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文档之家› 中国古代城市

中国古代城市

中国古代城市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城市的建设并不是随意的,而是受到了相关的理论影响。

概括地说,这种理念应该包括选址思想、城市平面规划布局、城内建筑体量规模等几大方面。

就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中国古代城市在选址、平面布局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共性,也证明了这种理论的存在。

本文不揣浅陋,就中国古代城市建设理论的三个问题阐述一下自己的看法。

1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理论的形成历程及原因1.1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理论的基本规定这一点,《考工记·匠人》①第一次予以较全面记载,规定也最为明确。

它的出现,也标志着中国古代城市布局规划理论体系的正式形成。

一般认为,《考工记》是成书于东周时期的齐国官书,所以,中国古代城市布局规划理论体系的正式形成时间也应同时。

《考工记·匠人》提到当时构成一座城市的主要要素包括门、道路、宗庙、社稷、宫殿及市、明堂、城墙等。

这些规定虽然主要针对王城建设而言的,但对于诸侯国都及卿大夫采邑,只是规模、体量上的变化,有些功能设置有所损益,而总体的平面布局区别不大,所以并不影响本文的探讨。

具体的城市布局,其规定可概括如下:①城为方形;②每面三门,四面共十二座;③以宫城为核心,宫城南北中轴线亦是王城的中轴线。

宫城内按前朝后寝之制规划,朝、寝各有九室;④南门、朝、寝、市都由南至北布置在中轴线上。

宫城前面为外朝,后面为市。

宗庙、社稷对称设置在宫城前方的左右两侧;⑤道路分经涂、环涂、野涂。

城内道路系统为规整的网格化,环绕宫城沿中轴线对称布置;⑥围绕宫城设置闾里,较规整。

这就是中国古代城市平面布局的基本规定和核心部分。

另外,对于平民居住区、墓葬区、手工业作坊区、墓葬区以及苑囿等,该体系虽未直接涉及,但据文献和考古发掘资料两方面考虑,似也应该是当时规划体系中的一部分,故将一并考虑。

1.2 《考工记》之前中国古代城市平面布局概览据文献记载,中国古代城市最早出现的时间有神农、黄帝、鲧或禹时期等不同说法。

考古发现的河南郑州西山仰韶文化晚期城址②,属黄帝时期的遗存,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至少在黄帝时期中国已经有城市出现了。

虽然这时候的城市还显得比较原始,功能也比较单一,但它的高大围墙毕竟已从根本上不同于以前只有环壕的聚落。

在考古学研究中,更宜放入城市的整体范畴中加以考虑。

西山城虽然局部,如F84、F129、F144等可能经过规划,但其圆形的平面、一西一北两座城门等都表现出了相当的原始形态,证明整座城池并没有清晰的规划思想(图1)。

龙山文化时期,在财富分化进一步加剧的情况下,在权力继续集中和生产力提高的前提下,在互相掠夺资源的战争的逼迫下,城市的数量明显增加。

而且,从普遍的近方形城垣及置于中轴线附近的大型夯土建筑,郝家台城③内排列有序的排房建筑,古城寨城④大型宫殿和廊庑建筑与城墙十分一致的走向等方面可以看出,此时期的城市布局已经过一定的规划。

平粮台古城⑤(图2)正方形的平面,南北城门的对称设计,在后世的城市中屡见不鲜,也证明此时期的城市建设已经越来越接近于《考工记》中的相关规定。

三代时期,国家政权建立,权力集中和财富分化达到了一个顶点。

统治者在各个方面都力求体现自己的高贵身份和高高在上的地位,城市建设上亦然。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已不仅仅是一个单纯以军事防御为目的的堡垒,而是综合了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需要。

在这两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城市布局更加程式化,城市功能也更加复杂。

普遍的方形城垣;二里头城⑥(图3)宫殿区外围发现的四条垂直相交的道路系统;洹北商城⑦建于中轴线南段的宫殿区;盘龙城⑧发现的三座前后平行的上层宫殿基址,方向同城垣一致,且为前朝后寝布局,北山口故城、鄢陵故城、辉县共城、辉县共城的内外两重城垣等,均与《考工记》所载基本一致。

