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景润：勇摘“数学皇冠上的明珠”这曾是一个举世震惊的奇迹：一位屈居于六平方米小屋的数学家，借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伏在床板上，用一支笔，耗去了几麻袋的草稿纸，攻克了世界著名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2”，创造了距摘取这颗数论皇冠上的明珠“1＋1”只是一步之遥的辉煌。

创造这个奇迹的正是我国著名数学家陈景润。

陈景润1933年5月22日生于福建省福州市。

他从小是个瘦弱、内向的孩子，却独独爱上了数学。

演算数学题占去了他大部分的时间，枯燥无味的代数方程式使他充满了幸福感。

1953年，陈景润毕业于厦门大学数学系。

由于他对数论中一系列问题的出色研究，受到华罗庚的重视，被调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

上世纪50年代，陈景润对高斯圆内格点问题、球内格点问题、塔里问题与华林问题的以往结果，作出了重要改进。

上世纪60年代后，他又对筛法及其有关重要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

“哥德巴赫猜想”这一200多年悬而未决的世界级数学难题，曾吸引了各国成千上万位数学家的注意，而真正能对这一难题提出挑战的人却很少。

陈景润在高中时代，就听老师极富哲理地讲：自然科学的皇后是数学，数学的皇冠是数论，“哥德巴赫猜想”则是皇冠上的明珠。

这一至关重要的启迪之言，成了他一生为之呕心沥血、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

为证明“哥德巴赫猜想”，摘取这颗世界瞩目的数学明珠，陈景润以惊人的毅力，在数学领域里艰苦卓绝地跋涉。

陈景润宿舍的灯光经常亮到天亮，他对“哥德巴赫猜想”达到了入迷的程度。

在图书室看书时，管理员喊下班了，他一点也不知道，等到肚子饿了才想到吃饭，他匆匆向外走去，结果是“铁将军”把门。

他笑了笑，又转身回到书库，重新钻进了书的海洋。

他走路也是边想边走，有一次他碰到路旁的大树上，连忙道歉，可是并没有反应，他仔细一看，才知道自己碰的是一棵茂盛的白杨树。

1966年，陈景润患严重的结核性肺膜炎，有时疼得昏了过去，可醒来又继续演算。

有一次他又昏倒了，同志们把他送进了医院。

醒来后，他又要他的书和笔。

大夫让他全休一个月，他却偷偷地跑出了医院，病魔也没有使他停止对“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

辛勤的汗水换来了丰硕的成果。

1973年，陈景润终于找到了一条简明的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的道路，当他的成果发表后，立刻轰动世界。

其中“1＋2”被命名为“陈氏定理”，同时被誉为筛法的“光辉的顶点”。

华罗庚等老一辈数学家对陈景润的论文给予了高度评价。

世界各国的数学家也纷纷发表文章，赞扬陈景润的研究成果是“当前世界上研究‘哥德巴赫猜想’最好的一个成果”。

陈景润研究“哥德巴赫猜想”和其他数论问题的成就，至今仍然在世界上遥遥领先。

世界级的数学大师、美国学者阿·威尔曾这样称赞他：“陈景润的每一项工作，都好像是在喜马拉雅山山巅上行走。

”1978年和1982年，陈景润两次受到国际数学家大会作45分钟报告的最高规格的邀请。

此外，陈景润还在组合数学与现代经济管理、尖端技术和人类密切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他先后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了科学论文70余篇，并有《数学趣味谈》《组合数学》等著作，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何梁何利基金奖、华罗庚数学奖等多项奖励。

陈景润在国内外都享有很高的声誉，然而他毫不自满，他说：“在科学的道路上我只是翻过了一个小山包，真正高峰还没有攀上去，还要继续努力。

”1996年3月19日，在患帕金森氏综合征10多年之后，由于突发性肺炎并发症造成病情加重，陈景润终因呼吸循环衰竭逝世，终年63岁。

李四光：要摘掉我国“贫油”的帽子中国既要找到油，又要找到铀——在新中国地质事业的群星中，最为明亮的一颗就是我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奠基人李四光。

李四光以科学家、地质学家而享誉全球，而作为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的创始会员之一，他是现代进步爱国知识分子的典范。

李四光原名李仲揆，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地质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我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奠基人，中国地质学会创始人之一。

李四光1889年10月26日生于湖北省黄冈县，1904年留学日本，1905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成为创始会员之一。

1913年进入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地质学，1918年获理学硕士学位，1920年回国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地质人才。

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

1931年获伯明翰大学理学博士学位，1934年赴英国讲学，主持伦敦、剑桥等八所大学举行的“中国地质学”讲座。

1947年获挪威奥斯陆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

1950年，李四光自英国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先后任全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地质部部长、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届和第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全国地层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和古生物研究所所长、中华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主任、中国原子能委员会副主任、地质部地质力学研究所所长、中央地震领导小组组长、中国科学院地震委员会主任等职务。

上世纪50年代中期，还任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8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外籍院士，1969年当选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李四光毕生致力于地球科学事业。

他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学识渊博，注重实践，悉心钻研，勇于创新，写下了数百万言140余篇（部）科学论著，为发展地球科学和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环境治理等方面，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并在多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创建的地质力学，提出构造体系新概念，为研究地壳构造和地壳运动、地质工作开辟了新途径；他关于古生物蜓科化石分类标准与鉴定方法，一直沿用至今，为微体古生物研究开拓了新道路；他建立的中国第四纪冰川学，为第四纪地质研究，特别是地层划分、气候演变、环境治理和资源勘查等开拓了新思路。

