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九一八”到“卢沟桥”：日本军部的“民族切腹”之路从“九一八”到“卢沟桥”1937年7月8日凌晨5点54分，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接到了支那驻屯军的紧急电报。

电报称：“因遭到射击，随即进入对敌状态，已开始要求谢罪等交涉工作。

”当天早上，日本陆军省向首相近卫文麿报告了此消息。

当时近卫文麿内阁刚刚成立一个月。

听完内阁书记官风间章的汇报后，近卫文麿的第一反应却是：“该不会是日本陆军的阴谋吧？”近卫之所以会怀疑此事是日本陆军方面的阴谋，自然是因为近六年前的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制造了所谓“满洲事变”。

事变之初，日本陆军方面一度无视若槻礼次郎内阁“不扩大事态”的方针，反而大举动员兵力甚至径自调动驻防朝鲜的日军驰援东北，在短短数月间几乎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

在事变期间，时任陆军大臣南次郎就曾露骨地表示：“军部希望一举解决满蒙问题。

万一政府不同意军部此案，那么军部为达此目的，不惜推翻政府。

”九一八事变当夜，时任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发给参谋本部的电报。

1931年12月，若槻内阁倒台，接任首相的老牌政客犬养毅曾派遣秘使赴华讨论和谈事宜。

然而，犬养毅内阁既无法掌控前线动向，也难以贯彻其政策。

到头来，日本政府只能继续追认乃至纵容军方在东北的行动。

1932年，在日本陆军的一手扶持下，伪“满洲国”正式成立。

面对军方立下如此惊人的“战果”，日本政府自然不可能再予以追究，因为“胜利者是不应该被指责的”。

事实上，“胜利者”非但没有被指责，更获得了举国上下的支持。

九一八事变后走马上任的美国驻日本大使约瑟夫•格鲁（Joseph Grew）对此情形有过生动的描述：日本在国联等国际外交场合因九一八事变遭遇指责后，百姓倾向于将责任归咎于外务省而非军方。

在军国主义宣传下，日本百姓成了支持军方冒险的民意后盾。

于是，这就形成恶性循环，军队的势力愈加膨胀。

在国内经济形势不断恶化的背景下，军方激进派除了对外军事冒险外，也开始采取近乎“恐怖主义”又或是武装政变的方式来刺杀政府高官。

例如，在1932年的五一五事件中，海军少壮派军人刺杀了包括首相犬养毅在内的多名政府高官。

结果在审理此案时，却引发了全国范围内民众请愿求情的浪潮，数十万人写信乃至写血书、自斩手指来要求为凶手们减刑。

在格鲁看来，“纵有胆大而孤立无援的自由主义者（如西园寺公望）在那里抨击军部，但结果对政府政策往往还是没有任何影响。

”日本畸形的军政体系另一方面，日本军方之所以能够无视政府政策，擅自策划、执行类似九一八事变这样的巨大阴谋，在造成事实后又能迫使政府追认，除了个别军官的独断专行外，更是由于当时日本异常畸形的军政体系。

明治时期制定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特别规定了天皇的军事统帅大权。

第11条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

伊藤博文曾这样解释“统帅”的意义：“本条表示统帅兵马之至尊大权，专属帷幄大权。

”第12条又规定“天皇决定陆海军之编制与常备军之数量”。

换言之，天皇不仅握有统帅军队的指挥大权，也掌握制定日常军事政策的权限。

根据这两条宪法，日本陆海军直属天皇，而独立于内阁政府之外。

《大日本帝国宪法》第11、12条成为军部独立体制的法理依据1900年，陆军大佬山县有朋进一步制定了“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规定只有现役军人才能担任陆海军大臣且需军部同意。

因此某政党即便通过正常选举获得政权，但只要陆军或海军拒绝提交大臣人选，就无法组阁。

此外，如果军方不认可内阁的政策，还可以让军部大臣辞职并拒绝提名新的人选，那么内阁便自行倒台。

1913年，海军大将山本权兵卫内阁时期曾一度修订“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规定预备役或退役军人亦可出任军部大臣，但之后实际上仍是由“现役武官”担任陆海军大臣之职。