1.3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理论形成的过程及原因由上述可推知,中国古代城市的规划理论体系从萌芽到出现,再到完善成熟的大致发展脉络,基本可以分作两大主要阶段:龙山时期,出现了城市规划思想的萌芽,有些城市至少已部分地付诸了实践;三代时期,这个理论体系则基本完善,并指导了大部分的城市建造。

龙山时期,“筑城以卫君”,城市的防御功能是占在首位的,最突出的表现则是夯土城垣及护城壕的修建。

但同时也考虑到了政治上的一些需要,目前的发现主要表现在位于中轴线附近的建筑基址上,这可能是上层权力中心所在。

三代时期,则更是与当时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的社会实际需要密不可分的。

当时,国家政权建立,而“国之大事,唯祀与戎”。

所以,城市建设亦会较多地考虑到这两方面的需要。

“祀”在城市布局上的表现,即为“左祖右社”,位于宫之前。

虽不在中轴线上,但其重要性亦见一斑。

“戎”在城市上的表现则更加突出,宽大的城墙,双重城垣的较多出现,位于中轴线附近的宫城,等等。

政治上,最突出的表现是《考工记》中将“宫”置于中心位置,以突出君王的身份和地位。

同时将朝寝前后毗邻,突出“家天下”的思想。

经济上,此时只在城北设一市,且仅一夫之地,可见,其地位并不是很重要。

总之,《考工记》中对中国古代城市布局的规定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吸纳了上千年城市建造活动的理论和实践,并充分考虑到了政治、军事、经济等各个方面的社会实际。

至于中国古代的城市为什么习用方形平面、网格式的布局的问题,我们认为:其一,是城市建造的需要。

中国古代的城市基本上是夯筑而成。

很显然,在夯打时直线要比圆弧容易得多,而且在外形上容易控制,建造的城垣也可更加规整、美观。

这也可更好地体现君王高贵的身份和威严的气度。

贺云翔先生也曾有过类似看法⑨。

其二,是分割不同身份、权力人群的需要。

如《逸周书·程典》:“士大夫不杂于工商。

”《逸周书·作雒》:“凡工贾胥市臣仆州里俾无交为。

”为了分割不同的人群,则需要划定出固定的区域,而在方形平面内,以围墙、街巷分割,整齐划一地设置网格式的功能分区,既便于规划,又比较统一、实用,无疑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选择。

其三,是安全防卫的需要。

在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内,“筑城以卫君”,城市的军事防御职能是占主要地位的。

将宫殿区放置在城的中心,外围以网格状道路,与其它功能分区隔离,以诸道路作为一条条安全警戒线,便于对宫殿区或宫城的实施有效的安全保卫。

同时,宫居中,四周均为军事缓冲区域,若被敌人攻破城池,也可延缓攻打到中心的时间。

这可能是《考工记》“择国之中而立国”最初的实际考虑。

由此,审视以前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城市布局受井田制、“天圆地方”思想以及矩形四合院房屋布局形式影响而呈现出的方形网格状布局的认识,均可知根据是不够充分的。

因为目前这几点均无法证实在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理论体系的萌芽出现的龙山时期即已存在。

