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散文的论辩艺术
孟子，名轲，是战国时期影响甚大的儒者。
《孟子》一书虽非全由孟子所作，却也能代表孟子本人的思想和风格。
孟子继承了孔门一派的学术，到了战国时期，就不太符合社会实际了。
当时最合时宜的，是兵家、法家和纵横家。
孟子对这几家是深恶痛绝的。
即使如此，孟子却无法转移当时的社会风气。
退而著书，实不得已。
《孟子》一书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基本上是继承孔子的仁政思想。
为行仁政，他首先提出了人性本善的主张。
《孟子·滕文公上》说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
这话既包括了他的哲学思想，又包括了他的政治思想。
他讲人性本善是为他的仁政理论提供哲学上的依据。
这是对孔子仁政学说的一个重大发展。
《孟子》一书也很有自己的特点：
《孟子》一书善于论辩。
前面说过，《孟子》并非全由孟子自著，而善于论辩，则全书皆然。
当时公都子曾问孟子：“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回答说：“我岂好辩哉？不得已也。
”（见《滕文公下》）“不得已”而“好辩”，也就形成了文章的特点。
《告子上》之辩人性，《滕文公上》之驳许行，都可为例。
其驳许行有云：“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
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飨而治。
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曰：‘然。
’‘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曰：‘否，许子衣褐。
’‘许子冠乎？’曰：‘冠。
’曰：‘奚冠？’曰：‘冠素。
’曰：‘自织之与？’曰：‘否，以粟易之。
’曰：‘许子奚为不自织？’曰：‘害于耕。
’曰：‘许子以斧甑爨、以铁耕乎？’曰：‘然。
’‘自为之与？’曰：‘否，以粟易之。
’‘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
’‘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像这样的一问一答，形式上仍是对话体，《论语》的某些篇章有些相似；但这样的对话，又和《论语》有所不同。
《论语》的对话，多是侃侃而谈，这里则是针锋相对的论辩。
这是《孟子》文风的一个新的特点。
论辩极有气势。
这也和时代相关。
战国之时，“邦无定交，士无定主”（顾炎武《日知录·周末风俗》），一般游士，都肆无忌惮，说话比较随便。
虽在王公大人面前，也敢于抵掌而谈。
写成文章，多有气势磅礴的特点。
孟子虽非一般的游士，而周游列国，也不免要游说的。
他在《尽心下》里就说过：“说大人，则藐之。
勿视其巍巍然。
……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藐视王公大人，无所畏惧，也与孟子的个人修养相关。
在《滕文公下》里，孟子谈到“大丈夫”的人品时，还说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有了这样的修养，也就无所畏惧。
在《公孙丑上》里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什么是浩然之气？他解释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
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
”由此看来，《孟子》文章之有气势，同个人修养颇相关系。
能够无所畏惧，才敢放言无忌。
形成文章，才沛不过不可御。
当时的游士之辞，虽然都能放言无惮，而《孟子》之文，则又有个人修养的特点。
论辩富于形象。
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下》曾说：“战国之文，深于比兴，即其深于取象者也。
”但《孟子》之“深于取象”，又与各家之文不尽相同，其取譬设喻，多讲世俗故事。
《离娄下》之讲“齐人有一妻一妾”，即是显例。
这样的故事也许得之民间，也许出于虚构，而孟子用来说明事理，不但增强了理论的说服力，而且富有生活气息。
这样的文章，既有时代特征，又有个性特点。
不但如此，孟子还把其它表达方式用于论辩文中，如在《庄暴见孟子》为了更形象地把与民同乐和不与民同乐的结果实行对比，就生动地描绘了两幅画面：一幅是“疾首蹙额”“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的悲惨图画；一幅是“欣欣然有喜色”，祝愿国君身体健康的图画。
画面使用了形象精练的描写性语言，人物形态逼真，而且使用了对比，这就避免了直接的、枯燥的说教，让对方在鲜明的对比中有直观的感受，作出必然的选择，最后得出“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的结论，水到渠成。
下面以《齐桓晋文之事》为例体会一下孟子的论辩艺术，此文的论辩技巧主要在于使用了反复问难、因势利导、循循善诱、层层进逼的方法。
