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萨哈罗夫的呼吁谈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摘要：科学家在探索自然规律, 创造科学知识, 推动科学事业发展的同时, 有责任去思考、预测、评估其所产生的科学知识的可能的社会后果, 把握好自己的研究方向, 使自己所从事的科学活动真正成为一项造福人类的事业。
而科学技术从本质上讲是为了人类自身利益而进行的一种实践创造活动和精神创造活动，其最高宗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增进福利，实现幸福。
关键词：萨哈罗夫科学家社会责任一、萨哈罗夫的呼吁安德烈•基米特里维奇•萨哈罗夫(1921—1989)在苏联的地位相当于美国氢弹之父——特勒。
其父是有名的物理教师，他出生于莫斯科，1989年12月14日死于心脏病，遗体葬在莫斯科沃斯特里亚科夫斯科耶公墓。
苏联领导人米•戈尔巴乔夫致悼词时对萨哈罗夫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戈尔巴乔夫指出：他生活在20世纪，他的思想是21世纪的人才能理解和实践的。
苏联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这样评价萨哈罗夫：“在苏联那成堆成堆的腐败、重私利、毫无原则的知识分子中”，萨哈罗夫的出现是“一个奇迹”。
萨哈罗夫主要的著述有：《萨哈罗夫言论集》、《论国家与世界》以及《苏联和东欧人权运动的宗旨、意义、困难》、《寄语西方》等[1]。
像许多其他参加核武器研制工作的物理学家(如，爱因斯坦、玻尔、奥本海默)一样，萨哈罗夫感到自己对这项发明负有极大的责任，此发明可能灭绝地球上的生命。
他在工作中逐渐发现，核试验后果极其严重，已造成了很多人死亡，且爆炸后所产生的核污染要持续几千年。
因此，他开始转而反对核试验。
1958年，他第一次向苏联政府提出，取消当年的大气层核试验计划，但遭到政府拒绝。
1961年和1962年，他又两次上书苏共总书记尼•赫鲁晓夫，建议停止大气层核试验，未获成功。
从此，他更加热心于社会活动，逐渐从一个仅仅是反对搞核试验的人道主义者，变成了一个对苏联制度和内外政策有一整套不同见解的持不同政见者。
在苏联的科学史上,萨哈罗夫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物,他既有着科学工作者的求实精神,又有着社会活动家的强烈社会责任感。
有人说,这是一个学者型的社会活动家,也有人说,这是一个社会活动家型的学者。
不管怎么说,都说明了一样的事实:萨哈罗夫的毕生活动包含了两大方面:科学和社会活动[1]。
萨哈罗夫1921年出生于莫斯科，父亲在私立学校教授物理学，也是业余钢琴家；德米特里的祖父伊万是沙俄时期著名的律师，他重视社会认知和人道主义原则，包括提倡废除死刑。
萨哈罗夫的母亲是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萨哈罗夫。
萨哈罗夫的父母和祖母玛丽亚·彼得罗夫娜很大程度地塑造了他的性格，虽然他的祖父是俄罗斯正教会的教士，他的母亲也曾给他洗礼，但他的父亲是无神论者，宗教对萨哈罗夫的生活影响不大，尽管他认为一个非科学的“指导原则”在管理着宇宙和人类。
1938年，萨哈罗夫入读莫斯科大学，1941年因苏德战争撤离后，他在阿什哈巴德毕业。
之后他被派往乌里扬诺夫斯克的实验室工作。
萨哈罗夫在1945年返回莫斯科，在列别杰夫物理学院理论部继续学业，1947年取得哲学博士学位。
1948年，他参与了伊戈尔·库尔恰托夫领导的苏联原子弹计划，苏联在1949年8月29日对研制的第一种原子装置进行了测试。
1950年移居保密行政区萨罗夫后，萨哈罗夫在研制氢弹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苏联在1953年8月12日对研制的第一种核聚变装置进行了测试。
同年，萨哈罗夫得到了科学博士学位，被选为苏联科学学会的会员，并获得了他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劳动英雄荣誉。
随后萨哈罗夫继续留在萨罗夫主导研发苏联首枚百万吨级氢弹，并在1955年进行了测试。
从1950年代后期起，萨哈罗夫开始关注他工作所牵涉的道德和政治问题。
他在1960年代开始活跃于政坛，反对核武器扩散。
他亦推动各国停止在地面进行核试验，也参与促成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在1963年的签署。
1965年，他重返科学界，开始研究物理宇宙学，但仍继续反对政治歧视。
1967年当反弹道导弹成为美苏关系的重要议题时，萨哈罗夫的政治生涯出现了转折点，1967年7月21日萨哈罗夫在写给苏联领导人的一封信中，他认为苏联应该接受美国的建议，双方共同放弃对反弹道导弹的研发，否则针对这项新技术的军备竞赛将增加核战的可能性。
他也请求领导人批准他在苏联一份报章上发表文章，解释反弹道导弹的危险性。
当局没有理会这封信，并禁止他在苏联出版书籍展开对这个议题的讨论。
1968年5月，萨哈罗夫写了一篇文章，指出反弹道导弹是核战威胁的一个主要因素，这篇文章作为地下出版物被传播并在苏联境外出版后，萨哈罗夫被禁止参与与军事有关的研究。
之后他返回列别杰夫物理学院修读普通理论物理学。
在1970年代，他与瓦列里·查里兹和安德烈·特韦尔多赫列博夫共同创立莫斯科人权委员会，并因而面对当局更大的压力。
1972年，萨哈罗夫与同为人权行动主义者的叶连娜·邦纳结婚。
1973年，萨哈罗夫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翌年他获得了奇诺·德尔杜卡世界奖。
1975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他被苏联禁止离境领奖，他的妻子叶连娜在颁奖典礼上代他宣读演讲辞。
1980年1月22日，他因为示威抗议苏联入侵阿富汗而被捕，随后他被流放到一个保密行政区高尔基，即现在的下诺夫哥罗德。
他的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头衔也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议所褫夺[1]。
