出诗的形象和意境。

因此，他的诗明显地具有细腻和华丽的特色。

在散文创作上，他自称“我的工作是在为抒情的散文发现一个新的园地”，他善于融合诗的特点，写出浓郁缠绵的文字，借用新奇的比喻和典故，渲染幻美的颜色和图案，使他的散文别具风格。

真正明显地表现出思想和艺术风格的变化，是在抗战开始，特别是到了延安以后。

这时他渐离梦境，面对现实，诗文风格趋向朴实明朗。

六卷本《何其芳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录了何其芳的大部分创作和论著。

编辑本段个人思想
何其芳的学术贡献和治学精神，周扬曾作过这样的评价：“其芳同志在艺术上不断进行着新的追求和探索，在理论上也有自己的独立建树。

其芳同志治学严谨，刻苦勤奋。

他研究了我国古典诗歌、民歌、新诗在形式上的特点，根据现代汉语的客观规律，提出了建立现代格律诗的主张，并且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对诗歌的形式进行了新的探索。

他关于我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提出了不少自己独到的见解，推动了我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发展。

他不止一次地说过，做好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特别是总结那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不仅有助于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还可以丰富我国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

”
作为杰出的诗人，何其芳不仅写过许多深受读者欢迎，传诵很广的优美诗篇，而且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第一位系统地探索并建立了现代格律诗的理论体系的学者。

早在1953年写的《关于写诗和读诗》的文章里，他就提出了现代格律诗的问题，把新诗区分为格律诗和自由诗，主张建立现代格律诗。

1954年，他专门写了《关于现代格律诗》的长篇论文，就建立现代格律诗的必要，现代格律诗的顿和押韵，现代格律诗不能采用五、七言体等问题，进行了系统而又周详的论证与发挥。

他提出，现代格律诗除了应该具备诗的一般特点外，以形式而论，还应每行有一定的顿数，可分三顿、四顿、五顿几种不同的句式。

在长诗中，如有必要，顿数可以变化；同时要押大致相适的韵，不一定非要一韵到底，可以少到两行一换韵，四行一换韵。

何其芳关于现代格律诗的理论主张，是在研究了中国古典诗歌和民歌的传统，研究了“五四”以来新诗创作的实践经验，并借鉴了外国诗歌的形式规律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在何其芳看来，做学问的方法，研究的方法，在本质上是一种思想方法，是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具体学术研究领域的应用，他一再强调，学术研究方法其实是一种特殊的工作方法。

在具体的研究对象上，何其芳非常重视占有和掌握资料，通过占有和掌握资料，尽可能详细和周密地了解课题的历史和现状。

例如，前人有些什么重要的、值得重视的研究成果，有哪些值得借鉴之处，存在着哪些局限，以及现在进展到什么程度，水平如何，难点何在，等等，他都要了解。

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找到自己进行研究的着力点，最终获得创造性的实绩。

以对屈原的研究为例，他讲，这并不是他非常熟悉的领域。

为尽可能详细地占有资料，了解屈原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他阅读了能够找得到的古往今来的全部《楚辞》的注本，特别是文学所图书馆馆藏的屈赋注本。

何其芳认为，从事文学研究必须要有广博的学识，不仅要广博，而且要扎实。

因此，他主张读好书，多读书。

何其芳读书，有做批注的习惯，许多很重要的思想见解，就批在他自己的书上，它们大部分没有被系统地整理过。

整理这些批语，不仅对于何其芳研究，就是对于更广的意义上的文学研究，也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从文化视野上来看，何其芳学术研究所关注的领域，也可以说涵盖了古今中外。

在他留下来的学术遗产中，属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以1956年写的长达8万余字的《论〈红楼梦〉》为代表。

在这篇论文中，他不仅对《红楼梦》作了全面的精细的思想分析和艺术分析，对其中一些主要的人物给予了准确的评价，对当时与以往红学研究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如“市民说”的问题，后四十回的真伪问题等，都经过缜密的研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而且，通过对这部封建时代社会生活百科全书式的作品的研究与评价，充分而全面地展示了何其芳的才情与学力、学风和品格。

这篇论文可以视为何其芳文学研究的一个制高点，它代表了当时以及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红楼梦》研究的最高水平，至今读来，仍不觉其陈旧，给人以艺术和生活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