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理论研究综述摘要: 中国的崛起举世瞩目，在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政策引导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尤其迅猛，而区位选择和区位分布是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首要问题。

但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时间较短，不论是理论还是政策导向上仍有很大的研究和探索空间。

因此，通过整理和评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理论的研究成果，可找出当前研究中存在的疏漏与不足，进而为以后的研究找寻新的方向和角度。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 区位理论; 研究评述;国际直接投资区位理论回答的主要问题是对外直接投资时影响区位选择的因素，即是什么因素决定了选址在某个国家或者地区。

这不同于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理论。

一般情况下，企业在决定了对外投资以后，才考虑对外投资的地方，但是这个顺序也可能是反过来的，即企业选好了地方，在考虑是否进行投资时，可能投资也可能撤资。

从这个角度说，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理论用来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阶段。

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理论主要研究企业的经济活动在全球范围内的分布问题，而区位理论主要研究企业的经济活动在国内空间的分布情况，这导致两个理论的交集甚少，这也就解释了早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中没有涉及区位因素的原因。

但是区位因素在国际直接投资研究中越来越重要，只有将区位因素纳入到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中，才能对更多的问题和现象进行解释。

从21世纪初开始，中国在世界经济中除了扮演重要的引资国，又增加了一个新的角色———对外投资国，并且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研究领域聚焦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这一问题上。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OFDI 或ODI) 具有普遍适用的理论规律，例如可以用西方投资理论进行解释，也可以用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说明。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其独特的一面，有处于新兴经济体大国背景下的特殊性，不能完全用某一现有理论全面解释。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ODI 的研究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学术成果。

通过对中国ODI研究文献的梳理，笔者发现诸多学者研究主要围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区位选择、投资路径、投资方式等几个问题上。

基于所要研究的内容，下面将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和区位分布方面的文献进行总结归纳。

一、外文文献的研究成果外文文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起初由于缺乏足够的分类数据，大多为描述性研究，一些对少数高知名度的中国跨国公司的案例研究，如华纳之后的研究才逐渐应用数据、理论和实证的分析方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分析和探讨。

首先，一些文献从总体上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情况。

伯克利指出，在资本市场不完善的条件下，需要将特殊的所有权优势和制度因素纳入一般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才能解释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他们利用1984～2001年中国企业对49个国家的ODI流量数据，分析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影响因素，发现市场规模大、文化相似性强、政治风险高的国家或地区吸引了更多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而东道国具有的资源禀赋和专利注册情况影响不显著。

另外，母国的制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和流向起了重大作用。

得到类似结论的研究还有程、冯，他们运用引力模型对2003～2006年中国企业的ODI流量和存量数据进行分析，选取中国对90～98个国家或地区(考察三个样本:总样本、剔除避税港样本、剔除离岸金融中心样本)的投资流量和125～150个国家或地区的投资存量，他们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受市场规模和地理距离的影响显著，市场规模大、地理距离近、具有共同地理边界和使用共同语言的国家能吸引更多的ODI流量。

其次，张、钱分析了中国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投资的区位影响因素，他们采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利用1991～2005年中国企业对31个国家(21个发展中国家和10个发达国家)的ODI存量数据进行分析研究，选取的解释变量包括GDP比率、东道国GDP增长率、人均资本比率、东道国工资水平、东道国原材料产品的出口比率和东道国风险指数。

他们的结论为，中国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行为是由不同的因素驱动的。

具体地，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没有显示出市场寻求的特征，而成本低和资源丰富成为中国对其投资的主要原因，并且东道国风险的检验结果不显著;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而言，市场寻求、追求低成本、资源丰富拉动了中国对这些国家的投资，东道国的风险指数仍然不显著。

之后，他们又将模型进行拓展，加入了中国的外汇储备、对东道国出口以及投资集聚三个要素，其结论为，中国的外汇储备和集聚效应都推动了其对外直接投资;【集聚效应：指各种产业和经济活动在空间上集中产生的经济效果以及吸引经济活动向一定地区靠近的向心力，是导致城市形成和不断扩大的基本因素。

集聚效应是一种常见的经济现象，如产业的集聚效应，最典型的例子当数美国硅谷，聚集了几十家全球IT巨头和数不清的中小型高科技公司。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市场寻求和资源寻求都是驱动中国对其直接投资的因素;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拉动了其对外直接投资; 中国资本集中于发达国家而在发展中国家表现较为分散; 没有证据显示中国对非洲和石油生产国的投资是由于其自然资源。

另外，一些文献针对某一个或两个区位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

蓬塞( Poncet，2007) ［8］指出，那些与中国政府签订了双边投资协议( BITs) 的东道国能够吸引更多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投资国的友善关系可以为企业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成为企业区位选择时的重要考虑因素。