如文章开头，孟子迎合齐宣王希冀称霸的心理，成功地转换话题，提出“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的中心论点。
继而，又机敏地从齐宣王怜惜牛的事实连类引发，肯定他有恻隐之心，施恩百姓并不难做到，批评宣王恩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有鼓励，也有指责。
至此，迫使宣王道出真心话，承认自己不肯行王道是企图以武力称霸诸侯。
于是，孟子从正反两方面说明行霸道无异于“缘木求鱼”，只有施仁政才能成就王业，激起齐宣王试行仁政的兴趣。
此时，孟子才将王道的主张，施行仁政的内容、步骤、方法和盘托出。
用譬喻陈说事理，论辩是非，是孟子论辩技巧的又一特点。
如”缘木求鱼”比喻齐宣王以霸道求同意天下的徒劳无功，生动形象，妙趣横生。
凡是高妙的游说，论辩者首先要把握对方的心理，话界对方的敌意，求同存异，掌握主动，蓄谋存势，然后再抓住时机，一举攻破对方。
孟子比一般的说客更显其圣人之胸襟、高屋建瓴之气势和进退自如之能事。
尤其是在论说的主动权的把握上和千回百转、迂回前进、游刃有余的说理过程上，更为人称道。
他一步一步牵着齐宣王的鼻子走到自己的仁政之路上，其中，弃“齐桓晋文之事”，谈“保民而王”之术，避实就虚，弃异求同的话题选择；以“以羊易牛”的小事，发觉对方长处，给予对方信心，缩短双方距离的心理战术；要说道理，先举事例，打比方，“引而不发，跃如也”，并逐层推动的启发方式；明知故问，有纵有擒，因势利导，引之入瓮，由齐宣王高高在上的问询，到自己承认“吾昏，不能进于是矣”的围剿等方法令人叫绝。
短短的篇章，波翻浪卷，风云开合，舒卷自如。
比喻这种修辞格，是文学语言重要表达形式之一。
使用得好，将使文章既具有生动的直观性，又能够揭露事物的本质。
有人统计，《孟子》全书共261章，其中有93章使用了比喻，数量达159处之多。
汉赵歧《孟子题词》说：“孟子长于比喻，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
”在《齐桓晋文之事》一文中，孟子用“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来突出宣王的“恩足以及百兽，而功不至于百姓”，同样是力能做到而不做，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挟太山以超北海”与“为长者折枝”形象地对比出前者是绝对做不到的，而后者不过是举手之劳。
“天下可运于掌”这个比喻，具体形象地说明了王天下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
“缘木求鱼”的比喻，和孟子其他很多比喻一样，已经变成今天习用的成语，它形象地说明了齐宣王要以区区之齐去战胜八倍于自己的各诸侯国是多么愚蠢，这个生动的比喻，彻底打碎了齐宣王的幻想，犹如当头棒喝，
使文势如悬崖坠石，有千钧之力。
排比的使用也是文章的一大特色。
“同范围同性质的事象用了结构相似的句法逐一表出的，名叫排比。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但句法上的排比不但是一个形式上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内容上的问题。
陈《文则》说：“文有数句用一类字，所以壮文势、广文义也。
”它是散句中的整句，首先形成文章参差错落之美，又声调铿锵，富于音乐性，在内容上既对文章实行拓展，又突出思想，增强感情，使文章气势盛壮，这种方法使用得好，则能使文采斐然，行而远矣。
如“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恩焉”，这个组排比句，以不可辩驳的气势说明“不能”是有别于“不为”的。
它的浅显易懂，还因为排比中兼用了比喻的手法，真正是以简御繁地把难懂的道理轻松自然地讲得清楚明白。
“为肥甘不足于口……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这个组排比句，则是不厌其烦地故意揣度，既扩充了文章的内容，又使齐宣王为生活奢侈而自感惭愧，并进而去检点自己，包含了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又迫使齐宣王朝着王天下的方向迈进。
“今王发政施仁……皆欲赴于王”，这个组排比句，从“仕者”“耕者”“商贾”和“天下之欲其君者”等四个方面全方位地展示了“发政施仁”的好处，在齐宣王面前显示了巨大的诱惑力，展开了一幅“保民而王”的美丽远景。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能够衣帛矣”四个排比句，形象地写出了小农生产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情景，不但增强了思想上的说服力，而且增强了情绪上的感染力。
在以兼并战争为主要形式的动乱社会中，只有兼并才能实现社会的同意，才能结束战乱，所以，孟子所说的“王道”和“仁政”在当时是行不通的，但他的文章却写得很有特色，比较完整地表达了孟子的思想，而孟子在油水过程中所体现出的高妙的论辩艺术更使得他光耀千古。
我们不但要学习这些论辩方法，还应该将其使用到自己的协作和生活中去，这才真正达到学以致用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