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余华小说的创作风格摘要：余华是一位前后时期风格有很大变化的当代小说家，他的小说突破传统模式，带给读者全新的认识与感受，他的创作方面推陈出新，无论是最初的创作思想、创作内涵还是创作手法都有独特风格，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和研究。

[关键词]先锋；转变；思考；美学；形式余华是众多先锋派小说家当中创作风格较为独特的一位作家，在他的小说中，传统的叙事方式和美学风格被彻底否定，取而代之的是对现实世界异于常人的认识与感受。

他的小说不断展示出对现实世界中人生的迷惑、思考、怀疑，呈现出一个个人们无法逃离的怪圈，组成一幕幕人生的悲剧。

余华的小说创作到目前为止可以说经历了两个阶段。

1987年至1990年可以说是第一个阶段，在这段时间余华创作完成了《十八岁出门远行》、《四月三日事件》、《现实一种》、《世事如烟》等中短篇小说。

第二创作阶段是1991年之后，他完成了《在细雨中呼喊》等三部长篇小说,以及《我没有自己的名字》、《黄昏里的男孩》等短篇小说，代表作品《活着》在台湾、香港、意大利等地获奖。

作为一名小说家,余华具有强烈的自我挑战意识，他的内心是想要不断超越自我的。

无论是自己的创作思想上还是作品内涵方面，他的作品之间都有着明显的变化和发展。

这使余华在当代作家中像一颗新星脱颖而出，也使文学研究工作者呈现出对其作品态度褒贬不一的态度。

纵观余华的创作风格，首先在选材方面，不能不说暴力美学的体现是余华创作的一个重要风格，这是他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

形式的最终意义在于它对内容的塑造作用。

恰当的形式能使内容得到恰如其分的表现，而不恰当的形式会反过来损害内容的表达。

艺术表现形式一般是指叙述手法和语言的运用，余华在创作中用蜂拥而至的暴力极大地引起了读者的注意。

许多研究者都指出，暴力和血腥充满了余华前期的所有作品。

的确，余华自己也曾说过他自己在追求一种精神上的真实，想为读者展示一个不能被重复的世界，所以他对现实世界采取了怀疑与拒绝的态度，在这种态度下他倾听到的是来自世界深处分崩离析的声音，因此他的作品中必将出现破坏，当然也就与暴力紧紧联系在一起。

处女作《十八岁出门远行》中“我”一踏入社会，感受到的就是欺诈与暴力，而之后的《河边的错误》、《一九八六年》、《现实一种》，余华更是将这种暴力由陌生人之间演绎到亲人之间，更为悲剧性。

那么回过头来，余华为什么将暴力美学作为创作的表现形式呢？多数研究者认为都可以从余华的童年的记忆中找到答案。

也有人认为是由于作家和现实之间的紧张的关系。

实际上,暴力之所以成为余华小说创作中一个反复涉及的主题,除了和作家本人的早年记忆相关外,也与八十年代那个特殊的社会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

那个时代，原有的社会结构裂变，传统思想文化被抛弃并再造,一夜之间世界观都会被重组，这些组成了余华创作中暴力叙述的大背景。

如果对这一背景有所忽略，那么对余华作品的研究就会缺乏深度而且不够完整。

倪伟曾在他的文章中提到了这点问题，不过他没有展开深入进行论述。

另外，对于余华创作风格的内涵方面，多数研究者认为其中包括对历史的质疑，对人性的拷问，和对以往既定经验的叛逆等。

值得肯定的是余华创作作品的先锋价值，〔1〕陈琳认为,“余华对常规经验的反拨使旧有价值摇摇欲坠,他穿透了禁锢人们感觉的现实之厚壁,让世界的本真无蔽的显现出来。

”〔2〕而刘曾文则在文中持否定态度,他认为余华是偏激而无奈的,“他回避对终极关怀和人道信念的永久承诺,从而遁入暴力的迷狂和感觉的放纵，迷失了反叛的方向。

”其实，对余华创作风格以及其价值的判断不能停留在文本本身和哲学层面上,如果不结合作者的时代背景以及中西方的文化背景差异进行分析,那么所得出的结论会缺乏历史的厚重感和思想的深度。

