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是应对世界新军事变革挑战的重大战略抉择。
随着中国军事变革的逐步展开，西方各种军事变革模式蜂拥而入。
这种形势提醒人们：如果离开“中国特色”，中国军事变革就会效仿美国而不像美国、效仿俄国而不像俄国、效仿法国而不像法国……，从而也就失去了任何意义。
“中国特色”决不能成为一个“万能筐”，任凭说不清的东西往里装。
认识特色的唯一条件是比较。
在与西方军事变革，尤其美国军事变革的比较中可以发现，中国军事变革具有以下八个方面的鲜明特色。
一、战略目的的有限性(中西方军事变革战略目的不同)所谓战略目的不同，是指中国与西方军事强国由于国家性质、对外政策及军事战略不同而对军事变革的战略要求有本质的区别。
西方军事变革，尤其西方军事强国的军事变革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军事领域的必然反映，其战略目的在于通过军事变革确保绝对军事优势，以维持世界霸主的地位。
中国军事变革是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和平自主的外交政策和积极防御军事战略的本质体现，目的在于通过军事变革来提高信息化战争条件下防卫作战的能力，为国家的安全与发展提供保障。
这是中西方军事变革的本质区别。
充分认识这种区别的意义在于：在世界军事变革的大潮中，必须正视中国的国情和军情，以免陷入盲目军事竞赛的泥潭，铸成历史性错误。
世界军事史表明：每逢军事变革的历史时期，总有一些国家不顾本国国情，盲目卷入一场浩大的军事竞赛之中，从而拉垮了国民经济，也使自身的变革中途而废。
因此，中国的军事变革不能人云亦云，不能盲目紧随西方，不能成为西方军事变革的翻版。
必须根据中国国家性质、中国军事战略性质和中国基本国力基础，有针对性地实施变革，以免军事变革成为军事竞赛。
这对于中国军事乃至中国整体建设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二、发动起因的应对性(中西方军事变革启动原因不同)中西方军事变革具有不同的启动原因。
美国军事变革的启动原因：越南战争失败后，美军亟需产生新的作战方式，尤其冷战结束，美国企图以绝对的军事优势主导世界。
此时恰逢发生了以信息技术为主体的新一轮科学技术革命，为其军事变革提供了相应的物质技术环境和条件。
而中国完全不同：长期处于相对和平时期，没有战争失败后的惨痛反思。
最重要的是，军事变革的物质技术条件——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群体性突破没有首先产生于中国。
中国军事变革的动因，是为了抓住人类社会技术形态的时代转型机遇，是为了适应现代战争面貌的深刻变革，是为了应对世界军事发展的严峻挑战。
二者的区别集中表现在军事变革与现代战争形态的关系上。
即：现代战争形态的转型是美国军事变革的重要结果，却正是中国发起军事变革的主要原因。
现代战争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是谁让它变的？是美国人。
美军把军事变革的成果用于战争实践，从而引起现代战争形态的转型。
从一定意义上讲，美军的作战样式就是现代战争的代表性样式，“世界军事的迅猛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美国军事发展的代名词。
而中国的军事变革是为了适应现代战争面貌的深刻变化，中国迎接世界军事发展的严峻挑战，实质是迎接西方强国军事发展的严峻挑战。
这是中西方军事变革的重大区别。
充分认识这种区别，有助于我们正确、客观地认识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所具有的较强应对性，即：变革则主动，不变革则被动，不变革无法打赢未来可能发生的信息化局部战争国人重道轻器还有一种表现，就是对理论重高轻深，重玄轻用，认为理论越高越好，话说得越玄水平越高。
国人的这种认识对军事科技和军事理论的发展有很大的危害性。
