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论述了当今纪录电影大师埃罗尔・莫里斯作品的独特电影风格及对纪录电影美学的卓越贡献。
莫里斯在反叛直接电影的基础上，以第一人称“恐怖采访”的形式，无线索叙述的方式，选取非同寻常的拍摄对象探究他们如何理解他们自己的精神世界及周围世界。
他的作品在华丽的艺术派头背后渗透着悲观而复杂的主题及些许后现代艺术的尴尬。
关键词纪录片恐怖采访无线索叙事悲观而复杂的主题交叉授粉揭示意想不到的真实论纪录片大师埃罗尔・莫里斯的电影风格孙红云大师研究埃罗尔・莫里斯（ＥｒｒｏｌＭｏｒｒｉｓ，１９４８—）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之后纪录电影革新中旗帜最鲜明的一位导演，他从投入纪录片事业一开始就自觉地与直接电影决裂，他探索和拓展了纪录片的表达空间，丰富了新纪录的表达手段。
他认为“７０年代，纪录片陷入泥淖之中。
依我看，有几分是真理电影（实指直接电影）①的罪过。
”②莫里斯以他的作品毋庸置疑地确立了新的纪录片的美学品质。
在新纪录的创作上，埃罗尔・莫里斯不仅在发现和寻找拍摄对象上具有天才的直觉和非凡的能力，更在具体拍摄手法和制作理念上“异端斜说”层出不穷。
莫里斯挑战着“纪录片”这个真实的假定，他认为纪录片可以是主观的，并且身体力行拍摄反映内心主观世界的纪录片。
在纪录片的名义下，莫里斯狂热的大脑试图以第一人称探索人们怎样看待这个世界，看待他们自己的精神世界，以及他们理解自己和理解周围世界的方式。
他执着地把镜头聚焦在那些看似古怪、离奇、有趣的现实人物身上，借他们可笑、荒谬、半悲剧的故事分析和讽刺复杂怪异的美国文化及资本主义社会。
一为直接电影鸣起警钟以打破电影传统为乐趣的埃罗尔・莫里斯是从反叛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盛行于欧美的直接电影开始他的电影事业的。
“真理电影（实指直接电影）的主张惹恼了我。
这些主张对我而言，很清楚是错误的。
自身明显的错误。
风格不是真实。
你选择了一定的风格，并不意味着你就莫名其妙地解决了‘笛卡尔之谜’，也不意味着你不再需要进行任何思考。
你只是８７选择了一种方法论。
这非常像这种思想：因为《纽约时报》使用了某种字体，这种字体就保证了该报上所写的每个句子都是真实的。
那完全是一派胡言！”③莫里斯从自己第一部影片《天堂之门》（ＧａｔｅｓｏｆＨｅａｖｅｎ，１９７８）就开始讨伐直接电影的制作方法，“《天堂之门》的确是对真理电影的一个反击。
事实上，在制作这部影片时，我们曾经开玩笑说，我们要谨奉真理电影所有的原则，并首先坚持它。
取代手持摄影机的是，我要确信摄影机始终在三角架上！还有代替观察人们，尽可能地做一个谦虚者的原则，我让人们直接对着摄影机谈话，还让他们直接看着摄影机，尽可能地调动人！取代轻便设备的是，我要使用重型设备！对不进行任何安排的主张，我要安排一切！”④《天堂之门》的成功使莫里斯更加相信：能够以一种更加有力的方式，即完全不同于直接电影的方法完成纪录片的叙事，而且能够使影片非常生动有趣并真实有力。
该影片调查拍摄了两个宠物公墓的故事。
空想主义的麦克卢尔满怀对宠物虽死犹生的爱而开设的宠物公墓最终以失败而告吹。
另一个由精明的哈波特运用市场营销的理论在纳帕山谷开设的宠物公墓繁荣兴旺起来。
影片透过这两个故事使人窥视到美国后现代社会人的各种病态以及与宠物千姿百态的关系。
该片不可磨灭地改变了人们对纪录片的理解，也为莫里斯赢得了一批狂热的崇拜者。
以同样的创作方式，莫里斯创作了《弗农，佛罗里达》（Ｖｅｒｎｏｎ，Ｆｌｏｒｉ－ｄａ，１９８１），纪录了一个死水一潭的小城里一些行为古怪的居民。
１９８８年，莫里斯完成了迥异于直接电影的新纪录的典范影片———《细蓝线》（ＴｈｅＴｈｉｎＢｌｕｅＬｉｎｅ）。