在1980年至1986年间，萨哈罗夫受到苏联秘密警察的严密监视，在他的回忆录中他声称他在高尔基的寓所经常被搜查和抢掠。
1986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展开重建和开放的政策，萨哈罗夫被释放。
1989年12月14日，萨哈罗夫死于心脏病发，终年68岁。
他的遗体埋葬在莫斯科沃斯特里亚科夫斯科耶公墓。
在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日益紧密的当今时代, 有良知的科学家不可避免地要思考并力图解决科学技术带来的负面影响, 萨哈罗夫也不例外。
萨哈罗夫逐渐意识到接连不断的核试验只会带来更多的死亡和更多的核污染。
即使是最安全的试验核爆，每百万当量的爆炸要导致6600人的死亡，而且爆炸后所产生的影响要持续几千年，这对萨哈罗夫影响很大。
他认识到核试验与道德问题是相联系的。
从此以后，萨哈罗夫走上为人权而战斗的道路。
二、当代科学家的社会责任“科学家的社会责任”问题最初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由以贝尔纳为首的一群英国科学家首先明确地提出的[5]。
著名的科学社会学家巴伯在《科学与社会秩序》一书中对科学家的社会责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他指出：对于科学家的社会责任，不同的科学家的反应有所不同。
一是科学家对他们的发现与发明的后果具有某种一般种类的社会责任。
二是明确承认对科学之社会后果的总责任，并且试图阻滞其中某些最令人憎恶的后果。
持这种极端观点的科学家很少。
三是表现为愤恨。
既有对科学家对自己出其不意地承担太多的社会责任感到不满，也有对外行人把这样的责任强加给科学家感到不满。
这也是一种极端的观点，只为极少数人所持有。
幸运的是，这两种极端观点在今天不为多数科学家所持有，而普遍承认的是：科学家承担的是某种程度上的社会责任[6]。
而责任( responsibility) 是人们应该做的分内事，或者是对自己的行为及其后果应该承担的义务。
莫兰明确指出: “责任性是一个人道主义的伦理学的概念，它只对自觉的主体有意义。
”、“具有良好的意图并不能保证真正地负责任。
责任心不得不面对可怕的不确定性。
”[2]谈到科学家( 我们主要指称自然科学家，有时也包括社会科学家) 的道德( 或伦理) 责任( 或义务) 时，我们要慎重地使用“责任”一词，应该厘清这个概念的复杂含义; 同时须知，科学家的道德责任不仅仅是为自己负责，更是为他人和整个社会负责，所以这种责任也是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或科学的社会责任的一部分——这也就是有些学者径直把科学家对社会的道德责任称为科学家的社会责任[3]。
彭加勒讲过一段十分精彩的话语: “人类必须接受的纪律叫道德。
人类忘记道德的那一天，注定会遭到厄运，并且陷入痛苦的深渊。
而且，在那一天，人类会经历道德衰败; 人类会认为自己不怎么美了，也可以这么说，认为自己比较渺小了。
我们应当为此而悲伤，这不仅因为痛苦会接踵而至，而且也因为它会使某些美好的事物变得黯然失色。
”[4]对于科学家的社会责任问题, 我国许多理论工作者进行过广泛的研究探讨。
概括的比较全面的是杨小华的观点,他说: “科学家的社会责任主要包括: 使科技为人类谋福利, 社会需求作为科学研究的主要方向; 监督科技成果的社会应用, 并思考、预测和评估科技成果的应用所可能产生的社会后果; 规范科研活动, 使其有利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发展; 向社会公众宣传科技成果应用中的负面影响及防范建议, 积极引导科技成果的正确应用, 防止战争等等。
”[7]总之, 科学家在探索自然规律, 创造科学知识, 推动科学事业发展的同时, 有责任去思考、预测、评估其所产生的科学知识的可能的社会后果, 把握好自己的研究方向, 使自己所从事的科学活动真正成为一项造福人类的事业。
科学家是社会的人，其活动室一个社会化的过程。
科学家不仅是科学体制中的一员，而且是社会的一员。
科学家应当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科学研究作为一种社会活动，既影响社会，也会受社会的制约。
科学家的社会责任可以概括为四个主要方面：第一，科学家对科技成果负面的自然后果的责任；第二，科学家对制止战争、捍卫和平的责任；第三，科学家对普及科学和科学教育的责任；第四，科学家对发展经济、改善人们生活的责任。
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感和科学技术创造相互制约，相互激励[5]。
科学家在科学实践中以其个体的创造性活动，自觉地是闲着自身的主题价值，同事也创造了巨大的社会价值。
但实际上，科学本身并不仅仅是纯学术的问题，科学家的创造活动也不仅仅是一种个体的活动。
“纯科学”这一概念已被相对于应用科学的“基础科学”所替代，科学研究概念也被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在内的R&D所代替，纯科学早已不足以代表科学的整体。
在科学已大规模的介入到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之中时，科学家就不仅仅是科学共同体的成员，而且也扮演着社会共同体的角色。
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所特有的双重效应，在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的今天却日益凸显。
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因此，社会要求科学家首先要以一个“社会人”而存在，其科学研究或或是成果应用，都与社会紧密相关，因此无论在何种社会中、何种制度下，社会都赋予了科学家不能把自己仅仅划分为一个科学发现和科学发明的创造家，更多的他必须要对自己的研究成果对社会所造成的现在或将来的影响担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