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生态革命”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来)20世纪50年代以来，不断暴发的环境危机以及骇人听闻的“八大公害事件”，向人类敲响了警钟。

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与自然的关系，雷切尔·卡森(RacheI Carson．1962)的《寂静的春天》、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Meadows，1972)、美国的戈德史密斯(Goldsmith 1974)等人的《生命的蓝图》等系列著作，不断敲打人类的灵魂，唤醒人类的生态良知。

这一时期的城市空间结构研究开始表现出多元化，生态化的特点，城市建设开始抛弃反自然、反生态的发展模式，城市先进的标准由技术，工业和现代建筑演变为“文化、绿野和传统建筑”，提出“回到自然界”的口号。

国内外学者围绕生态导向的城市开发与设计、城乡融合的区域城市以及生态城市的规划与建设展开了一系列深入的研究，也提出了生态基础设施、开敞(开放)空间、绿色基础设施。

区域绿地系统、生态廊道、绿色通道、生境网络、环境廊道、框架景观等一系列崭新概念。

从而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生态革命”浪潮。

5．1 生态导向的城市开发与设计1971年，麦克哈格(lan L．McHarg)在《设计结合自然》(Design with Nature)一书中，从自然、历史、人文的角度探讨了环境问题，描述了自然过程如何引导土地开发，认为：”大城市地区内保留作为开放空间的土地应按土地的自然演进过程(naturaI—process[ands]来选择，即该土地应是内在地适合于“绿”的用途的：这就是大城市地区内自然的位置。

要是将这两种系统结合在一起的话．就可以为全体居民提供满意的开放空间。

”[13]诚如刘易斯·芒福德(Lawis Mumford)所言，麦克哈格既不把重点放在设计上面，也不放在自然本身上面．而是把重点放在介词“结合”(with)上面，这包含着人类的合作和生物的伙伴关系的意思[6]。

设计结合自然理念的提出不仅是在理论上的重大突破，而且还标志着生态学方法第一次完整地引入了城市规划之中，从而拉开了城市生态空间建设的结构主义序幕。

1978年，西蒙兹又在《大地景观》(Earthscape)中全面阐述了生态要素分析方法，环境保护、生活环境质量提高，乃至于生态美学([co-aesthetic]的内涵，从而把生态景观研究推向了“研究人类居住空间与视觉总体的高度”[14]。

1 984年，荷夫的《城市形态和自然过程》(City Form and Natural Process)重点论述了城市的自然演进过程与城市空间营造的关系问题，书中所表达的态度和观点、解决问题的提议和分析的案例，对于设计观念的转变具有重要作用。

1994年，美国学者霍纳蔡夫斯基又首次提出了“生态优先”的思想，并从单纯强调“保护”开始走向利用生态来引导区域的开发，逐渐演变为“生态导向下的区域发展”途径。

在这一思想推动下，美国在区域开发中开始推行“精明增长”计划，提出了控制城市蔓延、保护农地、保护生态与社会人文环境、繁荣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精明增长目标。

精明增长作为一种旨在平衡发展与保护关系的区域发展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积级的响应。

受国外“生态导向”思想的影响，我国的一些学者也提出了类似的一些概念，如俞孔坚等人提出通过“反规划”途径，建立城市生态网络，从而形成高效地维护城市居民生态服务质量、维护土地生态过程安全的景观格局[15-16]。

5．2 以生态基础设施为代表的系列研究人们对生态导向下的城市空间结构的研究热情还表现在将自然生态系统作为城市复合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从而提出了生态基础设施的概念。

生态基础设施(Lcological Infrastructure，EI)从本质上讲是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所依赖的自然系统与生态网络，是城市及其居民能持续地获得自然服务(natures services)的基础，这些生态服务包括提供新鲜空气、食物。

体育、游憩、安全庇护以及审美和教育等等。

它包括城市绿地系统的概念，更广泛地包含一切能提供上述自然服务的城市绿地系统。

林业及农业系统、自然保护地系统，并进一步可以扩展到以自然为背景的文化遗产网络'”。

EI作为正式概念最早见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与生物圈计划”(MAB)。

在其1984年的报告中提出了生态城市规划的五项原则：生态保护战略：生态基础设施：居民生活标准；文化历史的保护：将自然引入城市。

这里生态基础设施主要指自然景观和腹地对城市的持久支持能力。

不久，有学者就用EI概念表示栖息地网络的设计[18-19]。

1990年，荷兰农业。

自然管理和渔业部的自然政策规划也提出了全国尺度上的EI概念[20]。

这些都是从生物和环境资源的保护与利用角度提出的。

与之类似的概念还有开敞(开放)空间(Open Space)、绿色基础设施(Green lnfrastructure，GI)、区域绿地系统等。

其他一些概念，如生态廊道、绿色通道(Green Way)、生境网络、环境廊道、生态网络，以及框架景观、生态结构等，与之也都有一定的联系[21]。

近年来，EI概念的含义在日益拓展。

包括生态系统管理与生态学、景观生态学、生态经济学、生物保护学、生态工程学等诸多方面研究都对之进行了探讨。

5．3 强调城乡融合的区域城市研究西方早期的城市规划理论中，已经大量涉及城乡关系的论断。

如美国著名城市学家芒福德就从保护人居系统中的自然环境出发提出城乡关联发展的重要性[6]，赖特的“区域统一体”(Regional Entitiss)和“广亩城”都主张城乡整体的、有机的“协调的发展模式[22]。

