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穆旦诗歌
时间是最好的读者，或许也是最靠得住的读者；40年代，他如“宝石出土，便放出了耀眼的光辉，当时就受到了不少读者赞美”(林元：《一枝四十年代文艺之花》),但相对的在文学史的漫长中，穆旦是被“经典”的光芒掩盖的璞石，正如蓝棣之所预言，穆旦的诗“会通过种种途径，首先在一些诗人中，然后在较高层次精神生活的人们中，有所渗透，逐步成为民族的一种文化遗产。

这就是他的诗越到后来越有价值的原因”（《论穆旦诗的演变轨迹及其特征》）。

这一原因就是穆旦融合了现代主义个人独特体验与智性思辨，它一方面为“穆旦现象”以及他被提升到“二十世纪中国诗歌大师”之列所证明，另一方面也因晦涩难懂而造成了普通读者的阅读障碍和艰难。

贯穿着高深的诗歌技巧和个人哲思体验，使诗人与西方,与世界相对话；而我们最熟知的却是他那些与民族现状最密切相关的,最具民族气息的目光和注视之处.如《赞美》。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诗人是世界性的,但更是立足于民族之根上的苦痛的脊梁之一及清醒的发见者.
穆旦的诗歌是博大的。

正如张同道所言“评说穆旦的痛苦在于，穆旦丰富的几乎无法概括----任何概括都意味着更多的遗漏”。

而在其中有一种对个人生存意义的困惑的不懈辩驳：从拖着“昏沉着的头，苦的心；火热般的身子，熔化了——棉花似地堆成一团”，“可仍是带着软的腿，一步，一步，一步……”（《流浪人》）不断寻觅的“流浪人”到饱受了整整十四年政治意识形态和肉体压迫和奴役而蜷缩于“已筑起寒冷的城，把一切轻浮的欢乐关在城外”（《春》）的感受着生命的衰朽的“梦呓者”（《老年的梦呓》）；从艰难的三千里步行到残酷的自杀性殿后战，在祖国大地上漫长的疲倦的行走和异域的热带毒雨、致命的痢疾、大的可怕的蚊子、无际的幽深和黑暗所笼罩的死亡的恐惧中，仅仅二十左右岁诗人在经受肉体上的几乎毁灭性的折磨时，这种困惑依旧纠缠着他,可以说是众多"丰富,和丰富的痛苦”最为顽固的苦痛。

这种种磨难鞭打着“和神一样高，和蛆一样低的肉体”，也锤炼着这颗早熟的心，以至于蔓延到诗人生命长度的每一寸。

这个“在流亡途中看到内地农民受苦的样子，又是常有忧郁的反思的”诗人，逐渐将个人视野扩展到民族生存的宏阔关注中，“抗战胜利不久，刚到三十岁，他就已经感到处于‘过去和未来两大黑暗间’”的诗人( 王佐良《谈穆旦的诗》)，将滚烫的热血、深沉的情感、愤怒的复仇之种种经内心的提炼流铸于笔纸上曲折的诗行，书写对黑暗的窥视：那些“在玻璃的夹道里，穿来，穿去”的德名太太们；“打恭微笑，象块里程碑”（《蛇的诱惑——小资产阶级的手势之一》）的店员们，；那些“五色羽毛镶着白边，粉红纱裙拖在人群里面”游荡于“高贵，荣耀，体面砌成了她们的世界！”里的小姐们（《两个世界》）；逃避现实，“让我们远离吧”，在公园里“谈着音乐，社会问题，和个人的历史，顶喜欢的和顶讨厌的都趋向一个目的，片刻的诙谐，突然的攻占和闪避”（《华参先生的疲倦》）的调情约会中，走着高贵的脚步，有着轻松愉快的谈吐的绅士淑女们（《绅士淑女》）；那些在“新中国”的沙发，爵士乐，英语会话，最时兴的葬礼——是这样蜂拥的一群”，“已得到热烈的喝采和掌声”的“大使夫人，简任秘书，专家，厂主”，正在“笑脸碰着笑脸，狡狯骗过狡狯”（《漫漫长夜》）地相互阿谀暗里密谋着的权贵们······年轻的诗人都给予他们形象的简笔勾勒和无情的嘲讽。

他们“在啃啮，啃啮所有的新芽和旧果”（《鼠穴》）的犹如耗子一样的“爬行的吸血动物”（《漫漫长夜》），却“被称为社会的砥柱”；诗人怀着愤怒给予他们这些“寄生在你玻璃窗里的害虫”（《城市的舞》）以蔑视、控诉和诅咒。

然而，无数的人卷入了这场钢铁水泥铸造的城市文明：“大街伸延着像乐曲的五线谱，人的符号，车的符号，房子的符号”，快速的生活节奏；“起伏的欲望”，“唱着超时间的冷漠的歌，从早晨的匆忙，到午夜的寂寥，一年又一年，使人生底过客，感到自己的心比街心更老”；这种“从虚无到虚无”的生活，使人心逐渐麻木，生存的意义走向无数重复的虚空，“新生的希望被压制，被扭转，那改变明天的已为今天所改变”。

诗人痛苦着，在“你不要活吗？你不要活得好些吗？”和“我是活着吗？我活着吗？活着，为什么？”这“两条鞭子的夹击中”发出疑惑：“我将承受哪个？阴暗的生的命题……”
毫无疑问，在诗人眼里，城市人群是未曾担负起诗人理想的生存意义和重负的，也没有给出对这一命题的美好答复。

