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京（1047－1126）宋代重意 2009-07-18 14:00 阅读68 评论0字号：大中小字元长，仙游（今福建仙游）人，熙宁进士。

徽宗朝，拜尚书左丞、右仆射。

大观中，拜太师。

二年封鲁国公。

是历史有名的权奸。

精工书法，尤擅行书，形似米南宫，字势豪健，痛快沉着。

或谓“宋四家”苏黄米蔡之蔡，原指蔡京，后人恶其奸邪，易以蔡襄。

传世墨迹有《节夫帖》，《宫使帖》、《鹡鸰颂跋》等。

《听琴图》是宋徽宗赵佶的画作，蔡京深得他的宠信，所以在他的绘画作品上多有蔡京的题记，题诗。

蔡京书法如《铁围山丛谈》所译：“字势豪健，痛快视着。

”但后世恶其为人，往往鄙薄其书法。

《听琴图》在画外将小人政客形象呈露得淋漓尽致。

那是宋徽宗作的一幅画，画上端坐在古松树下的弹琴者为宋徽宗本人，两侧毕恭毕敬聆听的，红衣为蔡京，青衣为童贯。

这幅图上，蔡京题有一首诗，其为一幅瘦筋草书，字体草而不狂，字圆笔润，且诗意投徽宗所好。

有材料表明早在蔡京政治上发迹之前，他已被公认为重要的书法家。

蔡京《节夫帖》32.3 X 42.3cm《节夫帖》，全称《致节夫亲契尺牍》。

册页。

载宋人法书第三册之第四开。

本幅纸本，墨迹。

纵32.2厘米，宽42.3厘米。

行书。

此帖流传有绪，钤有鉴藏印记，有“神奇”、“墨妙”、“安氏仪周书画之章”、“王元美鉴赏”、“薛氏家藏”等。

此帖书法近似北宋四家之一的米芾，笔力雄健，气势亦不同凡响。

尽管他的书法似米芾，但从他那姿媚的笔法来看，还是从唐人书法入手，直溯“二王”，即从此帖能清楚地看出其精细的笔意与健丽的体态。

用笔挥洒自然，而不放纵的高雅格调；结字方面，字字笔划轻重不同，出自天然；起笔落笔呼应，创造出多样统一的字体；分行布白方面，每字每行，无不经过精心安排，做到左顾右盼之中求得前后呼应，达到了气韵生动的境地。

在此必须说明的是，对蔡京较高的书法造诣应给予一定的地位，决不能因人废字，应客观地来评述他的书法才好。

释文：京再拜。

昨日终日远劳同诣。

下情悚感。

不可胜言。

大暑。

不审还馆不失调护也。

京缘热极。

不能自持。

疲顿殊甚。

未果前造坐次。

悚怍。

谨启代面叙。

不宣。

京再拜。

节夫亲契坐前蔡京尺牍《宫使帖》释文：京顿首再拜。

晚刻伏惟钧候。

动止万福。

久违墙宇。

伏深倾驰。

台光在望。

造请未遑。

跂引之情。

不胜胸臆。

谨启诇候动静不宣。

京顿首再拜。

宫使观文台坐。

蔡京《元祐党籍碑》北宋刻石，亦称《元祐党人碑》、《元祐奸党碑》。

宋徽宗即位后，听蔡京之言，将哲宗元祐中任职、曾对王安石《新法》不满的大臣数百人列为“元祐奸党”，并将其名单刻石，颁布全国。

这就是有名的《元祐党籍碑》。

共有三种：一，崇宁元年（1102）徽宗赵佶正书，刻于内府端礼门。

未几即毁。

二，崇宁二年（1103）蔡京书，勒令诸州据以刊石，次年亦奉诏毁。

三，崇宁三年（1104）刻于朝堂。

正书，无书人姓名，已毁。

碑文列司马光、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等309人为奸党，亦毁。

今传世者，惟广西自治区有两刻石：一在桂林龙隐岩石壁间，为庆元四年（1198）戊午梁律刊，后有吉州饶祖芫跋，字较大，石已剥落，且被镌刻八分书已漫漶三分之一；另一，在融县真仙岩壁间，系嘉定四年（1211）沈 重刻，下有 跋。

