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苏力演讲：社会转型与中国法治（本演讲稿由观察者网整理并请朱苏力教授全文审核）我觉得讲演还是应当站着的。

感谢孔丹理事长，靳诺书记和其他各位领导，感谢今天出席的同学，感谢人大经济学院，令今天的讲座得以举办。

我今天讲这个题目叫社会转型与中国法治。

我主要讲这么几个问题，第一个，最简单，什么叫法治？第二，为什么中国社会转型会需要法治，目前法治建设需要的几个重要方面，以及第三，当代中国法治面临的问题。

最后简单讲一下我对这个前景的预测。

法治是一种有序的生活状态首先简单说一下法治。

一般来说，我们现在讲法治，往往侧重好讲国家通过制定法律来解决社会问题。

但法治，在我看来，是整个社会有序的生活状态。

用中国人最习惯的话讲，就是有规矩，方方面面都要有规矩。

定规矩少不了国家的制定法，甚至可能是其中最重要的，但绝不仅仅是国家的制定法；规矩也包括我们日常生活中养成的许多习惯。

各种规矩会随着时代的经济社会发展发生变化。

在不同行业会形成各自的习惯，在家庭有习惯，在农村有习惯，在工厂、企业、学校，包括大学老师，都会养成自己的习惯，甚至包括引证，论文的写作，合作署名，共同合作撰写论文等各方面的规矩。

重要的行业还包括职业伦理，比如法官、律师、医生这些行业，都有自己的规矩。

这些规矩有的可能会变成法律，却不一定都上升到法律，只是各行业都要有某些行规。

社会方方面面有合乎情理的可行的规矩，社会有序，我们就可以大致称之为法治。

法治并不等于国家把方方面面都用法律管起来。

这就好比在经济学上，国家要管经济活动，但不能管得过细、过死，只能管最重要的部分，要给生动甚至有创造性的社会生活留下足够的空间。

但为什么社会要有序，要有法治？法治的好处是什么？就是社会要有序才能给大家确立一个稳定的秩序，如何投资安排自己生活，从事自己的事业？如何同别人进行合作？许许多多自然界的秩序，自然规律，就是我们安排各种生活的一个重要根据，今天天气会很好，不会地震，不会有重大灾难，那么才可能有今天的讲座。

社会生活也需要规矩。

讲座六点半开始，大家都守时，我们才能有效使用自己的时间。

社会生活中所有人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按照各自对这个社会的预期来行动的，否则大家会以为上当了。

为什么上大学？预期是可以增长我们的知识，或开发自己的偏好，或毕业后可以找到一个比较好的职业，认识一些终生的好朋友，甚至找到配偶；尽管并非每个人的这类预期都能实现。

这些规则对我们的行为影响是非常大的。

举个例子，如今在城市生活中，同居现象不少，但同居的女性一般都会注意别怀孕，有的男性同居者也会注意。

这类城市女性什么时候会怀孕生孩子呢？通常是她领了结婚证之后。

什么东西使她们的行为有这些差异？就是婚姻。

注意，人们结婚时未必感情比同居时更深，结婚和同居其实在其他方面区别并不大，也住在一起，吃穿在一起，区别就是没有一个法律上约束，因此不稳定，当然也不是人结了婚就永远不离开了，还是可能有离婚，有婚外恋等，但结婚令女性有一个稳定预期，起码就是我怀孕、生孩子时，你不能离婚；如果同居，男子什么时候都可以离开，除了道德或良心的约束，没有法律的约束。

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就那么一张纸，结婚证，就会促使女性的行为，对她自己的生活安排，有了很大的区别。

因此法律对每个人的生活都很重要。

不仅如此，法律还对与别人合作也很重要。

结婚是一种合作，但合作还有其他形式，一块投资，一起创业，而且包括了不合作，也就是相互约定，你的事我不管，而我的事你也别管。

因此绝交也是一种合作。

广义的法律规则在社会生活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在家庭、社会层面、职业层面，合作会改善自己和合作者，会增加各种财富的积累，也包括个人的福利。

因此，中央强调全面的依法治国，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强调法律不仅在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而且在全社会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都非常重要。

由于社会各方面的生活都需要遵守规则，有规矩，因此，在我看来，所有社会只要是持续的足够长久，长期稳定，比较繁荣，都一定是有规矩的，并在特定意义上，你也可以说那就是法治社会。

但历史中国的那种社会有序比较讲规矩的状态，古人不称其为法治，而是叫“文治”，与平定天下的“武功”相对。

文治的核心就是要通过古代的政治文化精英，依据全国统一尽管比较粗略的文字表达的规则来治理整个国家，规范王朝的机构和官员的运作，保证国家政治的统一和稳定。

中国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全国统一的推举、察举和科举，以及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等等就是法治的一些重要方面。

当然，这种法治与现代社会的法治区别是显著的。

区别是什么？最重要的是社会经济基础不一样，当时大致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而现代法治的社会经济基础是工商业发达的市场经济。

而经济基础的不同会引发，不同时代的法治实践对平等、自由的关注程度非常不同。

比如现在更强调个人，个人创业，个人所得税，个人发明，私有财产等等；但传统社会就不是这样。

例如国家的赋税征收，就都是按一家一户来确定的。

但问题不出在不是当时的人们不懂个人主义，而是按“户”来分配赋税劳务，在社会层面来看，更合理，也更为公正。

一个家庭可能有两个男子，只征一个人去当兵；但如果是个人主义，你就不知道该谁当兵更合理。

但传统中国的那种法治，那种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法治，已经过去了，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事实上是过去一百多年的时间，从辛亥革命，甚至更早，直到今天，中国社会的最重要问题就是要变农耕社会为一个现代化的工商社会。

