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思想价值前言：今天我们为什么需要儒学今天，当中国人重新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时，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国学”，又重新回到中国人的视野中。

于丹火了，论语火了，国学大师火了。

这种盲信当然不值得提倡，但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儒家思想并未过时，它仍可为今天的国人继续提供精神滋养。

今天的中国时值百年未有之盛世，温润平和的儒家思想正是这种社会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儒家思想不谋求玄深体系，不标榜清高出世，只以一种自然的教化方式普及实实在在的良好秩序和理性精神，既包括着社会政治原则，又掺透着伦理道德规范，平静而有力地在当时以及以后的岁月中起到了安抚人心，稳定社会，维护文明的作用。

这是一种似浅实深，似散实精的文化遗产。

今天的中国乱象丛生，人心败坏，也是罕见之乱世。

而儒家思想对道德，对秩序的强调，也不失能作为暗夜中的一缕微光，照亮人心。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简单而又深挚的道理如能成为每一个人的信条，这个社会又怎会堕落如斯呢？作为一种治国理念，儒家或许早就该进入历史的故纸堆，做为一种哲学，儒家思想还远没发挥出它应有的价值。

不论盛世，还是乱世，中国人，仍然能在儒家思想中找到自己的精神寄托。

我们今天还需要儒家思想吗？虚伪横行的社会需要诚信中国古代最讲诚信。

做人首先讲诚信。

儒家经典四书之一的《大学》讲“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

”不可自欺欺人。

翻开《论语》对诚信的论述比比皆是，曾子一日三省吾身其中之一是反思“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子夏讲“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孔子更是以文、行、忠、信为四教。

倡导“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

”“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行有馀力，则以学文”,又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现代人反儒家教育，一味崇洋媚外，追求金钱至上。

结果是诚信缺失，导致社会风起每况愈下。

买官卖官、学术造假、虚假炒作、商业欺诈盛行，毒奶粉、地沟油、假文凭、假药防不胜防，参与者也不以为耻甚至引以为荣，大多数人已是见多不怪麻木不仁了，管理机构鲜有深刻追究，处理也是蜻蜓点水，这些都是诚信缺失的表现，从政府机关到学术机构、从精英人士到普通市民，时时刻刻防范却又深受其害，既在大骂诚信缺失却又时时刻刻参与诚信造假，这是人性的丧失。

这是社会的悲哀，这是民族的沦落。

冷漠的人心需要仁爱来温暖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当下的中国社会生态，“冷漠”这个词必然成为重要选项。

车轮下的小悦悦，倒在路上无人敢扶的老人，众目睽睽下仍然从容不迫取人钱包的小偷……冷漠正弥漫在我们身边的每一个角落，也侵蚀着我们自己。

是什么让我们变得如此冷漠？已经有太多答案，但归根结底，是我们同情心的丧失，是我们不再有“仁心”。

同情心是人和动物区分的开始。

有了同情心，人和动物就不一样了。

孟子说的“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就是指同情心，如果没有同情心就是“非人也”。

该如何找回同情心，找回仁心？孔子早就给出了答案，“爱人如己”，“仁者爱人”。

仁爱思想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体现。

仁是一种普遍的爱。

应该泛爱大众，提倡博爱。

孔子认为能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是行仁政的方法。

孔子教导弟子要“泛爱众”，这当然是最自然最广大的爱，他要求我们爱我们身边的人，亲近那些贤德的人。

也许你会说，没有法律保障，没有制度护航，“仁”又有什么用呢？这种反问不无道理。

但须知，法律也并非全知全能，在法律制度无法触及之处，你的心灵才是最后的防线。

没有道德底线，一切均无从谈起。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在这个法律尚无力维护人们底线的年代，我们如果也彻底放开这道最后的防线，也便放弃了我们为人的底线。

