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学在大学制度改革中的应用摘要：大学制度改革本身是人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必然会受到人的个体心理和群体心理的影响与制约。
相对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社会心理因素对大学制度改革的影响是潜在而持久的。
因此，在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研究大学制度改革，有助于理解我国目前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存在的困境，并对我国如何顺利地推进大学制度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社会心理学视角；个体心理；群体心理；现代大学制度有关大学制度改革的研究一直都是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从研究的角度看，涉及三个方面，其一是大学制度自身的理论研究，包括大学制度的内涵、历史变迁、价值取向、基本原则等；其二是大学制度外部环境研究，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对大学制度带来的重要影响；其三是大学内部体制机制的研究，如探讨大学独立法人地位、大学内部管理体制、大学的决策机制等。
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大学制度改革的过程，同时也是大学对社会环境包括社会心理环境变化所作出的选择性适应的过程，改革本身是人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必然会受到人的个体心理和群体心理的影响与制约。
相对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社会心理因素对大学制度改革的影响是潜在而持久的。
1 社会心理对大学制度改革的影响社会心理是人们在相互交往中表现出来的心理活动。
社会心理学的主要研究内容涉及三个层次：一是个体的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如社会认知、社会态度、社会动机；二是人际交往的心理和行为，如人际关系、人际沟通、人际影响等；三是群体社会心理，如大众心理和民族心理等。
对大学制度改革而言，这些因素，既存在于大学组织内部，也存在于大学组织外部。
在大学组织内部，如大学生的群体心理、教师群体心理以及校风、学风、教风等都是社会心理的组成要素，大学制度改革能否顺利推进，与大学人的群体心理认同、价值选择有密切联系；在大学组织外部，影响大学制度改革的社会心理因素多元而复杂，其中社会大众对大学制度改革的价值认同，民族心理、民族的价值取向、民族情感对大学制度改革的影响和作用具有典型意义。
社会心理植根于现实生活中，积淀于世代传承的文化传统中，它具有顽强的惰性和惯性，它可能成为大学制度改革的推进剂，也可能成为大学制度改革的阻碍因素。
2 大学制度改革过程中的社会心理冲突大学制度的改革过程，必然充满着新与旧、革新与保守、公与私的矛盾冲突，改革意味着对大学陈旧、保守制度的否定，这必然将打破社会个体与群体心理上的平衡。
当改革过程中新的理念与社会心理的传统理念发生碰撞时，社会认知矛盾就会导致心理冲突的产生。
由于社会认知、社会态度、社会动机以及社会行为的协调一致是人的正常状态和人的合理性，因此，当冲突产生时，为了达到协调状态，必然产生一种消除心理冲突、改变不协调状态的心理压力，而这个压力便是社会认知改变的内部原因，从而影响之后的社会态度、社会动机和社会行为。
因而，在大学制度改革过程中，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认识社会心理冲突产生的原因。
2.1 理念上的局限大学的发展历史表明，每一次重大的大学制度变迁，都和大学理念的变革直接相关。
先进的大学理念最初往往建立在少数人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中，对大多数人而言，他们所固有的传统理念对他们自身接受先进理念可能产生消极作用，由于这种理念认识上的局限，使大多数人对大学制度改革很难保持支持的态度。
2.2 民族文化传统的差异文化是一种观念、一种共识、一种精神；制度是一种方法、一种秩序、一种规范。
制度是文化的表征，不同的文化对应不同的制度。
就大学制度而言，有学者在对比中西方的大学制度后发现，西方大学制度更易体现教授治校的特点，这一制度易生成性与西方文化传统中的核心之一“契约精神”密切相关，契约精神强调公民自由民主权利的法律化、制度化，政府和公民同样要受法律制约，它从一开始就规定了国家政府权力运行的限度，为建立符合大学学术发展规律的现代大学制度提供了牢固的社会环境基础和文化土壤；而农耕文明与儒家文化是东方文明的主要表征，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其核心就是国大于家、集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压制个人利益和个体价值，中国大学制度的变迁，恰恰反映了儒家文化的“国家主义”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尽管在历史上，中国曾效法西方国家意图建立大学自治的环境，但大学自治、教授治校并未成为中国最终选择的大学制度。
2.3 社会心理定势与期待在大学制度改革过程中，充满了新的想法、新的做法，这将对人们的固有观念形成冲击，人们也会随着改革的进程不断地自觉进行认知对比。
社会心理定势是知觉反应的一种心理准备状态，它是由经验积累起来的，期待则是知觉者预期得到某种刺激出现的心理状态。
当改革遇到困难、出现失误时，人们的期待落空，由以往经验形成的心理定势便会使人们产生“回归”情绪。