【双边投资协定可分为传统型与现代型两大类，传统的双边投资协定内容主要在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中体现；现代型的指两国之间订立的专门用于国际投资保护的双边条约，又分为美国式的双边投资保证协定及德国式的促进与保护投资协定。

】科尔斯塔和威格( Kolstad ＆Wiig，2009) ［9］的研究认为，巴克利等( 2007) ［5］及张、钱( Cheung ＆Qian，2009) ［7］文章中使用的数据是经批准的投资数据，而非实际投资的结果，因此可能有失偏颇; 并且之前的研究都是将东道国的制度因素和自然资源禀赋因素独立考察。

在此基础上，他们运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际投资数据研究了东道国制度因素和自然资源因素的结合作用，研究表明，东道国制度环境与自然资源禀赋共同对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产生影响，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中，自然资源禀赋越多就可以吸引更多的中国对其直接投资，二者存在替代作用。

这也就解释了中国企业多投资于制度环境较差( 风险高) 和自然资源丰裕国家的行为。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文献通过国家对比和不同类型的企业对比来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

托兰惕诺( Tolentino，2010) ［10］将中国和印度两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对比，分别采用考察了两国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与其自身的一些宏观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

对比：中国、印度考察：【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与【自身宏观经济因素】的关系数据：1982～2006年1980～2006年两国的时间序列数据研究方法：向量自回归模型的评估结论：发现中国的人均收入、贸易开放度、利率、人力资本、技术能力、汇率和汇率波动不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格兰杰( Granger)原因。

相比之下，印度的国家技术能力是其对外直接投资的Granger 原因。

与印度相比，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更多地依靠政府来推动，相关的区位选择和分布更倾向于政府的指引。

得到类似结论的还有冯、埃雷罗( Fung ＆Herrero，2008) ［11，12］等人的研究。

拉玛沙米( Ｒamasamy，2010) ［13］等则运用泊松回归模型对2006 ～2008 年中国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进行分析。

他们发现，国有企业倾向于对自然资源丰富、政治风险高的国家进行投资，而私有企业则主要为市场寻求型投资。

此外，他们还指出，现有的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私有企业的投资行为，但是对于国有企业，需要将现有的理论进行调整才能对其解释。

类似地，姚等人( Yao et al. ，2010) ［14］认为现有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无法解释中国大型国有企业的投资行为，他们提出理论命题，即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国家能源建设全球化战略的一部分，国家政策会对国有企业进行保护，因此这些国有企业可能进行大规模的投资，而相对地不考虑国际市场或一些东道国存在的风险，并且该文章进一步用中铝和力拓的案例对其命题进行了说明验证。

二、国内文献的研究成果虽然国内的研究起步较晚，但由于是基于对本国经济现象的研究，因此相比国外文献，国内相关的研究成果更加全面、详尽。

以下主要分为几个方面进行总结。

( 一) 在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框架方面冼国明、杨锐( 1998) ［15］认为，传统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只是强调某个时期的技术变动或发展阶段对发展中国家FDI 的决定作用，缺乏更加深入的分析。

他们把邓宁( 1993) ［16］的附加策略变量的动态国际生产折衷( OLI) 理论模型作为分析框架，构建了一个学习型FDI 模型框架，这个模型既可以用来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行为，同时还可以说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交叉投资的行为，从而完善了坎特韦尔( Cantwell) 的技术累积理论。

另外，他们还强调了政府的作用，从而对策略型对外直接投资做出解释。

这个理论框架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并没有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特有因素。

另外，江心英( 2004) ［17］认为东道国的经济环境( environment) 、体制( system) 、政策( policies) ，即ESP系统和跨国公司的行为特征是决定FDI 区位选择的两个内生变量，然后重点阐述了基于这两个内生变量的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综合动因理论。

文章指出，国际投资区位选择行为事实上是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之间的正和博弈，双方合作的基础是利益，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最终取决于东道国的引资目标和跨国公司的投资目标是否吻合以及吻合的程度。

范小军、杨舟( 2006) ［18］则运用经济学和博弈论的相关原理，建立了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下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模型，并且讨论了影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

其结论为，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市场容量较小，优惠税率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可以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产生正影响; 如果市场足够大，即使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是很完善、税率也没有十分优惠，这个国家或地区仍然可以吸引直接投资。

( 二) 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影响因素的探讨1．一些文献从整体上讨论了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

杨大楷等( 2003) ［19］将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理论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实特点相结合，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指出现阶段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应以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为重; 不同类型企业根据其侧重点不同而选择不同的区位; 在国外进行研发的企业应注重寻求产业集群，利用集中的资源和能力取得更多的创新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