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贾谊的礼治思想(一)
【内容提要】秦王朝二世而亡，对于这样一个历史事件，从贾谊开始，就一直成为中国传统政治不断加以反省的教训。
贾谊指出秦“以法为教”的统治政策导致了秦的覆亡，具体来说，表现为两方面的后果：其一，上下离畔。
其二，颓风败俗。
针对这两方面的教训，贾谊提出了其礼治思想：其一，待下有恩，这主要指君王应该礼敬大臣；其二，以礼教民，强调百姓应该得到教育，以使百姓有廉耻之心。
贾谊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尊儒尊孔的要求，但他强调崇六艺，兴礼乐，教民众，实为后来汉武一朝兴用儒术的先导。
【关键词】法教，德教，法治，礼治
关于贾谊的思想，历来论者多注意其“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政治构想，这固然表明了贾谊的远见卓识，但贾谊对后世真正有影响的却不在这里，而在于他通过对秦亡教训的分析，而提出了一整套以礼治天下的思想。
贾谊看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性的特征，而着重发挥了礼对于社会的长治久安的作用，这种思想不仅奠立了有汉一代的政治规模，而且，中国以后两千年的统治政策皆不脱此藩篱。
一、法教与法治
秦灭六国，统一天下，行郡县，废封建，大一统之势已成，传统中国以后两千年之发展皆不脱此格局。
因此，贾谊所面对的问题则是，如何适应这样一种新形势，确立一种稳固的社会秩序。
然而，秦作为第一个大一统王朝，却二世而亡，汉初大封诸侯王，以藩屏汉室，则鉴于秦亡之速，然实为历史之反动。
因此，对秦亡教训之总结，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
贾谊如此提出了这个问题：
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
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
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何也？（《过秦论》上）
周初推行封建，统治时间长达八百年之久，秦行郡县，却二世而亡，这大概是汉初统治者的一个基本认识。
而贾谊对此指出，周道之长并不在于行封建，乃在于施仁义，行先王之道，而秦之所以灭亡并不在于行郡县，乃在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过秦论》上）。
因此，在贾谊看来，要治理天下必须反秦道而为之，施仁术，行“先王之道”。
所谓“先王之道”，就是他屡屡提到的汤武之道，即“置天下于仁义礼乐，而德泽洽，禽兽草木广裕，德被蛮貊四夷”（《治安策》），贾谊称之为“德教”。
贾谊对秦亡教训的总结实成为历朝统治者的一基本认识，成为后世政治运作最为重要的指导思想。
后来刘向认为“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
使时见用，功化必盛。
”（《汉书·贾谊传》）
史称刘邦入咸阳，与民约法三章，“蠲削烦苛，兆民大悦”（《汉书·刑法志》），而另一方面，汉初统治者尚黄老无为，故法律多因循秦旧，可见，汉初之法律也是很严酷的，如连坐、肉刑等秦之律令至文帝时才次第废除。
这两种做法看起来是相矛盾的，但如果我们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特征有个清晰的了解，便觉得并非如此。
秦主张“以法为教”，所谓“法教”，就是要用法去改造人，所以制订的总是尽量详备，以使人们的一举一动都须如法。
不过，也正因为如此，人们稍稍不小心，就触犯了法。
我们常常说某人“苛刻”，这个意思不是说他对待别人的错误显得太严厉、太粗暴，而是说他管得太宽，乃至于鸡蛋里挑骨头，别人稍稍有什么不妥就要招致他的批评，如此，大家自然觉得此人“烦苛”。
可见，中国人天性好自由，不喜欢被人指手划脚，所以，秦以后的统治者多明白这个道理：对罪人是可以重重惩治的，但决不可以生事扰民，让百姓觉得无所措手足。
就是说，法之苛与法之暴并不是一回事。
秦法固暴，且烦，而老百姓一般是懒得去学那些繁琐的法律条文的，这样，老百姓不免不经意间就触犯了法。