为解决经济建设中能源紧缺问题，李四光运用自己创建的地质力学理论和方法，组织指导石油地质工作，在分析中国地质构造特点的基础上，指出新华夏构造体系三个沉降带具有广阔的找油远景，上世纪50年代初提出华北平原和松辽平原的“摸底”工作值得进行，为大庆、胜利、大港等我国东部一系列大油田的勘探与发现，为摘掉我国“贫油”的帽子和石油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李四光指导铀等放射性矿产勘查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发展我国核工业和“两弹一星”做出了重要贡献。

李四光还有力推进了我国地热资源的开发利用。

邢台发生地震后，在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大威胁的关键时刻，他提出进行地应力测量和现今构造应力场分析，研究地震发生、发展的规律，为预测和预报地震指明了方向；他还把这些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区域地壳稳定性研究，在地壳活动带中寻找建设“安全岛”，以及各种灾害的预测与防治等。

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逝世于北京。

直到临终，他还念念不忘发展地球科学、国家建设和人民的安危，被誉为新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典范和楷模。

于维汉院士：心系苍生战瘟神鲜花欲泪，百叶低垂。

11月25日上午，哈尔滨东华苑殡仪馆哀乐阵阵。

一位老人安眠于群芳素裹中，鲜红的党旗轻盖身躯，各界人士送来的花圈拱卫着老人的遗像。

人们痛惜哀悼的是为克山病的预防与治疗工作作出杰出贡献的哈尔滨医科大学原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地方病学专家于维汉教授。

主动扎根病区挑战瘟神1953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在东北农村北安县的一个小诊所里，14岁的娃子用微弱的声音对一名年轻的医生说：“我死了，把我埋在妈妈的脚下吧！”刚刚送走了爸爸、妈妈、姐姐和大爷的娃子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等待着生命的终结。

“不要怪叔叔无能，没能留住你，叔叔一定会找到这个‘瘟神’！”年轻的医生紧紧握着男孩的双手，无力回天的愧疚让他万分痛苦。

这名年轻的医生就是于维汉，当时正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担任内科主任的他，刚刚接到省委的指派，来到黑龙江省北部的克山、北安等县参加克山病的抢救、调查研究。

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克山病防治研究工作。

克山病，是一种骤然发作，多在数小时或一两日内死亡，死亡率高的疾病。

据史载，克山县张云辅屯在1935年冬因不明原因的恶疾死亡70口人，人们将这种病命名为克山病。

20年来，每到冬季，当地都会有大批村民因克山病很快死去，村民们都害怕这个“瘟神”找到自家。

控制和消灭克山病，成为新中国医学界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

眼看这么多病人在痛苦中死去，年轻的于维汉内心受到了深深的震撼。

刚过而立之年的于维汉决心放弃舒适的城市生活，扎根克山病的多发区，直面瘟神、挑战克山病。

刚到病区时，于维汉还不完全认识克山病，又找不到可供参考的资料。

于是，他在病区不分昼夜地诊察抢救、掌握病情、积累资料。

他常常赶几十里、上百里路去病人家，顾不得暖暖冻僵的手，就跪在炕上为病人治病。

为抢救重患，他常常几天几夜不休息，困了就蜷在病人身旁眯一会儿，饿了甚至就用农民都无法下咽的馊饭、冷饭充饥。

然而，由于没有找到合适的药物和抢救方法，即使到处奔波、抢救，效果却很不理想，克山病的死亡率仍然很高，这让于维汉很苦恼。

终于在1957年，经过反复推敲、探索，于维汉找到了一个好办法，他尝试着用葡萄糖代替樟脑，采用亚冬眠适当补液的办法抢救急症病人，收到意外效果。

1958年，他果断地把100毫升葡萄糖和一个剂量的冬眠1号注射到重症克山病病人的静脉里，病人即刻消除了恶心反应，病情迅速好转，心慌的病人脸上露出了笑容。

从此，于维汉提出并应用于临床的亚冬眠和适当补液疗法，成为抢救治疗急性克山病人的通用疗法，急性克山病的治愈率由30%提高到95%，这是克山病防治史上的一大突破。

紧接着，由陕西提出的大剂量维生素C静脉注射疗法也收到显著疗效。

这两项防治成果的推广，使黑龙江乃至全国急性克山病的病死率骤然下降，从60年代初期起，基本解决了因急性克山病致死的问题。

数十载春秋攻克克山病尽管病死率下降了，但于维汉仍执著地寻找克山病的防治办法。

1964年，于维汉在富裕县建起了克山病防治观测站，同年，中共中央北方地方病领导小组决定在哈医大创建克山病研究室。

每年的小年前后到次年3月份左右，是克山病的高发期，也是于维汉最忙碌的时候。

从1953年到1985年32年间，于维汉有10多个春节在克山病重病区奔波，救治患者、调研。

爱人生两个孩子，他都没在跟前，而在克山病区防治一线，哪里有克山病患者，哪里就有他。

哪里有克山病病人死了，送葬队伍里就有他的身影，而自己母亲离世，于维汉却没能送一程。

十年动乱期间，于维汉遭受迫害，蒙冤隔离18个月，1969年8月解除隔离后第二天，于维汉就奔赴病区开展克山病防治研究工作，这次在农村生活工作又是整整两个年头。

他说：“我一生和农民有深厚感情，和党有深厚感情。

”围绕克山病地区微量元素、蛋白质、维生素等与克山病的关系，于维汉对1.6万人做了22年的综合性研究，并系统地诊治了6000多名克山病患者，主持500多例死亡患者解剖，做了5000多次动物实验，取得了第一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