英国生态学家盖迪斯(P．Geddes)则首创了区域规划综合研究的方法，1915年发表了著作《进化中的城市》(Cities in Evolution)，强调将自然区域作为规划的基本构架，他还预见性地提出了城市将扩散到更大范围内而集聚、连绵形成新的城镇群体形态：城市地区(City Region)、集合城市(Conurbation)，甚至世界城市(Word City)。

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城市化与郊区化的过程中，先前处于城市边缘的乡村被逐步吞噬直至消失，城市无序扩张，严重破坏了城市边缘的生态景观并威胁到区域的生态安全。

在这一背景下，广大学者对于强调城乡融合的区域城市的研究热情进一步高涨。

美国规划师莱特(H．Wright)及斯泰因(C．Stein等提出了与自然生态空间相融合的区域城市(Regional City)模式；林奇(K，Lynch)则提出了类似的另一种模式：扩展大都市(Dispersed Metropolis)。

一些学者则从人类居住形式的演变过程入手，提出了21世纪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化必然体现人类对自然资源最大限度集约使用的要求，并针对日益显著的大都市带现象，提出了世界连绵城市(Ecumunopolis)结构理论。

代表人物有杜克西亚迪斯(C．A Doxiadis，1996)，费希曼(Fishman，1990)、阿部和俊(1996)、高桥伸夫(1997)等[24]。

5．4 生态城市规划与建设生态城市是技术与自然充分融合，人的创造力和生产力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挥，居民的身心健康和环境质量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物质财富、能量、信息高效利用，生态良性循环的一种理想城市模式(O．Yanitsky，1981)。

1984年“人与生物圈计划”提出生态城市规划五原则，并从整体上概括了生态城市规划的主要内容，为后续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此外，理查德·雷吉斯特(剧chard Register)、罗斯兰州．Roseland，1997)、莫坦特(I V intent)、马克·怀特黑德(Mark Whitehead)等学者以及澳大利亚城市生态协会、欧盟和第一、二、三届国际生态城市会议等组织分别对生态城市的概念、发展原则、建设计划以及城市土地的持续利用、城市持续发展等进行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开展生态城市规划与建设。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理查德·雷吉斯特领导的美国城市伯克利的生态城市建设。

1987年雷吉斯特出版了《生态城市伯克利：为一个健康的未来建设城市》(Eco-city Ber-keley Buildingcities for a Healthy Future)，论述伯克利生态城市建设的设想。

并在1990年提出了“生态结构革命”(EcostructuraI Revolution)的十项计划。

1996年，雷吉斯特提出了更为完整的生态城市建设十原则。

经过20多年的努力，伯克利走出一条比较成功生态城市建设道路，形成了典型的亦城亦乡的空间结构。

目前，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生态城市规划与建设的热潮。

印度的班加洛尔(Bangalore)、巴西的柯里蒂巴(Curitiba)和桑托斯(Santos)、澳大利亚的怀亚拉(Whyalla)、新西兰的韦特克勒(Waitakere)、美国的克利夫兰和波特兰·梅特波利坦(PortlandMetropolitan)、德国的厄兰根(erlangen)都在从事生态城市的规划实践。

国内生态城市研究是在我国著名生态学家马世骏先生的倡导大量开展起来的。

马世骏、王如松在1980年代明确提出城市是典型的社会—经济一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和建设天人合一的中国生态城思想。

1990年钱学森又提出了“山水城市”这一富有中国特色的生态城市概念，指出“人离开自然又要返回自然”，倡导用中国的园林艺术来改造中国现代工业城市的弊端，以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境界。

吴良镛也指出“山水城市”中的“山水”泛指自然环境，“城市”泛指人工环境。

山水城市提倡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协调发展，其最终目的在于建立以城市为代表的人工环境与以山水为代表的自然环境相融合的人类聚居环境[24]。

此后，国内学者分别围绕生态城市的空间结构、指标体系、功能组织、规划方法等内容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一批成果。

在上述理论研究的支撑之下，各地纷纷开展了生态城市的规划实践，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规划成果包括黄光宇提出的乐山绿心环型生态城市空间结构(1 998)，王富玉提出的三亚带型生态城市空间结构(2002)，以及广州市城市总体发展概念规划中提出的保护”云山珠水”，构筑”山、城、田、海”的山水城市空间格局(2002)12引等。

6 结语纵观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历史，生态思想仿佛一条忽明忽暗的主线，始终贯穿其全过程。

其间，无论是农耕时期“天人合一”的建城思想还是工业革命后期略带“乌托邦”色彩的人本主义城市结构模式，或是新时期理想生态城市模式，或“自发”或“自觉”，无不包含着“生态导向”的思想精髓，并成为塑造城市空间结构的一股不容忽视的精神力量。

概括起来，这一思想精髓主要涵盖了以下5个方面的思想内容：(1)崇尚自然之趣与自然之美，将自然引入城市，让城市回到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