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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江南赋

论《哀江南赋序》
《哀江南赋》是北朝诗人庾信后期的代表作。

这篇大赋以作者的一生遭遇为线索,展现了南朝萧梁王朝兴亡盛衰的历史画卷。

哀江南”三字语出《楚辞·招魂》“魂兮归来哀江南”句。

作品概括了梁朝由盛至衰的历史,凝聚着对故国和人民遭受劫乱的哀伤,具有史诗般的规模和气魄,在辞、赋和整个文学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又其叙家世,抒哀思,感情深挚动人,是研究庾信生平的极好资料。

这篇文章即《哀江南赋》的序文,概述了全赋的主题,并阐明了“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的创作动机。

全篇以骈文写成,多用典故来暗喻时世和表达作者悲苦欲绝的隐衷,体现了庾信在辞赋和骈文创作中的特色。

庾信的一生与梁朝这段兴亡史密切相关。

他早年与父亲庾肩吾并仕于梁朝,颇受恩宠。

侯景之乱中,他受简文帝之命率宫中文武驻营朱雀航,兵败后潜踪西奔,逃到江陵辅佐梁元帝。

承圣三年(554),奉命出使西魏,正值魏军南侵,江陵失陷,他被拘留在长安。

后西魏为北周所代,他虽受到皇帝和宗室的优宠,但含垢忍耻、屈仕敌国的行为使他面热心寒,悔恨终生。

在乡关之思和羞辱之心的激发下,他创作了不少优秀的诗赋,为那个黑暗动乱的时代留下了真实的面影《哀江南赋》将诗人亡国的沉痛熔铸为史家公正的直笔,深刻地批判梁朝统治者的腐朽无能,大胆揭露魏军屠杀掳掠的暴行,并饱蘸血泪描绘出入民在战乱中生离死别的悲惨景象,倾诉了对故国的无穷怀念和感伤身世的绵绵长恨,具有深广的思想内容和很高的历史价值。

这篇大赋前面有一段用骈体写作的序文,说明创作的背景和缘起,尽情抒发了追忆江南旧事的悲苦心情。

由于序侧重在抒情,而赋侧重在记史,因此二者互相生发,组成了有机的整体。

序文可分三层来看,首先简明交代侯景之乱和江陵失陷的确切年月,以及作者在这两次大乱中的遭遇,便将全篇纲领提出。

接着叹息天道循环,时光推移,但梁朝却并没有遵循物极必反的规律而复兴。

自己的心情正如东汉傅燮临难之时,但悲身世,无处求生,又像东汉袁安无力匡扶王室,只能念国事而涕下。

因此想效仿桓谭、杜预、潘岳、陆机等古人,著书自序以述家世。

庾信初遇丧乱时才三十七岁,而历经流离,作此赋时已是暮年。

回想当初在梁朝曾作《燕歌行》描写从征西北的苦况,而今竟成现实。

又想到自己好象《列子》寓言中那个自幼生长于楚、老来还乡的燕国人,谁知会因亡国而返回祖先居住的中原,所以更加悲不自胜。

“畏南山之雨,忽践秦庭;让东海之滨,遂餐周粟”四句,用典工巧而言简意赅。

南山玄豹因雾雨七日不下食的故事向来用以指避祸远害之意,庾信本是为梁朝避免秦兵之祸,而出使西魏、踏上秦庭(西魏、北周均建都于秦地)的,不想梁为魏灭,魏为周代,自己却不能象伯夷那样不食周粟而死。

“让东海之滨”既包含伯夷滨于东海的故实,又用战国时田大公和迁齐康公于海上的故事,借指魏周禅让。

“周”粟既指姬周,又与北周巧合。

二典合用,妙语双关,一言道尽出使被羁的复杂原委和违反初衷的深深内疚。

《哀江南赋并序》的语言优美,从这方面而言亦足显庾信的文学造诣和大家风度,如:“于是朝野欢娱,池台钟鼓,里为冠盖,
门成邹鲁。

连茂苑于海陵,跨横塘于江浦。

东门则鞭石成桥,南极则铸铜为柱。

橘则园植万株,竹则家封千户。

西赆浮玉,南琛没羽。

吴歈越吟,荆艳楚舞。

草木之遇阳春,鱼龙之逢风雨。

”便可以体现。

《江南赋并序》的全文句式用四六句骈文写成,一气呵成,势如破竹,不可阻挡。

但风格上又一别作者早期在梁宫廷时所写的作品,显得遒劲有力,这与作者入北后受北朝文风的影响有关。

如《木兰辞》中所体现的尚武精神,《刺勒歌》所体现的豪放民风等,同时这也与作者坎坷的遭遇和作者在北朝的孤寂的心境有关,这时作者的心境已不同以前,他此时的人生阅历也使这位南梁的宫体诗人一改以往的奢华文风而变得沉郁伤感,他遭遇的坎坷也成就了这位天才的文学家,使其晚年的作品富有内容,感情真挚。