另一方面，军部下达的任何命令均无需总理大臣签署，陆海军大臣同意即可；军事长官还能直接上奏天皇，同样无需通过内阁。

“二二六事变”后，日本陆军掌权的“统制派”为预防转入预备役的“皇道派”将领出任军部大臣，再度复活了“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

如此一来，日本的国家政治结构分裂为以内阁为首的政府和以陆海军省、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等军事机关组成的所谓“军部”。

随着对外扩张步伐的加快，军部的力量愈发膨胀。

按美国大使格鲁的话来说，“军部掌权太牢固了，今后亦将如此。

”至“卢沟桥事变”爆发时，军部离垄断国家权力仅有一步之遥。

这只名为“军部”的“怪兽”早已“暴走”（日语意为“失控”），连当初将其从牢笼中释放出来者也难以控制。

军部挟持内阁，内阁纵容军部1937年7月8日下午6点42分，时任参谋本部第一部（作战部）部长、“九一八事变”主谋者之一的石原莞尔授意发布了参谋本部第400号临时命令，要求驻扎华北的日军“为避免事态扩大，应避免主动行使武力”。

作为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石原莞尔对事态处理握有实际上的决定权。

在他看来，日本理应集中力量巩固在伪“满洲国”的势力，随时准备对付苏联的威胁，不应再与中国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

此外，石原认为中日开战还会影响“东方王道（日本）与西方霸道（美国）间的世界最终战争之准备”。

“九一八事变”的始作俑者石原莞尔，在“卢沟桥事变”前后却坚持“不扩大主义”，被戏称为“帝国陆军的异端儿”。

1939年晋升中将，任第16师团师团长。

后因与东条英机数度爆发激烈冲突，终被罢免军职，编入预备役。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时未被起诉，仅作为证人被传召。

1949年病逝。

著有《最终战争论》、《战争史大观》。

但是，日本陆军大部分将领与参谋则普遍持所谓“对支一击论”，即只要对中国猛然一击，那么整个华北乃至内蒙地区都将顺利地纳入日军的支配之下。

得知卢沟桥事变的消息时，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大佐抱怨：“让人头痛的麻烦事还是发生了。

”立在一旁的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大佐却冷笑着说：“是愉快的事情发生了。

”8日晚，陆军大臣杉山元召集“强硬派”军官商议对华派兵事宜。

9日早上，武藤章连夜起早完成了《华北时局处理要领》，提出“如果中国军队采取挑战的态度，那么就需向中国驻军增援必要兵力，驱除中国军队”，要求废弃之前石原莞尔发布的第400号临时命令。

同时，陆军大臣杉山元在临时内阁会议上提议向中国增兵三个师团。

包括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在内的其他内阁成员均持反对或谨慎态度，增兵提议暂未获通过。

然而，在10日举行的参谋本部部长会议上，形势急转直下。

武藤章面对顶头上司石原莞尔曾不无讥讽地说道：“石原阁下，怎么能说这种反对增兵的话呢？我现在所做的事情，不就和您当年在柳条湖所为一样吗？”听到武藤章这番话，向来能言善辩的石原莞尔竟无言以对。

在军部高层的巨大压力下，“理亏气短”的石原莞尔最终改口同意增兵。

战争全面爆发后，武藤章历任陆军省军务局局长、第二近卫师团师团长、第14方面军参谋长等职。

战后，武藤章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1978年被合祀于靖国神社。

此时，陆军方面已能够自行动员兵力，但为了获得政府在预算方面的支持，杉山元要求在7月11日再度召开内阁会议。

对此，近卫文麿除了同意，别无选择。

11日清晨8点左右，就在近卫主持内阁会议前，他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石原莞尔少将。