如此，百姓无所适从，自然就不满了。
汉法亦暴，但不以法教人，所以不会有这么多条条框框，人们自不会觉得烦，也不会对法产生什么惧怕之心。
前贤批评中国人
好看杀头，但若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问题，这却正反映出后世统治者治天下之宽仁，所以，人们看到他人犯罪罹刑时，不会因此就戒惧战栗，因为自己毕竟没有犯罪，相反，人们常常是一种置身事外看热闹的心态，甚至还会认为此人是罪有应得。
秦世那种欲以重法恐吓百姓的做法，实在是不懂得中国人的心态。
所以，秦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推行“以法为教”的王朝，其暴、其亡皆与此有关。
自秦以后，统治者再也不敢讲“法教”了。
但不讲“法教”，并不等于纯任“德教”，而是“王霸杂用”。
汉宣帝言汉家制度乃“王霸杂用”，其本人并没有对之作进一步解释，然据班固所云：“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
”（《汉书·宣帝本纪》）可见汉宣之霸道是以法绳治臣下，如是，“吏称其职，民安其业”（同上）。
那么，王道当是对百姓而言。
吕思勉对此有一解释甚好：“宣帝所谓霸，便是法家；所谓王，是儒家；以霸王道杂之，谓以督责之术对付官僚，以儒家宽仁之政对待人民。
质而言之，便是‘严以察吏，宽以驭民’，这实是是最合理的治法。
”（《中国政治思想史十讲》）光武帝更是王霸杂用，一方面严于督责之术，另一方面重视礼治，以孝治天下，所以东汉风俗之美亦是他世所不及。
“德教”与“法教”有一点是相同的，即二者作为“教”，都是要从里到外，彻底改造一个人，这用宋儒的话来说就是“变化气质”。
用法来改造人的做法，已彻底失败了，于是代之以礼来改造人，这就是贾谊所说的“德教”，我们可称之为礼治。
同样是德教，汉儒与宋儒的办法不一样，宋儒认为古时之礼乐已崩坏，所以用礼乐养心的办法已不行了，只能用理养心，实际上就是要民自觉；而汉儒则说“民者，暝也”，又说“民之号，取之暝也”（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认为民是冥顽不觉之人，所以要民讲觉悟是很难的，所以最多只能用渐进的办法，“摩民以义”，用熏陶、习染的办法来达到改造人的气质的目的。
儒家除了讲教外，还要讲养。
养就是孟子所说的“制民田产”，后世随着井田制的功能的破坏，这项功能就弱化为赈灾救荒，而大部分养的事务交给百姓自己去做了。
汉代统治者老是讲“怀民以恩”，也就是经常给百姓以一些小恩小惠，《汉书》中屡不绝书的“大酺五日”、“女子百户牛酒”及“民爵一级”等，犹如现在过年过节放假发东西，都是要施恩泽给下面的百姓。
不过，在以前，威福之柄不可操之于下的，而只能由君王作威作福。
中国人常说，“点滴之恩，涌泉以报”，所以，君王施恩于万民，万民自然会记得君王的恩德，而今天给我们好处的是单位的领导，所以，哪个领导给职工好处多的就是好领导。
而秦朝的统治者却不明白这个道理，只知以法绳治臣子、百姓，而不会广施恩德，臣子、百姓自不会有什么忠信之心。
可见，汉朝的君王就聪明多了，这种仁术固然是一种权术，但老百姓喜欢这样，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所以，汉祚能延四百余年之久，至于昭烈帝，尚能以西蜀一隅立国，实赖汉之余恩也。
汉宣帝讲的王道，就是儒家讲的教养之法。
后来统治者对此都有很明确地意识，所以，后世百姓最多是因为饥荒而去干些打家劫舍、啸聚山林的勾当，一般不会想到造**的，只是被少数读了一些书却又失意不得志的人利用，而终酿成大乱。
而霸道则是通常所说的“吏治”，即循名责实，以法绳下，所以，圣明君王在上，对臣子的管束是相当严厉的。
后世所说的“暴”，一般是说君王对臣子施暴，至于对百姓，政府总是很好的。
政治清明的时候，臣下一般还比较自觉守法，但承平日久，规矩不免松弛了，人心也不免怠惰了，这时若有人出来整顿吏治，臣下就会受不了，就会想方设法搞破坏，最终改革总是不了了之。
所以，一个明智的君王是懂得绳下的尺度的，水至清则无鱼，一般的小过错就算了，要惩罚的都是些比较大的、不得不办的事件。
否则，统治者不免要背上一个暴君的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