正如杜甫诗所言:“庾信文章老更成,健笔凌云意纵横。

”《戏为六绝句》。

《哀江南赋并序》沉浸在极为沉重的悲情之中,悲自己之身世,亦悲故国之覆亡,文风沉郁伤感。

全篇用典故来叙事,表达作者的复杂的感情,但绝不是一个个典故的堆砌,而是用典故以暗喻今事,引用恰当得体,表达委婉曲折。

“让东海之滨”用战国时期齐国大夫田氏篡位自立来暗喻北周代替西魏。

“钟仪君子,如就南冠之囚”之句用楚国的钟仪被囚晋国仍戴南冠的典故来暗喻自己被困于北周而不能南归。

如“白虹贯日,苍鹰击殿。

”一句借春秋战国时期的例子来暗示梁朝将要有不幸发生。

而“陶侃空争米船,顾荣虚摇羽扇”一句则借陶侃,顾荣平定叛乱的典故来暗示梁朝的臣子们只是观望,而没能像陶侃,顾荣那样平定战乱,为国分忧,反而是各怀鬼胎。

用春秋时期鲁国和卫国为同姓国,但两国却不
和来暗喻梁宗室自相残杀,结果只能是西魏和陈霸先坐收渔翁之利。

“日暮途远,人间何世!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六句,在字面上分别借用伍子胥之语、东汉冯异“大树将军”之称、以及荆轲刺秦王之事,感叹自己日暮途穷,眼见人世变迁,纵有复国之心,也无能为力了。

所用三事又包含忠臣良将义士均已一去不还,复国无人可以指望的意思。

因此,下文遗憾自己不能蔺相如和毛遂那样完成使命;悲叹自己犹如楚国钟仪和鲁国季孙那样沧为南冠之囚,扣在西河之馆;形容自己当初象申包胥和蔡威公那样为国之将亡而顿地碎首、泣之以血,都是用古时爱国前贤的典故表明他留仕北方的无奈,以及忠于故国的本心。

这一段凭借充沛的激情使典故贯串一气,将国亡而不能救的遗恨,思乡而不能归的沉痛,写得回肠荡气、悲慨万端。

作者痛心疾首的神情和暮年凄凉的境况也宛然可见。

序文最后由个人的遭际联想到梁朝的覆灭,以孙策、项籍靠少数人马平定江东的史事,与梁朝百万军队放弃抵抗,象草木一样被斩伐芟夷的情况相对比,对天道提出了伤心的诘问。

春秋迭代、兴亡变迁的规律,是庾信的自解之词,也是客观存在。

他认为江南王气的终结是天意又是人事,虽有委运于天的宿命论思想,但又认识到这是六朝士族腐配之极所致,则是难能可贵的。

《哀江南赋》正是围绕着天意和人事这两方面,总结了梁朝灭亡的重要原因和历史教训。

大赋正文所记述的这段历史,头绪极其繁多,即使用编年体散文来记叙,也相当困难,采用讲究辞藻、对偶、押韵和用典的赋来表现,更因形式的限制而增加了难度。

然而这篇赋却能将错综复杂的历史事
件和众多的人物组织在宏伟完整的艺术结构之中。

它打破了大赋面面俱到、结构对称的铺叙方式,以庾信的家世和他在两次大乱中的遭际作为贯穿全篇的主线,严格按照历史事件的先后顺序安排段落章节。

记叙史实则将重点放在对各类人物的评判上。

因而既从整体上展示出动乱的时代气氛,又在具体的史评中显示了作者鲜明的爱憎褒贬。

《哀江南赋》记事纷繁复杂、曲折尽变,而针线极密,寸步不乱。

重大历史场面的描绘体势密实,语取蔚茂;个人遭际和心绪的抒写文气流畅,语取消瘦。

严整的格律间有疏放的笔致,哀婉激楚的音调透出苍凉雄健的气息,可说是“以骈文为形式”,而“以散文为精神”的。

全篇纯用典故来写时事,则是它在艺术上最鲜明的特色。

用典太多,固有晦涩难解之弊,但由于庾信学识渊博、才力雄厚,“使事则古今奔赴,述感则万比抽新”,不但贴切精当,而且屡出屡变,许多典故还能与比喻、情景融为一体,达到不见使事之迹的境界,所以不避堆砌而唯觉情真意切。

当然,《哀江南赋》最主要的成就还不在于精湛的艺术技巧,而在于凝聚了深刻的历史内容和作者毕生的心志。

杜甫说:“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

”唯其将身世不幸的怆然万感都并入家国俱亡的巨大创痛,才能超越辞赋靡丽夸饰的形式,成为震动江关的不朽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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