他说“该片的拍摄，不是一些人所理解的那种带着一个手持摄影机东奔西跑努力去观察一系列事件的标准纪录片。
”⑤它在美学意义上对直接电影进行了彻底的革命，自觉地对纪录片在内容和风格两方面的局限提出疑问。
影片是对一起发生在１９７６年美国德州达拉斯高速路上一名警察被射杀案件的重新调查。
该片直接挽救了因该案被错判为死刑的亚当斯的生命，并使他获释。
莫里斯在该片的创作中植入剧情片多视点多层面的复杂叙事方法，以摄影机为调查真实的工具，通过搬演几个案发目击证人不同的，自认为真实的场景而提醒观众不要把看到的想像为现实的客观、可信的纪录。
影片没有直接断言某人的证词比其他人的更正确，也没有任何画外叙述，而以多重观点来增加诡异性，表达客观真实的不可能。
值得提醒的是，莫里斯的这些搬演不是作为说明真实的一种方法，不是为了向观众展示真实地发生了什么，而是在告诉：真实常常是必然发生的，但抓住它却很难。
讽刺地是，基于《细蓝线》的巨大影响，这种搬演手法从此被大量的纪录片效仿，往往被认为是新纪录的标志之一。
另外，对该片搬演手法的模仿还产生了大量的真实电视及各种真实秀的电视节目。
在《死亡先生》（Ｍｒ．Ｄｅａｔｈ，１９９９）、《战争迷雾》（ＴｈｅＦｏｇｏｆＷａｒ，２００４）中，莫里斯仍然使用了搬演来增强视觉力量。
但事实上，搬演只是莫里斯为增强视觉力量所采用的手段之一，他的关于斯蒂芬・霍金的影片《时间简史》（ＡＢｒｉｅｆ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ｉｍｅ，１９９１）和受到批评家高度赞扬的《快速、廉价、失控》（Ｆａｓｔ，Ｃｈｅａｐ＆Ｏｕｔ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１９９７），以及系列电视纪录片《第一人称》（ＦｉｒｓｔＰ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０），都是没有使用搬演的优秀新纪录影片。
莫里斯精心构思的《细蓝线》在纪录片形式上还运用了许多原创的手法，包括在实际的行为和资料影片之后创造性地使用真实的声音录音带，即该片的高潮———哈里森招供。
录音带里莫里斯与哈里森对话的声音赋予视觉小型录音机的特写以强大的生命力和感染力。
还有华丽的摄影、与众不同的剪辑、大胆的黑白色彩校正处理以及施催眠术般的原创音乐，都使得该片被直接电影视为异端怪物。
《细蓝线》成为直接电影的一个警钟，也是纪录电影的一个里程碑，它对８０年代纪录片的普及功不可没。
８８二恐怖的采访一流的采访是埃罗尔・莫里斯的纪录片叙事的关键因素，也是他影片的核心与灵魂。
莫里斯耗时３年的分析哲学的博士生学习和长达六、七年私人侦探的体验及经历为他影片中被称为“精神疗法”或“谈话疗法”的采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莫里斯认为纪录片的采访本质上应该是调查：“在采访中我所揭示的材料本质上是调查性的。
司空见惯的采访是拿着一张写着一些要人们回答问题的表格，并且他们已经知道了他们所期待的答案。
他们不是调查。
而我非常非常努力地去做采访，我所做的调查不是我原本想听的事情，或者希望听到的事情抑或认为我将要听到的事情。
至少，我尽量打开一些不可预料的将要发生的事情可能性。
当然在《细蓝线》中情况也是这样。
它是一个我非常非常自豪的调查。
”⑥为了获得意想不到的调查效果，莫里斯努力实现第一人称的交流。
为此，他专门发明了“恐怖采访机”（Ｉｎｔｅｒｒｏｔｒｏｎ）用于采访。
“恐怖采访机”是由莫里斯的妻子根据他的采访特点而杜撰的词汇，因为这个词结合了两个重要的概念———“恐怖”（Ｔｅｒｒｏｒ）和“采访”（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⑦这个发明物与讲词提示机相似：莫里斯与拍摄对象每个人都面对一台带有监视器的摄影机，莫里斯的影像就投影在拍摄对象面前的监视器上，而拍摄对象的影像也同样投影在莫里斯面前的监视器上。