诗人对这里时刻保持着警醒---------“在雷电的闪射下，我见它对我发出抗议的大笑”，并用自己的方式对其进行反攻甚至报复。

面对“始终安稳地生产”的印钞机，“庞大的数字像是一串列车，它猛力地前冲”，“把贫乏加十个零，印出来我们新的生存”，而“我们不过是它的尾巴，在点的后面飘摇”，“大
水淹没到我们的颈项”，“我们正要起来发威，一切又把我们吓倒”（《通货膨胀》）。

从“我们只希望有一个希望当作报复”的近似绝望的呼救到大喊着“毁坏它，朋友！让我们自己就是它的残缺！”（《被围者》），再到将自己的灵魂投注到旷野上的野兽，“它抖身，它站立，它跃起”，“它拧起全身的力。

在黑暗中，随着一声凄厉的号叫，它是以如星的锐利的眼睛，射出那可怕的复仇的光芒”，借助兽性的力量对这个世界的脏污发出彻底的反抗！诗人似乎不满于太多太多，而对生存意义的追寻也似乎有着陷入绝望的境地的威胁。

或许这一点恰恰和鲁迅极其相似，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穆旦是鲁迅对生命意义探索在绝望与怀疑中辩证痛苦的思索的延续。

诗人幻化出无数的具体形象在现实中进行深切的体验，并返归内心完成那庞大的思想构建。

如果说这一切的尝试探寻结果都是灰暗的、死寂的、肮脏卑贱的，而毫无希望，那么------犹如重拳击打在虚无的空气中，这样的反抗或许只能够呈现出一种姿态，而其实在是空虚无力的，因为没有力的支撑点。

那么说，诗人是怀抱虚无的反抗者吗？若不是，诗人的力量和自信又来自哪里？这力量和自信是薄弱的还是浑厚有力度的呢？
在解答这一问题之前，先允许我另开一笔，以便追根溯源。

与鲁迅绝望的反抗和彻底的怀疑相比，诗人穆旦有着更为可追溯的，明确的憎恶和怜悯。

在他笔下，勾勒出一群更容易为我们和时代感受的下层人物图谱，如在婴孩饥饿哭泣中回家的年轻的浣衣女工“丝缸里，女人的手泡了一整天，肿的臂，昏的头，带着疲倦的身体，摸黑回了家，便吐出一口长气……”(<<两个世界>>)；沉夜中默默劳作的老木匠，“深夜，摆出一条漆黑的街，振出老人的工作声音更为洪响。

从街头处吹过一严肃的夜风卷起沙土。

但却不曾摇曳过那门板隙中透出来的微弱的烛影。

”(<<一个老木匠>>)；敲着更锣，“冬夜的街头，默默地从大街步进小巷”的更夫(<<更夫>>)；小贩徘徊于街头呼喊，“更声仿佛带来了夜的严肃，远处，有凄恻而尖锐的叫卖声”；工厂工人“阿大在上海某家工厂里劳作了十年，贫穷，枯槁”(<<祭>>)；寒冬中苍老的农人容颜，“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在古老的路上，在田野的纵横里闪着一盏灯光，一副厚重的，多纹的脸”(<<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不断搓洗，“一天又一天，你坐在这里，重复着在痛苦的洗刷里脏污的，分泌的奴隶(<<洗衣妇>>的洗衣妇女；“在街头的一隅”，“鼓胀的肚皮”，“迟钝的目光”，“伸出无力的小手向现在求乞”的孩童；在“荒草，颓墙，空洞的茅屋，无言倒下的树，凌乱的死寂……再没有袅袅的炊烟，再没有走来走去的脚步贯穿起”(<<荒村>>)的被遗弃的荒村里，诗人在注视，在寻找，“他们那里去了？”这“稳固的，被泥土固定着的，为贫穷侮辱着，为恶意压变了形，却从不破裂的······那默默无言的父母妻儿和牧童？”对于他们，诗人穆旦有着同情也有着歌颂，这些匍匐在中国大地上的底层农民的身上寄予了诗人的希望。

“在他的弱小的，绝望的身上，缩短了你的，我的未来”。

他们是痛苦的，但他们也是沉默的。

“沉默是痛苦的至高的见证。

”（《诗》）在战争和黑暗污秽的社会现状的翻搅下，“他们一如大地充满希望，却没有人来承继。

”(<<饥饿的中国>>)，只是坚韧的默默承受和劳作，甚至忍受。

而他们无言的眼神和肢体语言又是沉默而有力的。

诗人在注视中，在感受着他们肉体的磨难时，并不断叩问自己内心灵魂，对自己知识分子灵魂不倦的拷问”------我活着吗，我活着，我活着，为什么？如他的同学王佐良所说“是这一种受难的品质，使穆旦显得与众不同的。

”(王佐良《一个中国诗人》)。

穆旦灵魂的高贵之处就是在这一次次充满苦痛但又一次次不懈磨砺内心的历程中洗练出的。

在穆旦眼里，他们的地位虽是低贱的，却又是质朴的坚韧的担负起中国重量的脊梁。

穆旦的“小我”和这些无数个受难的小我一起承担着民族的苦痛。

也因此诗人是自信的。

他们是诗人背后的力量源泉。

“因为我们的背景是千万人民，悲惨，热烈，或者愚昧的，他们和恐惧并肩而战争”。

搏求者穆旦于是高声唱出了那高昂的赞美，谱写下中华民族的激昂的怒吼之声：
“等待着，我们无言的痛苦是太多了，
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赞美》）
在这雄浑的吼声中，诗人置身于广阔苍茫的中国大地上，“以带血的手”和“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一一拥抱”。

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