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种伟大的力量
首先，我想表达的是，王树增、邓小南和葛剑雄三位嘉宾的精彩演讲，帮助我们进一步全面、历史地认识了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的重要意义。

这一《决定》的主题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但是怎样去“坚持”，怎样去“建设”，这需要方向和步骤的统一，认识和行动的一致。

康德说，没有概念的思想是空虚的。

但是，如果只有文化概念而缺乏对概念的足够正确的认识，也会导致行动的盲目和错误。

文化讲坛一直致力于做的一件事，就是为个人和社会正确的存在发展方式提供正确的理解。

我们还可以引用德国另一位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话：每个人的存在，事实上都是与他人同在。

这种存在的方式，就是文化的方式。

国家也好，组织也好，个人也好，总是在与“他人”相处中体现出自身的长处和价值。

因此，“文化强国”的命题，放在更为辽阔和深邃的历史时空中去认识，将能显示出它异乎寻常的分量。

经济就是满足人的需求,而今天人的心理需要远比物质需要更为重要。

人的心理需要具有历史感、空间感和体验感等文化特征。

历史上，那些成功的国家和民族，都是文明进步水到渠成的必然结果。

它们不一定能被复制，但至少说明，一个社会认知和民众行动相对一致的生存发展模式，终究会显示出文化的光芒。

王树增先生提出老百姓的心就是世道之心，就是文化之本，真正的强大是民族精神和蕴含在精神中的心灵图谱。

这就是说，中国如果要成为世界文明最发达的国家，不但需要强大的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更需要平衡自身与外部环境的文化能力。

与利益至上的经济手段、征服威慑的军事手段和实际利益为主的政治手段不同，文化光芒只能显现于一种长远的战略的可持续进行的努力之中，这甚至可以超越现实中的力量强弱之分和数量多寡之别，也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长久生存之道。

主张火烧圆明园的是英国著名的启蒙运动学家艾令，他是当时的英法联军总司令。

杜鲁门当时决定用原子弹摧毁的是东京都而不是广岛和长崎。

他们认为征服一个地区的老百姓，唯一的办法就是打击他们的文化信心，最好的办法是烧毁他们为之骄傲的文化标志性建筑物。

今天，无论何种国家或企业的战略模式，几乎都承认机遇是决定战略的重要构件。

成功不仅是因为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主要是因为抓住机会的眼光。

没有这种文化眼光，机遇只能擦肩而过。

所以，奥巴马上任以后多次说的一句话就是：美国正在改变看待发展最终目标的方式。

紧随其后，希拉里提出了“巧实力”。

但是，从哲学的角度看，任何事物或认识都有一个最理想的状态，超过这个度反而有害。

英国哲学家乔治•贝森把这种矛盾称作“品质的双向蕴含”。

文化建设是百年大计。

假如把“文化强国”只是局限于权宜之计或纸上谈兵，会有悖于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

邓小南教授让我们在中国历史中理解历史的中国，她讲到的宋代，当时是一个文明气氛浓郁、文化气象万千、科技创新领先、选才用官有序的时代，但是这样一个具有强大文化气场的宋最终却没能“强国”，反而不断受到外族蛮夷的侵扰和羞辱，两个皇帝先后被俘虏死在北方。

这就说明，国家强大固然需要文化的支持、引领和提升，但是如葛剑雄教授所说，最终需要巧实力和真实力、软实力和硬实力的结合，实力和使用实力的方法最重要。

而文化建设在这种结合中的特殊使命和作用，就是所涵负的战略眼光、知识素养、审美价值与思想内容能够促进社会风气的淳化和文明的积累，完善自身与外部环境和谐相处的方式。

同时又通过对经济法则和价值规律的尊重和依循，使包括文化产品、文化服务在内的文化产能获得巨大释放，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直接构件与重要支柱。

这样，文化艺术才能真正成为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所指出的，“本质上是一种生产力”。

我们再引用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的一段话，来说明文化的力量，“精神的运动遵循与物质运动正好相反的规律，它与它出发点的距离的平方成正比”。

物质运动会因为阻力而减速最后静止，这就是非文化的经济发展会越来越艰难的原因；而文化却会因为习惯性、持续性形成的规模型，使其运动能量成几何级数的增加。

“文化强国”的根本，就在于这种伟大的力量！
让我们再一次用响亮的掌声，感谢王树增、邓小南和葛剑雄三位嘉宾所作的精彩演讲，感谢张泽群的出色主持！（全场鼓掌）
谢谢大家！（全场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