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荀子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结
束时一位站在儒家立场上对先秦诸子进行
了批判继承的集大成的大家。
郭沫若说：“荀
子是先秦诸子中最后一位大师，他不仅集了
儒家的大成，而且可以说是集了百家的大
成。
”侯外庐也说：“荀子是后期儒家的伟大的代表。
”李泽厚认为荀子的更准确的定位应是儒家，而不是法家，或儒法过渡人物。
他指出：“从宋明理学到‘现代新儒家’，都一贯抨击荀子，表彰孟子，并以朱熹、王阳明直接孟子，认为这才是值得继承发扬的中国思想史的主流正宗。
而三十年来国内的研究则又大都只赞扬表彰荀的唯物论，或则抨击他的尊君尚礼的法家倾向。
这些似乎都没有抓住荀的要害。
”荀子涉猎广泛，学说渊博，兼综儒、道、墨、法、名，构建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对秦汉，乃至其后两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文化影响深巨。
这与他在稷下待过有直接关系。
荀子久居齐国，曾在稷下“三为祭酒”，熟悉稷下各家之学，也有了百家争鸣，学术交融的思想自由的宝贵经历，这为他批判总结先秦学术思想、构建自己庞大思想体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荀子的思想体系博大精深，然而要探讨其核心及最能代表其思想特质的内容，不能不提到“隆礼重法”的礼法结构。
抓住了这一点，就找到了理解荀子思想及荀韩关系的一把钥匙。
荀子尽管一直以儒家正统自居，但历史上，不只一人将其视为儒学异端。
唐代韩愈称道荀子为“大醇而小庛”（《读荀》），宋代理学崇孟抑荀，指责荀子为“异
端”，如二程说他“悖圣人者也”（《二程遗书》），朱熹谓：“荀卿则全是申韩，”（《朱子语类》）究其原因，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他既反对儒家片面地强调礼治，夸大道德的作用而轻视法的职能，也反对法家一味追求法治而忽视道德的作用，从而使礼乐和法结合起来，形成了礼法并重——隆礼重法的独特礼法观。
荀子的隆礼重法思想是有学术渊源的。
其渊源就是孔子。
清人汪中说:“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
”（《述学.荀卿子通论》）《论语.为政》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孔子所言政、刑、德、礼几个概念，后来被逐渐概括为礼乐刑政一整套观念系统，如《礼记.乐记》云：“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又说：“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可见，礼乐刑政本来就是儒家学说中的应有之义。
荀子继承和改造了孔子的礼治思想，根据孔子导德齐礼、宽猛相济、一张一弛的思路，提出了“隆礼重法”的礼法同构观。
其近源是稷下学宫礼法融合的学术思潮。
荀子沿着这条路线继续发展，通过礼法更为紧密的结合，使这种政治文化模式在理论上臻于完善。
不同的是，稷下学者们结合礼法都具有以法治为主而以礼治为辅的倾向；荀子则是以儒家学说为基础来吸收法治思想，提出了礼治
为主法治为辅的政治文化模式理论。
作为儒家代表人物之一，荀子强化了周代和
孔子重礼乐的传统，注重规范和制度，自然主张
“礼治”，强调礼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作用，并
对儒家礼治的思想作了更为系统的发挥。
他说：“礼者，治之始也。
”（《王制》）“隆礼重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议兵》）。
礼是治国的根本和最高准则，所以说：“礼者，治辩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历名之总也。
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不由所以陨社稷也。
”（《议兵》）“礼者，断长续短，损有余，益不足，达爱敬之文，而滋成行义之美者也（《礼论》）。
从而把孔子的礼治思想进一步发扬光大，成为其思想体系的核心观念。
与此同时，荀子还吸收了前期法家的理论成
果，援法入礼，充实了传统礼学，克服了儒家之
礼与法家之法的对立，使两者在政治和法律层面
交融互摄。
为此，认为礼是法德纲领，“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劝学》）。
“故非礼，则无法也”（《修身》）。
所以也非常重视法的作用：“法者，治之端也。
”“至道之大形，隆礼重法则国有常。
”（《君道》）他有时对礼的界定实质就是法，如说：“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
”（《王霸》）这就使礼具备了严谨性、外律性。
吕思勉说：荀子“专明礼，而精神颇近法家”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时代变了，“这样用法治来充实改造礼治，体现了新的时代精神。
”进而，他主张礼法并用：
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
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性恶》）。
这里是以性恶论作为其礼法并用的理论基础的，体现了综合治理的思想。
荀子的礼法并用是有区别和侧重的，他认为礼之用为上，法之用次之，礼法实质上分属两个不同的政治层面。
从礼的角度看，礼类似于今天的政治哲学（政治原理、原则），法类似于今天的政治制度；从法的角度看，礼类似于今天的宪法（根本大法），法类似于今天的各项具体法律规范。
因此，二者的适用范围是不同的，治国“必将修礼以齐朝，正法以齐官”。
“其百吏好法，其朝廷隆礼”（《富国》）。
“用刑政治百姓，备礼义待君子”（《致士》）。
因此，他是主张以礼治为主，以法治为辅的。
他认为礼比法更根本，“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性恶》）。
“故非礼，是无法也”（《修身》）。
……
荀子所以重视刑罚的作用，但他也继承了孔子“先教后诛”的思想，尽管他认为人性是恶的，但是通过礼义教化是可以改恶向善的。
因此，他特别强调礼仪教化的作用，坚持反对不教而诛和教而不诛的两种偏向。
他说：“故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诛而不赏，则勤厉之民不劝；诛赏而不类，则下疑俗险而百姓不一。
”（《荀子.富国》）因而，他主张先教后诛，先礼后法。
荀子虽然认为对犯罪者进行惩罚是必要的，但他也继承了儒家“明德慎罚”的传统思想，坚持主张实行罪与刑相等的原则，特别反
对滥施酷刑的惩办主义。
他说：“故公平者，听之衡也；中和者，听之绳也。
”（《荀子.王制》）所谓“公平”、“中和”，就是宽猛相当的意思；既不应罪重而刑轻，也不应罪轻而刑重。
他说：“一物失称，乱之端也……刑称罪则治，不称罪则乱。
”（《荀子.正论》）他认为罪与刑必须相当。
这是荀子重法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则。
最后，荀子在《成相》篇中就礼法并用，德刑结合的思想作了简练的概括：“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
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
”……荀子礼法德刑重构正是儒法结合，阳儒阴法的集中体现，这一政治文化模式的理论设计，被汉代心儒家发挥，为汉代统治者应用，成为汉代，乃至中国封建社会长期采用的政治文化模式。
可以说，正是荀子使这一模式在理论上臻于成熟。
因此，谭嗣同“两千年来之学，荀学也”（《仁学》）的说法，正是对荀子政治文化理论的实用价值和历史地位的准确概括，揭示了中国封建政治的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