定势和期待都对知觉起到一种先在的选择和定向作用，当期待的选择没有出现，人们就容易根据心理定势选择。
2.4 不同利益对象的价值诉求从某种角度看，大学制度改革的过程必然涉及不同利益群体的价值诉求，改革本身是对利益的重新分配和调整。
处在改革过程中的人们，都会自然地把改革同自身的需要联系起来，以此判断个人从改革中获益的最大可能性。
越是个体需要的东西，越能获取最大利益，对个体而言越是有价值的改革。
当不同个体形成相同的需要，便会形成群体的价值诉求。
人们在对自己利益进行评价时，常常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低估自己所得到的利益，而高估他人所得到的利益，因此在不同个体之间或不同群体之间，由于价值诉求产生的心理落差将导致社会心理的矛盾冲突，从而对大学制度改革形成消极影响。
3 大学制度改革过程中的社会心理适应社会心理适应是人们对大学制度改革的心理状态经过心理冲突走向更新，利用新观念代替旧观念的方式，恢复心理上的平衡，形成有利于改革的社会心理环境的过程，也是大学制度改革对社会心理作出引导、调试和整合的过程。
通过对改革过程中社会心理冲突形成的原因分析，我们可以有针对性地去研究如何促进人们对大学制度改革的心理适应。
3.1 大学理念的传播强度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社会认知得以成立，则必须有刺激存在，而且刺激必须达到一定强度，才能引起心理反应。
大学制度的形成受制于多种因素，但就其内在动力来说，大学制度源于大学理念，折射着大学理念的烙印，大学制度是大学理念的载体和表现形式，大学理念是大学制度的根基。
考虑到大学理念对大学制度改革的重要作用，结合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我们可以通过增加大学理念的传播强度，加速人们对认知结构的改造，使人们在解决心理冲突过程中，让新的观念占据上风，最终建立对新观念的心理平衡和心理适应。
我们以德国现代大学制度建立为例，来考察大学理念的传播强度对大学制度改革的积极影响。
在德国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前夕，德国的哲学家们就将他们的理论触角伸进了大学领域，撰写和发表了大量要求大学改革的论文，如康德的《学院之争》、谢林的《关于学问研究方法讲义》、施莱尔马赫的《德国意义上的大学随想》、费希特的《在柏林创立一所与科学院紧密联系的高等教育机构的演绎计划》、洪堡的《关于柏林高等教育机构的内部组织与外部组织的理念》等，除此之外，哲学家们通过公众演说、公开演讲等形式，对自己的思想广泛宣传。
这些学者关于大学的思考，在德国形成了不同以往的“高等教育哲学基础”，对新大学的创办和旧大学的改革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
对大多数人而言，认知结构改造的过程是心理冲突的积极消弭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通过新信息的输入，引起主体认知机构的失调，由此产生一种恢复平衡的内在动力，促使他们去接受新的思想和观念。
3.2 民族传统的心理特征大学制度改革的历史表明，民族文化传统的心理特征是关系改革成败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就我国而言，我国民族文化传统中的“国家主义”心理特征，是我们在推进现代大学制度改革时必须要考虑的因素。
因此，我国提出的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思想应该与西方有所不同，我国的现代大学制度既要借鉴西方优秀大学的成功制度，使其符合世界上对大学评价的通用标准；又要使我国的大学制度思想合乎逻辑地生长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的土壤中，符合民族传统的心理认知。
3.3 社会心理定势的变化心理定势是人们根据以往的经验所生成的认知态度，而对事物的态度，又决定了人们的情感和行为。
因此社会心理定势的改变也是认知态度定势的改变，从而改变行为定势。
从态度的心理结构上看，认知因素的改变会引起情感因素和行为因素随之发生相应变化。
凯尔曼曾提出态度形成和改变的三阶段理论：第一阶段是模仿和服从，第二阶段是同化，第三阶段是内化。
根据这一理论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在大学制度改革过程中，我们可以运用如“提高制度劝导者的可信度”以及“增加信息传递的有效性”等方式改变人们的态度定势，进而协调人们的社会心理冲突，使人们的社会心理适应符合改革的需要。
人们会不会在接受新的思想观念后，改变原来的态度，制度劝导者的可信度是一个重要因素。
可信度指制度劝导者所具有的影响他人改变态度的可信的程度。
比如，我们在实施大学制度改革过程中，可以有效利用政策制定者的权威性、自信心、个人魅力等对人们施加心理影响。
另一方面，通过恰当表达制度构想、合理阐明改革原因和目的、提高人们对制度改革的参与程度、根据不同对象特点设计传递的制度信息等方式，增加信息传递的有效性和提高不同对象对大学制度改革的心理适应能力。
3.4 不同对象的利益诉求对大学制度改革而言，不同利益的个人或群体有着不同的改革动机，改革动机的不一致性和不稳定性将会干扰甚至阻碍改革进程。
因此，在改革的过程中，要不断协调不同利益对象的价值诉求，对他们的改革动机进行调节，以保证大多数人的改革动机趋于一致并保持适当的强度和稳定性，使改革工作得以持续进行。
如对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失衡现象，要通过沟通和疏导，使人们看到改革必然付出代价，暂时的利益会换取长远的更大利益，从而使人们恢复对改革的信心，以增强人们的心理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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