以非人之身份过人生，何其尴尬悲哀。

道义应该成为人们的信条什么是“义”？义，即指公正合宜的道德、道理或行为。

“义者，宜也。

”义的概念多数中国人未必知道，“见利忘义”我们可太熟悉了。

见利忘义的可以是用伪劣产品坑害甚至毒害消费者的无良商家，可以是贪污腐败，大肆挥霍公款的官员，可以是哄抢散落街边财物的群众，也可以是为了蝇头小利坑害你的熟人。

总之，这个社会中，多数的人眼中只有利，至于义？已经只剩电影里古惑仔之间的江湖义气了。

我们的民族当然不是一直卑劣如斯。

“君子重义不重利”，是儒家对于义的终极也是基本要求。

那些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人们，曾秉承这样的理念，一次次挺身而出，读《春秋》而知其微言大义，身陷曹营一心归旧主的关羽；为自己备好棺材，当庭大骂嘉靖帝的海瑞；“苟利国家生死矣，岂因祸福避趋之。

”的林则徐，因为他们知道“义不容辞”，他们追求的不是“成功”，而是“取义”、“成仁”，不以成功论英雄，更不会“见利忘义”。

今天，义比任何时候都稀缺，我们也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义，不然就不会不管黑社会还是香港警署都摆着一尊关公像了。

也不会喜欢和朋友称兄道弟，拜把子。

这些行为说到底是用一种家庭的观念来拉近人与人的距离，而义恰恰是这种准家庭关系的规范，我们就是这样一边对义充满怀疑，一边又强烈渴求着义。

要求人人都能“舍生取义”获取太过残酷，但让“义在利先”，在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能真正把彼此当做“兄弟”而不是满足自己欲望的跳板，却是我们真正需要的。

我们需要用谦让之心化解狼性总有人抱怨，中国人骨子里都是羊，缺少“狼性”，因此我们落败于如狼似虎的欧美人，因此“狼图腾”之类的书籍会热销。

其实，中国人缺的是有仁有义的“血性”，最不缺的就是残忍自私，不择手段的“狼性”。

今天的中国人崇尚成功，崇尚竞争，竞争无处不在。

我们时时争，事事争，处处争。

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与任何人争，以任何手段争。

不择手段之下，竞争于是变成了争抢、争夺、争斗。

争抢、争夺、争斗盛行之下，谦让、辞让、礼让成为传说。

但争抢、争夺、争斗换来的是内耗不断，是勾心斗角，是丑态百出，是身心俱疲，是互相猜忌。

在今天这种境况下，我们尤其需要静下浮躁的心来，多点儒家讲求的谦恭辞让之心。

孟子说过，“辞让之心，礼之端也”。

争斗时代，古人倡行的辞让、谦让、礼让，对我们来说就如炎炎夏日的清泉一样急需，它对这个社会来说，恰是一剂十分对症的良药。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服这剂良药。

不争不好吗？哪怕是少争一点，把看似要紧的东西淡然地放一放，你会发现，人心就会一下子变宽，世界就会一下子变大。

也因这少争，笑脸多了、握手多了、礼让多了、真诚多了、热情多了、友谊多了、朋友多了、情浓了、意厚了、爱多了。

化解我们身上的狼性，不妨从找回辞让之心开始。

缺乏信仰的中国人需要一条道德底线几年前，有媒体曾对广东做过一个调查，询问每个人的人生目标，结果是99％的人回答想个人创业做老板有房有车，哪怕他当时仅仅只是站在流水线上的一名打工者。

如果调查放在今天，相信想当老板的比例不会这么高——今天的人们更流行考公务员。

钱和权，这就是今天中国人的人生目标，以及信仰。

一个人人都想当老板成为官员的社会，一个即使给上帝如来真主太上老君玉皇大帝孙悟空磕头也只是为了升官发财的社会，这就是今天的中国社会，信仰，成了一个空洞的词。

因为缺乏真正的信仰，更多的人丧失了对真正的信仰和对真理的守护，纷纷加入了“拜权”、“拜金”的“教门”，越来越多的人变得自私和可怕，对现实社会的病象和残缺视而不见，“为己主义”的泛滥使那种更为健康的、理想的精神和生活秩序离我们越来越远。