相比之下，日本就比较重视对应用理论的研究和开发。
我国宋代施子美撰《七书讲义》、清代魏源撰《海国图志》等应用性比较强的图书，在中国历史上被认为学术价值不高，因而流传不广，有的甚至失传，但在日本却广为传播，很受重视，即是例证。
中国古人这种重道轻器、重玄轻用观念是制约我国科学技术和军事理论发展的一条重要原因。
军事科技与军事谋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其中军事科技是战役战术乃至战略理论提升的阶石。
军事科技不发展，军事谋略就难以有突破；军事科技发展了，才会推动军事谋略的进步。
只重谋略，同只重技术一样，都是片面的。
只重虚华高玄，轻视应用理论，也是有害的。
二，军事科技对军事理论发展的影响是由低层向高层、由点向面逐步扩展军事科技对军事理论发展的影响是逐步由低层向高层辐射、扩散的。
首先受其影响的通常是技击理论，《墨子》中的守城方法、戚继光的练兵理论，都讲到了战斗人员对兵器的掌握和使用问题，就体现了这一点。
其次，军事科技在此基础上，会进一步影响到战术、战法的变革。
如有了车兵，就必须有车战之术；有了骑兵，就必须要讲究骑战之法；有了水军，则一定要有水战之规；冷兵器时代交战多用密集队形，而火器时代交战则须用疏散队形等。
总之，战役战术一般都要随着新兵器的大量使用而不断发生变化。
再次，军事科技还会进而影响到战略决策的制定和战略理论的研究，其中包括大战略层面的理论研究和顶层的“庙堂”设计。
如汉代的大集团骑兵远距离奔袭作战决策，唐太宗的轻骑兵灵活机动作战理论，明清时期的火器作战指导思想，近代的海防战略等，都是以当时的军事科技条件为基础才出现的。
远交近攻是冷兵器时代强国只能采取的扩张性国家战略；但到了近现代，运载工具高度发达，这一原则已不再是发达国家对外扩张时的唯一战略选择，它们为了国家利益而实施远攻的事例，在近现代已并不少见。
军事科技对军事制度的影响也通常是由点到面逐步推广。
赵武灵王首先在赵国推行胡服骑射，而后才有中原骑兵制度的逐渐普及。
明朝洪武和永乐年间火铳的大量制作和装备部队，而后才有神机营等火器装备部队的出现。
嘉靖年间佛郎机和鸟枪的广泛使用，戚继光才得以组建冷热兵器混编的合成军种。
后装枪炮和蒸汽舰船的引进，才使中国有了近代意义上的海军。
中国历史上军队建设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说明了其对军事技术的必然适应与依赖关系。
三，有些军事理论原则虽具有古今相通的特征，但其内容及应用方法却必须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而发展中国古代许多军事理论具有哲理性强、应用面广、可鉴性久远的特征，不但冷兵器时代可以运用，而且在现代高技术条件下也可借鉴。
中国古代兵学家提出的一些军事范畴，如奇正、虚实、迂直、专分、久速、攻守、屈伸、患利、仁诡、常变等，至今仍被广泛地应用于许多领域。
孙子提出的许多军事观点，如，不战而屈人之兵；致人而不致于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非利不动，非得不用；兵之情主速；地形者，兵之助等，至今仍是军事家、战略家们克敌制胜的圭臬。
但是，古人提出的这些军事理论内容及其应用方法必须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而演进。
比如，孙子提出的关于情报战的一些原理是古今相通的，但今天获取情报的手段已远不至于古人的“五间并举”、“相敌”三十二法、藏于夹墙内窃听等。
随着军事科技的发展，人们获取情报的手段已有了巨大发展。
太空侦察卫星的出现，海底光缆的使用，无线电窃听技术的发展等，这些虽亦可视之为孙子“相敌”之法的延伸，但毕竟这些手段已有了质的变化，情报战理论也随之有了新的发展。
再如，孙子提出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在核武器出现后，也被赋予了时代的内容，显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威力，被称之为“孙子的核战略”，“不战而胜”理论也有了新的充实和发展。
