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村集体资产界定与股权分配作者：马寒来源：《理论导刊》2019年第06期摘要：农村集体资产的范围界定、量化核算和股权分配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推进农业现代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保护农民利益的重要内容和必然要求。

对农村集体资产范围应严格区分，从资源性资产、经营性资产、非经营性公益资产三个基本方面进行科学界定，既要防止集体资产流失，又要防止侵占农村私人资产。

集体资产的清产核算，应坚持全面核资、依法核资、资债分离、资账相符的原则，按照分类量化、市场量化和评估量化的方法进行资产清算。

应依据保护弱者、尊重劳动贡献、动态与静态相结合以及民主协商的原则对集体资产股权主体资格进行科学认定，清算后的股权分配按照适应比例严格规范集体股和基本股的配置。

对于股权保护应加强法制建设、实施依法管理，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和基层党组织的核心作用，使确权后的农民真正拥有知情权、参与权、占有权、收益权等各项基本权利。

关键词：乡村振兴;农村集体产权;资产界定;股权分配中图分类号：F3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9）06-0061-08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在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和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过程中，不断深化对农村集体产权的认识，在各个历史阶段形成了一系列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规范性制度。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着眼于城乡一体化发展和城乡经济协调推进，把建立“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现代产权制度，作为激发农业发展、农村活力和农民积极性，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出台了《关于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方案》《关于稳定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等一系列重要涉农制度，明确提出要“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1]等更多财产权利。

党的十九大又把“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壮大集体经济”[2]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

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建设是当前解决“三农”突出问题的关键，对于完善新时代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维护农民合法权益、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巩固农村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经济社会稳定等都具有重大意义。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涉及方方面面新旧利益关系的交割与平衡。

从历史和现实两个角度来看，其中最难以解决的是农村集体资产的界定和量化，以及界定、量化后科学化的股权分配问题。

一、当前农村集体资产界定与股权分配面临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推进农业发展、促进农村繁荣、实现农民富裕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持续推进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实施、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使农村农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突破。

尤其是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建立農村现代化产权制度以后，中央制定了一系列制度规范，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原则、内容、方法、目标进行了科学阐明，为保护农民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合法权益提供了坚实的政策保障。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将“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3]作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

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又根据实际情况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方向和原则进行了调整和完善，明确提出要“逐步构建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集体产权制度”[1]。

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必须树立强烈的问题意识，直面当前农村集体产权界定、管理、运行等面临的问题和困难。

就农村集体资产界定与股权分配而言，目前面临着三个方面亟待破解的问题和困难。

（一）农村集体产权关系复杂，难以有效界定能不能理顺农村集体产权产系、有效界定集体经济资产是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核心问题。

从宏观上看，第一，目前全国近10万个行政村级组织经济发展、产业集聚、资源占有等各不相同，东西部农村、同一区域中的近城农村与外郊农村的差异化也较大。

十八大以来，虽然已经有5.8万多个行政村和4.7万多个村民小组进行了集体产权改革试点，并向参与改革试点的农民进行了资产收益分红，但集体经营性资产收益比例偏低，东西部农村账面资产平均占有比例相差较大。

这就造成了不同区域农村集体资产量化核算必然面临复杂情况，并对集体资产量化核算的科学性和精准度提出了更高要求。

第二，农村集体资产除已经进行产业化、规模化的生产企业易于统计外，其它集体资产收益因隐蔽性较大往往难以界定和量化。

第三，现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权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或个别家族势力手中，在实际运行中往往将集体资产与私人资产混合在一起，难以拆分两类不同性质资产。

从微观上看，多年来，土地权属虽然有法律的界定，但在实际行使时却存在多种难以理清的权属关系。

第一，土地作为生产资料的有偿流转，在一些地区农村变成了私人之间的土地买卖。

也就是说土地的集体所有权变成了私人所有权。

这不仅改变了土地的资产属性，也对集体土地资产产权改革造成了困难。

第二，国家适度放活宅基地等生活资料产权交易，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实施的有效政策举措。

这一政策不是要否定宅基地等集体资产的权属，而是将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

一些地区农村混淆“三权”的权利归属，将宅基地和宅基地上的建筑物相等同，将集体资产与私人资产相等同，在出卖、转让、继承宅基地上的建筑物的同时，将宅基地所有权一同转让。

第三，各类市场主体租用农村土地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从理论上讲应是市场主体与土地所有权归属主体即集体，而不是与集体中的某个个体发生了使用权转让关系，更不是一般意义上私有财产的转让关系，租赁金应归集体所有，集体可以按照一定比例进行合理的分配或分红。