从1949年之后，中国开始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开始，一直就是这个努力；但在国家基本完成基础建设，两弹一星令中国国防有了底线保证，以及1972年中美实际建立了外交关系之后，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工业，中国的经济社会发生全面深刻的变革。

今天中国的城市人口已经55%上下，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不再生活在农耕社区的熟人社会，而是生活在城市的陌生人社会。

熟人社会对人的约束作用这个变化直接改变了中国社会生活的秩序和秩序建构问题。

无论是农耕社区还是较少人员流动的城市单位里，在这种熟人社会中生活的最大好处就是不需要太多国家法律直接规制，熟人之间的经常交往，构成一种反复博弈的关系，通常会迫使双方都遵守规定。

从日常生活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借钱不需打借条。

我在今天这样一个场合，我要找在座的哪位借钱，几块钱算了，但要借的比较多，你就可能让我至少写个借条，或者是要找个人见证一下。

而如果我不还，你就更可能诉诸国家的正式法律来制裁我。

正式的法规往往是解决陌生人之间问题的。

交往者相互越是陌生，就越需要法律细致明确，就越需要了解预先确定的规则，就越可能给需要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实施。

熟人之间我的反应，我所依赖的规则就不一样。

我可能依赖我对你的了解，如果你在我心中是不守信用的人，我就从一开始就不借钱给你；借了，你不守信用，我或者上门逼债，或是我认栽但从此不再跟你合作，还到处宣传，某某不是个东西，一定要提防等等。

这都是制裁。

不守信用的人在熟人社会中很难生存下去。

因此传统中国社会当中最基层的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秩序是不太需要国家正式法律保护的，这并不是中国人不懂得法治，而是这种社会生活环境令大多数普通人，生活在熟人社区，不太需要法治。

但就整个中国来说，法治也还是重要的，特别是在治国这一层面。

中国古代社会和国家的治理实际上可以说有三个层次，齐家（其实是农耕社区）、治国和平天下，法律主要用来治国，或是治吏，大致公正地选拔调配和升迁官员，保证整个国家的结构运作，防止地方分裂势力。

而基层社会治理基本靠的是熟人社会发生的规训机制，靠儒家教训。

平天下则有关边疆治理，有点类似于民族区域自治。

但这种状态近现代以后，随着工业发展，商业发展，随着城市化，包括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发展，慢慢开始改变了，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整个社会发生了快速和重大的变化，城市人口从1980年代初的18%到如今的55%，也就是说至少有5亿以上将近六亿的人口，是在过去的30多年先后进入城市。

生活在城市地区的人每天遇到的大量的都是，甚至几乎全是，陌生人。

有许多还很可能是一次性交往。

无论今晚的讲座，还是讲座之后出门乘公交或打的，或是外出旅游，购物或是到政府机关办事，我们生活在陌生人的世界。

这种社会状态就给许多人带来的各种各样的风险。

因为如果交往是一次性的，人就可能有机会主义倾向，而我们无法精确判断谁会搞机会主义，因此100个陌生人中只要有一两个陌生人，你就会有风险。

如果我来做一次讲座，讲得不好，谁又能拿我怎么样；下次不请你了，你说；但如果我就没打算下次再来，你怎么办？！当代中国根本性的法治因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法治的意义就开始浮现出来了，并且首先是老百姓的直观需求。

他们可能有两个最基本的法治需求。

一是我流动出来以后，在举目无亲的他乡，我如何获得必需的帮助。

原来住在村子里，我可以找熟人帮助，但是来到北京后，我谁都不认识，有了各种问题，我能找谁？改革开放初期，许多人进城首先要找熟人，甚至直到今天不少人还如此。

但大部分农民工从农村进入城市，包括城市中流动者，遇上各种麻烦，他首先要找那些可以信赖的人，找警察，找政府，找法院，找社会中很容易辨认但大致能信得过的机构和人。

这就是对法治的需求，也是对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需求。

另一方面，社会人员的高度和快速流动，也会引发违法犯罪的急剧增加。

各地的统计数据，包括国外的，流动人口都更容易违法犯罪，多种因素促成。

包括缺乏归宿感，包括总以为自己可以逃脱惩罚，包括没有熟人的眼睛注视和社区的舆论压力等等。

说不定晚上就想砸ATM机偷钱，偷窃或抢劫，或是卖淫嫖娼等等。

我曾经想过一个非常天真的问题，卖淫嫖娼的人为什么不在家门口？在家门口上班也方便，下班也方便，也不需要租房。

没有谁在家门口嫖娼的，为什么？学问就在这些看起来很滑稽的问题上。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只属于中国，欧美国家当年在现代化的时期，也都是这种状况。

例如，100年前，美国城市化工业化兴起之际，也是犯罪猖獗之际，也是犯罪学研究诞生之际。

人们因此觉得生命、财产不安全，自然对法治有了更大需求。

国家的警察装备改变了，数量增加了，训练也强化了。

但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也都进行了许多投入。

一个典型例子是校园，20、30年前，中学、小学都不设铁栏杆，现在哪个不设？以前学校门口最多一个看门的老头，现在哪个学校没有一定数量的保安？家庭个人层面呢？每家都有防盗门，即所谓“盼盼到家”。

不要以为这是从来如此，防盗门这东西也就大约20年的历史。

住过筒子楼的人基本都记得那时各家的门都不大关。

这也许是老百姓对法治最直观的需求。

非常重要。

但对于整个中国来说，普通百姓不一定察觉和关注，但实际上已经大量受惠的是，法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求，要推动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打破地方保护主义，要用明确的规则来吸引外商和外资等等。

在这一方面，尽管出现了其他一些问题，但总体来看，我认为，法治其实是相当成功的，也是很有成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