沈 乃“党籍”中列名的沈千之曾孙，家藏有此碑旧拓。

《金石萃编》云：“赵佶、蔡京书法，皆为一代高手，以书法故，此碑自未可以人以事全废也。

”《唐玄宗鹡鸰颂题跋》行书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蔡京跋《赵佶雪江归棹图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西安碑林西安碑林坐落于著名古城西安市三学街(因清代的长安学、府学、咸宁学均设在这里而得此名)。

它于北宋二年(公元1078年)为保存《开成石经》而建立。

九百多年来，经历代征集，扩大收藏，精心保护，入藏碑石近三千方。

现有六个碑廊、七座碑室、八个碑亭，陈列展出了共一千零八十七方碑石。

在名碑荟萃的展室里，展示了圣儒、哲人的浩瀚石经；秦汉文人的古朴遗风；魏晋北朝墓志的英华；大唐名家的绝代书法以及宋元名士的潇洒笔墨。

书圣王羲之、画圣吴道子书画同辉的笔墨迹以及诗画双绝的王维的竹影清风更为碑林增辉溢彩。

西安碑林以其独有的特色成为中华民族历史文物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62年被公布为中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西安碑林是我国收藏古代碑石墓志时间最早、名碑最多的一座艺术宝库，它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刻石的集中地点之一，也是历代著名书法艺术珍品的荟萃之地，有着巨大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从历史价值来说，许多碑文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有的可藉以补充和订正史书记载的遗误，有的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和地方史宝贵资料。

如从陕西周至县出土，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移入碑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通高353厘米，宽103厘米，刻于唐德宗建中二年，用中国和叙利亚两国文字记载了唐时基督教中一派的景教由中亚传入我国的情况。

《明德受纪碑》上刻有“大顺”、“永昌”字样。

这是明未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的遗物，记载着当时陕西大旱，粮价昂贵，“小麦每斗二两四钱，米每斗二两六钱”和“人食人犬亦食人”的悲惨景象；清刻《张化龙碑》，颂扬了当时领导陕西扶风、歧山一带农民反抗官府的张化龙；清刻《荒负歌》等，也记录了一些遭受官僚、地主压迫剥削的广大农民的苦难生活；元刻《重修牛山土主忠惠王庙碑》、《刘尚神道碑》和清刻《平利教案碑》等，均从不同方面记录了元末红巾军起义和清末广大劳动人民反抗剥削压迫和帝国主义外来侵略的事实。

大量的石经，是碑林中古代重要的文献资料。

《石台孝经》刻于唐天宝四年(公元745年)，是唐玄宗李隆基亲自作序、注解并亲自以隶书书写的(孝经是孔子的学生曾参记述他也孔子的问答辞，主要内容讲孝、悌二字)，此碑由四块色如黑玉，光可鉴人，高590厘米的细石合成，碑上加方额，额上刻浮雕瑞兽、涌云；额上盖石，盖石边缘刻优美的卷云，顶上作山岳状；碑下有三层石台阶，故称“石台孝经”；三层石台四面都刻有生动的线刻画，有茂盛的蔓草和雄浑的狮形怪兽，两种不相协调的动植物被刻画得融洽无间，整个构图给人以威武、活泼的感觉，为盛唐的艺术精华。

《开成石经》是唐文宗太和四年(公元830年)接受国子监郑覃的建议，由艾居晦、陈珍等用楷书分写，花费了大约七年时间到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刻成一部石经。

其中包括《周易》6卷，《尚书》13卷，《诗经》20卷，《周礼》11卷，《礼仪》17卷，《礼记》20卷，《春秋左氏传》30卷，《春秋公羊传》12卷，《尔雅》3卷，以及《公羊春秋》、《孝经》、《论语》等十二种经书和五经文字及九经字样。

计114石，文刻两面，228面，字列八层，共六十五万零二百五十二字。

刻成后立于唐长安城的国子监内，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必读之书，同时也是读经者抄录校对的标准。

此经是我国古代七次刻经中保存最完好的一部，它俨然是一座大型的石质书库，这在我国印刷术发明以前，对文化的保存和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

人士向往。

碑林中早期石刻有宋代摹刻的秦峰山刻石，原碑为秦国丞相李斯所书。

东汉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刻的“曹全碑”，是用秀美的隶书写的，这是全国汉碑中保存比较完整，字体比较清晰的碑刻，为汉碑中的精品。