余华之所以如此不厌其烦地向作者展示一幅幅鲜血淋漓的人生悲剧，一次次暴露人性的黑暗呢，是因为在面对世事的险恶与黑暗时余华充满了愤懑与焦虑，他花费巨幅笔墨刻画了人性的恶之花正是因为在内心强烈的渴望人性的真、善、美。

正如从前的阮籍嵇康反封建时所为，表面上在毁灭礼教的人，其实是承认它的，过于相信。

因为在魏晋时期人们所谓崇奉不过是出于人们的私心而将它亵渎了，不平之极又无计可施，激怒之下变为不信礼教甚至反对礼教——但其实都是表象，在他们的内心里还是相信它的，把它当作宝贝。

这样就解释了为何余华前期创作中避而不谈人性的善，一味去刻画恶。

他正是因为把那种“善”当作宝贝，已经洞穿了现实社会里种种虚伪与不真实，因而在一种对立的方面去看世界，用一种别样的方式去反映世界。

其实，细读余华前期的作品，字里行间都能够发现作者那焦灼的企盼善良的目光。

《十八岁出门远行》写“我”被欺骗与抛弃之后，是这样描述的〔3〕“天色完全黑了，四周什么都没有，只有遍体鳞伤的汽车和遍体鳞伤的我。

我无限悲伤地看着汽车，汽车也无限悲伤地看着我，我伸手去抚摸了它，它浑身冰凉，那时候起风了，风很大。

山上树叶摇动时声音像是海涛的声音，这声音使我恐惧。

使我像汽车一样浑身冰凉。

”此时遭到遗弃的“我”孤独无助，是多么迫切地需要一份关爱，一点温暖。

在《活着》中。

作者把人性的两面表现得那么充分与丰满。

福贵年轻的时放荡不羁，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在后来却是浪子回头，人性中善良的一面终于体现在他身上。

妻子家珍忍辱负重，没有因为家境的突变而离去，吃苦耐劳，善良美丽。

女儿虽然是聋哑，心地却非常善良而质朴，他的女婿二喜更是忠厚老实。

在树中富贵所经历的所有死亡事件，每一件都是可以带来毁灭性的打击的，都是人性中善良一面的逝去，令人唏嘘不已。

但也正是由于一次次被毁灭，更突出了善良的弥足珍贵，它美好，而又脆弱。

读来虽令人心酸，却仍留有丝丝温馨，正是那些不断逝去又重新绽放的善良让富贵面对种种灾难还能够顽强的活下去。

《许三观卖血记》里，许三观每一次卖血几乎都是为了别人，在那个贫穷的时代，一个普通人为了应对正常生活中的种种状况只有去卖血，最令人揪心的是他为给儿子凑治病钱，在去南京的路上一路卖血，这样痛楚的背后展现的是人性的光辉，任何鲜血、死亡、阴影都不能将其遮挡。

《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在丈夫被村长殴打后她便一级级上告想要讨个公道。

村长始终跋扈，直到秋菊生孩子帮了忙才算是化解了冤仇。

正当言和的人们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喝小孩满月酒的时候，从前的上告起了作用，村长被警察带走了。

每当事情发展到好处的时候再跌落，必会让人心中更加的难受，毁灭会带来废墟，也会激发人与人在苦难之时的善良。

正是那人性的善所产生的温情化解了秋菊往日的屈辱，她希望村长回来。

余华往往通过一些特殊的事情先揭开黑暗的面纱，然后将人性善揭示出来。

而在这样创作的时候他通常保持冷漠的态度，像一名平静的叙说者。

其实形式的欢快与压抑之间并不相互排斥，鲁迅的作品就是光明与阴暗的巧妙结合。

余华在创作《活着》的时候，由于形式上的装饰意味消失了，叙述重心倾向到人们的命运本身，人们更加容易体会到余华的独特创作风格。

《活着》以截然不同的形式将富贵苦难的一生娓娓道来，没有大幅大幅的暴力场面，而是始终平淡的，叙述他尽管经历了儿子、妻子、女儿、女婿，外孙众多亲人死去的打击，饱受着孤独的痛苦，最终只是与老牛为伴，但仍以豁达超脱的态度生活。