但实际上，由于产权不明确，往往出现分配混乱和非法侵占等情况，大多数集体成员无法获取正当的利益分红。

除土地外，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池水、滩涂等资源性资产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构成多元，身份认定存在困难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认定是明晰集体资产所有权关系的重要环节，是确保拥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农民正常行使应得权利的基本前提。

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不能忽视或回避这一问题。

从目前情况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构成大致有五类。

第一类是户籍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辖范围内的自然人。

在这部分农民中，除主动放弃权利的农民外，其余农民自然获得受法律保护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因而身份易于认定。

第二类是户籍曾在，后因升学、就业、参军、投亲等原因将户籍迁移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辖范围的农民。

这类农民的身份认定比较困难。

一方面，当前户籍制度改革对迁移户籍的农民法律上依然保护其历史身份，保护其在农村集体经济中应得的各项权利。

另一方面，如果认定其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成员身份，必然要分割和挤占户籍在集体经济组织范围内其它农民的份额，因而遭到他们的反對。

第三类是通过劳动付出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出贡献的人员，他们虽然不具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户籍关系，但在事实上长期参与农村集体经济生产活动。

这在发达地区农村和农村集体企业较为密集的地区情况较为普遍。

对他们身份的科学认定与否将直接影响其劳动积极性。

第四类是通过资金联合和技术联合参与农村集体经济生产活动的人员和组织。

他们利用自己掌握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等参与农村集体经济活动，为农村集体经济创造利润，在获取应得的利益回报的同时，也同样渴望获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

如果不加区分地将这部分人员和组织排除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外，势必造成他们的恐慌，带来撤资撤技术进而影响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不利后果。

第五类是通过区域联合、优势互补形成的交互性农村集体经济人员。

这部分人员天然地具有双重身份，即在不同区域、不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都是参与主体，都作出了贡献，这类人员的身份认定同样需要认真考量。

以上五类人员在不同地区农村或同一农村中不同经济组织中具体情况各不相同，因而甄别难度很大，必须科学划定认定标准。

（三）农村集体资产的股权配置涉及面广、问题复杂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具有发展较晚、速度较低、规模较小等特点。

之所以具有这些特点，一方面是由于我国长期存在的封建农业产权分配模式很难在较短时间内彻底消除，另一方面是由于我国对传统以人配股的传统股权分配制度如何向以劳动、资本、技术等多元化股权分配制度转换在认识上、方法上缺乏经验。

当前，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不仅要明晰产权关系、盘清集体资产的范围和数量，而且还要在此基础上，明确不同类型人员在农村集体资产中的股权占有关系，以科学合理的股权占有激发各类人员的生产积极性。

从目前来看，农村集体资产的股权配置存在四个方面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一，在资源性集体资产和经营性集体资产中，法制化的股份合作关系尚不完善，传统份额制分配方式占具主导地位。

也就是说，农村集体资产成员分配的基本依据是按照份额而不完全是现代股权制来获得合法收益。

尤其是经营性集体资产中，一部分靠资本、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知识参与生产活动的成员无法获得更高的收益，造成了生产资料准备阶段的差异化与利益分配阶段无差异化之间的矛盾。

第二，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的股权配置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工商企业股权配置，工商企业配置能够按照法定合同采用按资、按劳、按技术和管理来分配，但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则要充分体现成员集体所有和特有的社区性[1]。

农村集体资产的特性要求股权配置要以成员股为主，同时要设置集体股。

同时，还应具有不以集体资产人口的增减而调整股权配置结构的规定。

然而，现实情况是，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往往集中于少数人或部分家庭、家族手里，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的运行和管理为少数人或部分家庭、家族所操控，集体成员全体占有的成员股尤其是作为公益部分留存的集体股被非法侵占或根本无法实现。

第三，长期以来，由于农村集体产权关系不明晰，不仅没有形成有效的股权登记审核制度，缺乏法律意义上的股权证明，而且集体资产成员信息不透明。

因而，在集体资产成员的相关权益受到侵害时，无法得到有效的法律支持。

第四，缺乏健全合理的集体资产股权收益分配制度。

这里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集体资产尤其是经营性资产缺乏现代企业财会制度，尤其缺乏国家相关资产监管单位（例如证监会、银监会等）的第三方监管，造成资产收益分配的随意化和无序化;另一方面是用于农村集体资产成员福利或规避集体资产运营风险的集体公积金、公益金、储备金等不透明。

集体资产公积金、公益金的提取比例、分配方式等不民主，农村集体资产尤其是经营性资产获取的公共利益部分，农民因为不参与或无法参与，而难以获得较为合理的收益分配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