“汉熹平石经《周易》残石”，它保存了我国最早的《周易》文句，相传是当时著名学者、大书法家蔡邕以隶书书写，方挺严整，为汉隶之典范。

唐代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繁荣时期。

在唐代书法艺苑中，名家辈出，时有杰作，真、草、隶、篆，百花争妍，犹如璀璨的群星，放射出永不泯灭的光辉。

欧阳洵、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的楷书各创一体，欧阳通、徐浩、史维则、怀素等也都是一代名家。

欧阳通书写的《道因法师碑》，与其父欧阳询的《皇甫诞碑》很相近，结构严谨，书法险劲，是值得珍视的书法名碑；颜真卿的《颜勤礼碑》、《颜家庙碑》、《多宝塔感应碑》等，气势雄浑，苍劲有力，是标准的“颜体”；柳公权的《大达法师玄秘塔碑》，笔力遒美瘦挺，劲如削竹，结构峻整，神足韵胜，是“柳体”中最典型的代表作；唐代怀仁和尚从晋王羲之遗留的墨迹中选集而成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则更是脍炙人口的佳作；著名草书家怀素的《千字文》，笔意奔放，流利洒脱，为世所珍。

此外，宋起佶的《大观圣作之碑》(瘦金体)和清代翻刻的《宋淳化秘阁帖》等，也是稀有的珍品。

除了书法，在北魏、唐、宋等碑志上，还保存了大量具有艺术价值的精美图案花纹。

如唐刻《大智禅师碑》的两侧，以线刻和减地两种手法并用的图案作为装饰，将蔓草、凤凰和人物穿插布置，使人感到繁丽、活泼、美妙而有生气；《石台孝经》碑头上的浮雕卷云和狮子，碑座上线刻的精致蔓草、瑞兽等，也都表现了唐代雕刻所特有的富丽作风；唐刻《道因法师碑》座垢两侧，用流利的线条，刻出两组人物，共有十多个卷发深目的异国装束的人，牵马携犬，作准备出行状，是不可多得的线刻佳作；北魏的《元晕墓志》四侧，分别刻着有表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形象，空隙中满填流动的云彩，呈现出飘逸而和谐的奇特意境。

它们象绿林一样陪衬着繁花似锦的书法艺术，使碑林这座书法艺术宝库，更加瑰丽异常。

进入西安碑林大门，可以看到一座四角形两层飞檐的亭子，里面竖立着著名的《石台孝经》。

这是由四块石板组合成的长方形石碑，高5.1 米，安置在三层石台上。

《孝经》是宣扬儒家思想的经典著作，历代封建王朝十分重视。

唐天宝四年（公元745 年），唐玄宗李隆基亲自加注，并用隶书行文。

第一室陈列的《开成石经》是唐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7 年）刻制，在114 块石碑的两面刻有650525 字，内容包括了几乎儒家全部经典著作，通称“十三经”，其中有《周易》、《尚书》、《诗经》、《论语》、《尔雅》、《周礼》、《孝经》等。

当时刻板印刷不普遍，手抄容易出错，《开成石经》就成了读书人的范本。

第二室陈列着许多具有史料价值的石碑。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立于公元781 年，后世才从地下发掘。

此碑记叙了古代罗马景教传入中国的盛况，石碑侧面用叙利亚文刻写了7O 位景教人士的名字。

石碑记载的史实中外史书全无记载，因此弥足珍贵。

清代丹麦人荷尔漠来西安用重金偷买未遂，只好托人刻一假碑（现存伦敦）。

它是研究中外关系的宝贵资料，其拓片早已辗转国外。

《中尼合文陀罗尼经幢》是一种柱状石刻，有六角柱形、八角柱形和圆柱形，用中国和尼泊尔两种文字刻成，反映中尼两国佛教的交流。

《不空和尚碑》反映了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史实。

《明德受记碑》记载了明末农民起义军李自成建立的农民政权“大顺国”，并反映了当时陕西灾后“人食人”的惨状。

《曹全碑》虽是为汉代曹全树碑立传，却无情地记载了他镇压黄巾起义的事实。

第三室的石碑荟萃了历代著名书法家的手迹。

秦代李斯的篆书见于《峄山碑》；汉代隶书见于《曹全碑》；东晋王羲之手书见于《大唐三藏圣教碑》，此碑文字是后人从他的遗墨中拼集而成，人称“千金碑”。

《唐多宝塔感应碑》留下了唐代颜真卿的楷书；《唐玄宗秘塔碑》留下了柳公权的楷书；《判千家字文》留下了唐代张旭的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