你信仰什么？如果你信仰权力那就会惧怕“权力”，服从“权力”，你就丧失了不从的勇气；如果你信仰金钱和名利，就会被金钱和名利奴役，你就丧失了反对的自由。

在中国人重新寻找精神底线的过程中，儒家未尝不能再次扮演这种角色。

我们不需要把孔老夫子当做神一样膜拜祷告。

我们只需要从浩瀚的儒家经典中，找到那些宝贵的做人准则与智慧。

用“仁”填平“我”、“他” 之间的鸿沟，用“义”找回失落的正义与勇气，用“礼”肃清社会上的乌烟瘴气，用“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诚实之心”时时打量自己，做一个有正义、有血性、有尊严的人，重建自己的精神家园。

残破的中华文化需要重建孟子曾对梁惠王说，把国家建设到这样的境地：天下当官的都愿意到你们国家来当，耕地的都想到你们国家来耕，做生意的都想到你们国家来做，出行者都想到你们国家行走，冤君者都想来向你申诉，请问那时候还有哪个国家比你们更强大？这是孟子的王道思想，它的精神实质是，一个国家的真正实力并不寄托在军事、政治乃至经济实力上，而寄托在其社会文明、进步的程度上。

也就是今天被人们一再提起的“软实力”。

2011年1月11日，一尊孔子像悄然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国博门前，100天后，它又被悄然撤下。

孔子像匆匆来去的背后，是当下中国人重建文明文化的努力与纠结。

文明的重建是今日中国面临的首要任务。

在过去两千多年的岁月里，中华民族曾经历过无数次被侵略和蹂躏，无数次分裂和动荡，它之所以能历经风雨而不衰，不是我们的先辈擅长打仗，也不是由于中国的国力自古以来一直比别国强大，而是由于我们的文化价值理念。

早在25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为我们的民族确立了先进的文明理念。

这些理念体现于儒家的“王道”政治理想中，体现在儒家关于“道统”和礼义的一系列表述中，体现在夷夏之辨、王霸之辨、人禽之辨等一系列学说中。

中华文明之所以历千年风雨而不亡，与儒家为它所奠定的一系列先进的文化理念是分不开的。

当然，“中华崛起”的重担全靠儒家思想并不现实也不可能，但可以确定的是，在中华民族重构文明，寻找新的文化根基的过程中，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必然会扮演重要角色。

最重要的是，不论各种尝试与反复结果如何，中华文化毕竟开始在废墟中慢慢重生。

被中国人抛弃的儒家成了日韩的精神财富中国在古代向日本和韩国输出了儒家思想。

今天，我们的馈赠已经得到了回报。

尽管我们中国人视孔孟之道为中国落后之根源。

但显然，作为中国人的学生，日韩则从中发现了可谓现代化所用的价值。

韩国人这样概括儒家思想：“君子思想在历史的长河中一直是支撑国家的精神支柱，是从腐烂、肮脏被过滤出来的宝贵的纯洁精神。

”而日本，则在儒家思想的帮助下，走出了战败的阴影。

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经济倒退了25年，几乎所有的工厂都陷于瘫痪。

在战后国内一片狼藉当中，儒家思想以其温情主义的色彩出现，具有社会修复与聚和功能，渗入到战后的社会秩序恢复与经济管理当中，调节着国家与国民以及劳资间的关系，并成为一种辅助性的思想武器，支撑着人们勤奋而紧张地工作。

不可否认，儒学在日本社会的各个方面一直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即使在明治维新后失去独尊的地位时，也未从社会中完全消失。

它的一套原则与思想一直为日本的决策层所沿用。

虽说战后日本受美国文化影响很深，但它保持了自己传统的东西，其企业组织结构、政的，如果说他骗人，那么他首先骗的是当时最高统治者汉武帝，而不是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