游击战的作战方式，在我国出现很早。
明人写的《草庐经略·游兵》对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已进行了非常精到的概括，但在机械化战争时代及现代化战争时代的游击战战法和冷兵器时代已有很大不同。
现代人根据现代化武器提出的城市游击战、海上游击战、信息游击战乃至将来可能出现的空中游击战等，无疑会使游击战理论产生新的飞跃。
总之，军事原理固然古今相通，但战技、战术、战法乃至战略理论却必须随着军事科技的进步而向前发展。
四，先进的军事理论对军事科技的发展有牵引和拉动的功能，新的军事科技只有在正确的军事理论指导下才能发挥进步的作用如上所言，军事科技是军事理论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军事理论对军事科技亦有牵引和拉动的反作用。
墨子在政治上主张兼爱，所以才在军事上主张非攻，为实现非攻主张，才防备他国前来攻城，他和他的弟子们才作《备城门》诸篇，才研究和讲述关于城守的军事技术问题，从而带动了当时及后来相当长的时期里我国军事科技的发展。
孙子的速胜理论、火攻思想、用间原则等，对后来武器装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指引作用。
鸦片战争后，魏源等人提出“师夷长技以治夷”的战略谋划，对后来中国洋务运动的兴起与发展无疑也起到了牵引和拉动作用。
从中国历史的经验教训看，那种只重军事技术、轻视军事理论的倾向同样是非常错误而有害的。
火器在我国出现后，在当时的军事理论界出现了两种错误的极端，一是视之为“奇技淫巧”，予以公开地压制打击；一是大搞火器神秘化，将之引向歧途。
如焦勖在《火攻挈要》中所说，当时许多讲火器的书和文章“索奇觅异，巧立名色，徒炫耳目，罕资实用”。
这两种倾向的出现，不但都是缘于他们缺乏对军事技术的了解，更是由于他们缺乏先进军事理论指导的结果。
另外，晚清的统治者们在打了败仗后，只看到西方船坚炮利的一面，因而，只强调学习人家的军事技术，不重视军事理论、军事制度和管理方法等方面的相应改革，搞什么“中体西用”，结果是二者不能兼容，到头来，“体”也不成体，“用”亦没有用，二者都以失败而告终。
这从反面说明，只重军事技术，轻视军事制度、军事理论建设，此路是行不通的。
实践一再证明，先进的军事理论对军事科技的进步不但有牵引和拉动作用，而且对人们对它的正确认识和使用也有灵魂性的指导和规范作用。
概而言之，军事科技固然应该重视，军事理论也决不能忽视。
人们只能使二者相济相成，协调发展。
顾此失彼，重此薄彼，都会造成二者的自相惩罚，从而制约它们的健康发展。
五，军事技术和军事理论的发展，都受环境的影响和制约，都受战争实践的催动和检验《墨子》军事科技思想之所以在当时能达到那样高的水平，与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经济、外交、科技、文化等综合环境因素及与当时的战争实践是密不可分的；《孙子兵法》军事理论的产生，亦是如此。
而后来中国军事科技与军事理论逐步落后，也是主要受到环境与战争实践制约的结果。
比如，封建统治者长期施行的闭关锁国政策，使国人的军事思维形成了“多代近亲繁衍”，至近代出现“呆傻”特征；历代统治阶级内部保守势力反对变革，喜欢陶醉于过去的辉煌，是阻碍国人创新思维发展的绊脚石；“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训律是束缚国人创新思维的三条绳索；国人只重直觉顿悟，忽视逻辑论证的经验型、“粗放型”的传统思维方式，使中国的军事技术和军事理论失去了向高、精、尖腾飞的另一只翅膀等。
历史证明，国人创新意识的强弱，创新方法的先进与落后，与创新环境的优劣有密切的关系，“万马齐喑究可哀”的社会环境必会压抑人们的创新思维。
国家内部政治、经济、外交、科技、文化等良好的综合创新环境，才是其军事技术与军事理论发展的条件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