尽管这篇小说与余华前期创作的作品一样离不开对死亡的叙述，但从前的神秘之感已经消退，也摆脱了那阴暗的氛围，就像终于从虚空脚踏实地。

小说中完整的故事，清晰的线索，达观的生活态度与冷静的写作手法，将生存的人生价值全部包容。

而随后《许三观卖血记》的出版让人们感到惊叹，因为余华不但讲述了精彩绝伦的故事，更将他的独特风格发挥到了新的高度。

余华曾说过：“我觉得我是从内心深处把握分寸去写作，这不是技巧能够解决的。

”而这本书也昭示了余华另一个思考层面，悲天悯人的情怀与人间温情包容了冷漠的暴力，显示出人生的艰辛与磨难。

为了让这本是成为一本平等的，没有谁可以凌驾于谁的书，余华没有采用作者身份叙述，这也奠定了叙述的节奏必然像民歌般舒缓，流淌着人间烟火的平民化音符。

《许三观卖血记》的形式中又夹杂着幽默的叙述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幽默不仅是一种缓解苦难的方式，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安慰。

通过暴力美学与幽默方式的替换，余华缓解了文本与内容的紧张关系，并建立了文本与现实的新型关系，也迎来了创作的新高度。

选择了幽默，意味着在经历了与现实的各种冲突之后获得某种宁静、宽厚、广阔的境界。

小说当中，天灾之年许三观为儿子们炒肉；与林芳芳的私情被揭露后被罚在家煮饭炒菜；卖血前而喝了太多水之后走路滑稽可笑的这些情形，都是对苦难所进行的喜剧化，这样处理不仅有效地缓解了八十年代余华的暴力与叙事的紧张关系，还达到了艺术的又一次突破。

因为当血肉充盈的深度思考支撑起小说丰满的身躯之后，人们能够感到在余华的小说中新的形式正拔地而起，而且，在他内心的深处，还苦苦寻觅着一种宝贵的东西——人性的救赎。

绝望与救赎是一对亲兄弟，它们是当代人精神意识危机的重要表现，在20世纪西方文学哲学中，有大量作品充分的表达。

海德格尔曾以“世界之夜”来比喻,指出绝望就是对生存意义之虚无的一种精神状态，它直接存在，绝望距离仅仅一线之隔，但却不可以替代。

余华的创作既然已经到达了一定高度，接下来的阶段必定是进行的超越与救赎。

余华在《活着》前言中写道:“长期以来,我的作品都是源出于和现实的那一层紧张关系”,并感到“人类无法忍受太多的真实”。

于是他的创作手法选择了这样的策略：既然改变不了现实，那么就改变对现实的态度。

在《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中余华没有采用将人物背景抽象化、概括化的做法，而是将人物深深地植根于民间，具体的苦难中来观察其生存。

作品当中那些虚构的人物应该有自己的声音，因此余华更加强调以单纯的手法来体现出他们单纯质朴的世界。

既然所有的人都被笼罩在宿命与死亡的下，那么根本就不存在有一种生存比另一种更优越，也就是“庸俗的生活自有它的美好之处”。

这样肯定了福贵们的生存态度，同时又对善与恶一视同仁，在余华笔下那些做过坏事的角色并不是作为完全的反面角色出现，而是同样能够被同情和悲悯。

因此在后续创作中余华采取了冷漠低调的态度，并常常使用不同常人的视角，如《一九八六年》、《死亡叙述》，前者是一个精神病患者，用他的经历把暴力完全展示出来，把历史的残酷性呈现出来，而后者却以死人的视角来审视人类情感，这种方式先铺垫出一个残忍荒诞的世界，然后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余华说自己是“愤怒而冷漠”的叙述者，只作为叙述的需要而存在。

〔4〕正如巴赫金所说：“小说的语言正如小说的主人公一样，不把自己束缚在任何一种已有的统一的语调之中，不把自己完全交给任何一个表示评价的语调体系，即使在小说语言不事模拟讽刺，不表讥笑的情况下，它也宁愿完全不带任何情绪，只是冷静地叙述。

”无论是展示鲜血淋漓的残酷世界还是叙写小人物的凄凉处境，余华的叙说都是平静甚至是冷漠的，在他的作品中始终听到一个个人物自己的声音，这是余华一贯于全部作品之中的叙述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