而当我们脱离古人在社会实践中总是受到某种思想影响甚至制约的认识误区后,却发现这些实践活动有着它直接的社会需要和作用。

2 《管子》城市建设思想的归纳与述评《考工记》成书于春秋末年,属奴隶制社会末期,是为维护奴隶主的统治并为其服务的规划思想。

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对城市的功能定位逐渐显得过时。

而且,它仅对城内的布局和建筑的体量、规模作出了规定,并未对城市选址等方面加以界定。

在这种情况下,《管子》对城市建造作出了与《考工记》的某些理念和具体作法完全不同的理论规定。

2.1 选址思想《管子·度地》:“昔者桓公问管仲曰:…寡人请问度地形而为国者,其何如而可?‟管仲对曰:“夷吾之所闻,能为霸王者,盖天子圣人也。

故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房注:言其处深厚冈原复壮者,谓之不倾)。

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房注:其国都或在山左或向山右及缘水泽,然后建)。

内为落渠之写,因大川而注焉(房注:谓于都内更为落水之渠,以注于大川)。

”《管子·乘马》:“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

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

”这种城市的选址思想既是对以前城市建造的总结,更对后来的城市建造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史前时期的城址,一般坐落在山麓或河滨台地上,地势都较周围略高。

如西山古城北依西山,南临枯河;平粮台古城位于新蔡河西岸的台地上;王城岗古城地处小型河谷盆地中央,四周群山与丘陵环抱;郝家台古城在沙河北岸的台地上;后岗古城坐落在洹河南岸的高岗上,西、北、东三面临河;古城寨古城位于双洎河与溱水交汇处缓坡上。

历史时期的城市,汉魏及隋唐洛阳城北依邙山,南临洛水,唐时宫城和皇城建于郭城之西北高地上;隋大兴唐长安城位于龙首塬南坡上,龙首、清明、永安和漕渠分别从东南西三面引渭河的支流入城,提供生活和环境用水;北宋东京城和南宋临安城均有四条水系绕流其间,南宋临安城南倚凤凰山,西临西湖,北部、东部为平原,宫殿独占南部凤凰山。

北京历来被风水学家称为“山环水抱必有气”的理想都城。

其西、北环山,两侧山脉会合形成半圆形大山湾环抱北京平原。

桑干河、洋河等在此汇合。

这些城市的选址,均符合《管子》的城市选址思想,由此可见其规定被实践之普遍,其影响之深远。

2.2 布局思想(1)平面布局《考工记》虽然对城的平面布局作出了比较明确的规定,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与其规定完全相符的城市。

而《管子·乘马》载:“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

”这种思想的实践,却比比皆是。

前述史前时期的城市选址,都会选择山水相依的地点,城市平面虽不完全依山水走势而建,但定会受其影响;汉长安城内未央、桂、明光等宫虽置于一城,但却未按《考工记》营国制度的整齐划一模式;辽上京,分南北两城,契丹与汉人分治;内蒙古元上都城将宫城和皇城置于郭城之东南;南宋临安城南倚凤凰山,西临西湖,城市呈南北狭长的不规则长方形。

这些城市的布局,均符合《管子》“因天材,就地利”的思想。

而且,城郭也不是完全的规整方形,中轴线也不完全是南北中心线,道路也不完全是经纬涂制,而且尚不见环涂存在。

体现了《管子》“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的规定。

(2)区域划分《管子·大匡》:“凡仕者近宫(房注:仕者有公事职务故近宫),不仕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房注:不仕与耕者当出入田野,故近于外门)。

”这种以身份和职务划分居住分区的思想在《逸周书》中已有阐述,《考工记》中可能也会有阐述,惜其原文多佚失,存语不详。

佐之以《管子》,这种思想则愈加明晰,且影响后世千年。

至迟在龙山文化时期,如王城岗、新砦城的城内中部偏北处均发现有大面积夯土基址,应为宫殿区;蒲城店、徐堡、平粮台等城均发现了陶窑、墓葬等遗存,说明城内已出现了手工业作坊区和墓葬区,此时的分区思想还不是很明显。

历史时期,夏二里头城铸铜作坊区位于宫殿区南,殷墟宫殿宗庙区外围分布有手工业作坊;二里头城、洹北商城发现了集中分布的成片墓地,与居住区无严格的区分;洹北商城北部分布有密集的居民点;偃师商城发现有府库建筑遗存(图四);隋唐洛阳城建造有专门贮存粮食的含嘉仓城(图5);北宋东京城内城集中分布着中央衙署、寺院宫观和商业场所,皇城是皇帝生活起居和议政的地方,均经过一定划分(图6)。

相关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