石原开门见山地：“请您在今天的内阁会议上否认陆军方面的动员方案。

”或许是出于陆军内部压力被迫同意后感到后悔，石原才会直接找到近卫文麿，希望总理大臣亲自出面阻止派兵。

但是，在下午的内阁会议上，近卫同意了杉山元的增兵要求。

近卫文麿非常清楚，即便他的内阁暂时阻挠增兵计划，军部仍可以自行其事，甚至不惜通过陆军大臣辞职的方式来“倒阁”。

而年仅45岁的近卫之所以能在1937年6月4日组阁上台，背后同样有赖军方的支持。

尽管此前甚至怀疑卢沟桥事变是陆军的阴谋，但在现实政治的阴影下，近卫选择了一条铤而走险的道路——纵容军部的暴走，换取政治支持。

7月11日，近卫内阁发表的《帝国政府声明》正式表明了向华增兵的态度。

参谋本部第403号临时命令已“改正”之前的第400号临时命令并部署具体兵力动员事宜。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进入所谓“战时体制”，遵循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先例，设立负责战事指挥的“大本营”自然排上了议事日程。

起初，近卫文麿幻想以内阁首相为中心来成立大本营，以便取得处理对华问题的主动权。

然而，陆军省却坚持首相及其他内阁成员皆不应纳入大本营。

而时任海军省次官的山本五十六干脆反对设立大本营。

11月18日，《大本营条令》正式颁布。

近卫文麿希望通过大本营来驾驭军部的设想彻底落空。

在之后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华、对美政策上，内阁已丧失决策权，必须看大本营的眼色行事。

吊诡的是，有时为了彰显政府行事的“合法性”，内阁总理甚至在某些问题上还会抢在军方之前，作出更激进、更“军国主义”的决定。

在卢沟桥事变期间，近卫文麿犹豫再三最终同意增援派兵，也是基于这种投机心理。

但是，结果却是军部在战争过程中逐步掌握了对内政、外交的实际领导权。

走向“实施民族切腹”的不归路对于日本国内军部独大的畸形状态，抗战初期便有不少人认为这将是日本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德国驻华军事顾问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在1938年3月初对国军高级将领演讲时就特别指出：“当中国军队退出上海的时候，日本政治家要是有远见卓识，就应该在这时想法结束战事。

但日本军权太大，一切偏重军事，政治家恐亦无可如何……”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对日本军政分裂二元体制的弊端有过一针见血的批评，并以此鼓励中国在持久抗战中应保持信心。

有趣的是，一度利用军政二元体制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石原莞尔对此也有所“反省”。

在《战争史大观》中，石原认识到“在持久战争的时候，政略的地位将逐渐提升，到最后政略开始领导战争为止”。

他甚至以一战期间的德国与英法为例加以比较，“统帅权独立的德国在战略指导上比起协约国都还要来得出色，如果战争照这样进行并且结束的话，或许统帅权的独立会被认为是最好的方式，可是陷入持久战后统帅权与政治的关系就一直处于非圆满的状态。

”在谈及明治以来的日本军政关系时，石原莞尔却不愿承认它就是“统帅权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军政二元体制，因为日本军事统帅大权是由天皇直接掌握的。

一旦出现政府决策与军事统帅之间的矛盾，必须仰赖所谓“天皇圣断”。

在石原莞尔的理论体系中，天皇似乎成了能够化解矛盾的“最高仲裁者”，以至于他进一步吹嘘这是日本国体“灵妙的力量”。

然而，手掌统帅权的昭和天皇却几乎从未真正制止过军部愈演愈烈的“暴走”与军事冒险。

九一八事变期间，军部在没有天皇命令的情况下，自行调动部队增援关东军。

事后，面对侵占中国东北的既成事实，天皇却毫不介意统帅权被贸然侵犯的事实，反而乐见伪“满洲国”的成立。

卢沟桥事变后，天皇起初同样深信军部的“对支一击论”，直到陷入战争泥潭后，才在私下里讲过后悔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