这样莫里斯和拍摄对象都直接看着人脸谈话而不是面对黑洞洞的镜头。
１９９７年完成的《快速、廉价、失控》是莫里斯第一部使用恐怖采访机的影片。
之后，他不断发展完善该设备，把“恐怖采访机”的概念发展为“盘封系统”（Ｍｅｇａｔｒｏｎ）概念。
实际上是使用更多的摄影机。
莫里斯在拍摄电视系列片《第一人称》时，盘封系统有时同时使用１７－２０架摄影机。
“我讨厌重复自己，使用盘封系统，２０台摄影机可以使我在仔细打量拍摄对象的同时细察采访的过程。
”⑧莫里斯使用恐怖采访机或者盘封系统的采访具有三重美学价值：１、比起莫里斯与拍摄对象面对面的谈话，恐怖采访机的采访保持了二者之间一定的距离。
这个距离有助于拍摄对象更加自由地谈话，增加了谈话的私密性；２、这种技术设置使拍摄对象与莫里斯的目光相对的同时，也直接面对摄影机谈话，因而给人以第一人称独白的深刻印象，而不同于普通的脱口秀；３、利用这种多台摄影机拍摄的影像使莫里斯能够在后期剪辑中有更多的机会随心所欲地操控和风格化影像。
“这就是人为的第一人称与真实的第一人称之间的区别。
这个恐怖采访机是真正第一人称摄影机诞生的标志。
”⑨莫里斯认为这套设备使得影片不再强调采访者与采访主体之间的关系，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采访主体身上，也就是他（或她）怎样看待他们自己，而不是我们怎样看到他们自己。
这恰恰是埃罗尔・莫里斯纪录电影的核心和灵魂观点。
拍摄对象以个性化方式谈话是莫里斯风格影片的重要特征之一。
莫里斯为了保持采访主体谈话的新鲜感和意想不到的效果，他绝不在拍摄前与拍摄对象会面，而是出其不意地直接进行采访。
“我认为拍摄前会见拍摄对象是毁掉一场谈话的最好方法。
我的采访是要自然发生的。
我不能在事先已经知道拍摄对象的情况下投入一场采访。
我需要的是进行探索、调查、发现。
”⑩莫里斯视采访为以摄影机为工具进行的调查。
调查拍摄对象如何以个性化的方式看待他们自己和周围的世界，调查拍摄对象理解他们自己和世界的独特方法。
《天堂之门》中纳帕山谷宠物公墓业主哈波特的大儿子直言不讳父子三人的矛盾：父亲具有强烈的权利欲望而不愿退居幕后，弟弟的专业优势也使其地位高于他，他只有屈居第三。
二儿子则更多地沉浸在自己诗意梦想失落的独语中。
《弗农，佛罗里达》里那位火鸡射猎狂谈到自己相距不到半小时的两次射猎时的兴奋溢于言表；还有那些戴着厚厚的眼镜长期生活在固步自封的世界里的老头们对采访显得兴奋而炫耀，他们得意地向莫里斯展示他们豢养的实用大龟和负鼠，强调自己所谓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细蓝线》是不同寻常的，它甚至可能是独特的。
它不是讲述一个凶手案件的故事，也不是相关的一个调查。
而是一个调查！这个调查在哈里斯向我招供他是真正的凶手时达到高潮。
”!"#《死亡先生》中雷彻特甚至谈到他想以否定大屠杀而使自己成为一名重要而可信的科学家，从而达到他事业颠峰的幼稚可笑心理。
《战争迷雾》中麦克纳马拉谈到４０年前肯尼迪总统被刺杀时满眼的泪水和哽咽的声音，他直言不讳二战美国在日本投原子弹前一夜之间就烧死日本１０万人口，承认他们几届政府都支持特务刺杀卡斯特罗，越战中因为情报出错而导致战争扩大化等等。
莫里斯影片丰满复杂的人物形象正是从谈话中凸现出来，他的８９这种谈话疗法的采访效果体现在莫里斯所有的影片中。
“我非常相信通过人们怎样谈话，他们怎样使用语言，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他是怎样的人。
”!"#三无线索叙事以反常规反传统为乐趣的莫里斯在他影片的叙事上同样不落俗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