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十九首》生命意识初探——汉末文人生命意识的觉醒与升华（德州学院中文系山东德州253023）摘要：《古诗十九首》作为汉代文人五言诗的代表，反映了汉末文人对个体生存价值的关注和思索。
诗篇中建功立业的抱负，对生命短暂、人生无常的悲叹以及自我生命意识的觉醒，使文学自觉时代的文人士子生命意识得到强化，它展示了汉末下层文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灵历程，揭示了他们生命价值观形成的历史和社会原因，在中国文学史上拓宽了文学的生命主题，使个体生命的自觉成为一个时代的普遍意识，也为中国诗歌的发展做出先导式的启示。
关键词：《古诗十九首》；生命意识；生命状态；觉醒与升华东汉末年，国势衰微，社会动荡，政治混乱。
下层文士漂泊蹉跎，游宦无门。
这一时期特殊历史境遇中的文人开始比前人有了更广阔的关怀和更深刻的生命体验。
他们清醒地感到人生的短暂，生命的无常，开始对传统的价值观与人生观产生怀疑,在黑暗的社会中，文人转向了对人自身的思索。
人生的价值，人生的出路到底在哪里?他们面临着巨大的精神痛苦和困惑，生命意识随之觉醒。
《古诗十九首》就诞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
汉末产生的《古诗十九首》，基本是游子思妇之辞。
诗中体现的生命漂泊之感以及对精神家园的探寻，充满了丰富的生命内涵。
无论是夫妇朋友间的离愁别绪、士人的彷徨失意，还是人生的无常之感，都体现出一种人性的复归，体现了作者对人生、生命、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
诗中更加关注“人”这个本体,关注人的内心世界，凸显出强烈的人本精神，是文人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
一、传统价值观的衰微与文人生命意识的觉醒在儒家思想体系中，所谓永恒的价值，便是个人的道德自修，使个人的言行举止都合于道义，并为了道的弘扬延续而建立功业，《左传》所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变，此之谓不朽。
”古代的文人追求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以求名垂青史，使有限的生命获得永恒。
个体生命的价值完全附着于儒家体系，人生的意义就寄托在一个虚假的道德承诺里。
这样的观念在《古诗十九首》里受到了质疑，在那个大汉王朝气数将尽的时代里，儒家经典已极难解释和平息各种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逐渐失去了理性的光彩和正义的权威，在政治舞台上悄然后退。
文人自己的生命尚且朝夕不保，何论功名事业。
面对生命如寄，功名无望的残酷现实，他们对人生产生忧虑并不得不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
挺进庙堂的路径一旦被隔断，文人反而会更专注于内心，将最真实的东西呈现。
知识分子从儒家人生价值观念的束缚下解脱了出来，开始注意个人生存的意义和价值，自我意识开始觉醒。
在儒家传统中，人的情感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治情感，“诗以道其志”，志是先贤明君的道德理想，倡导面向国家、社会、道德、伦理抒发大志，人本身的所有生命欲求、情感本体也同时蒙上道德的外衣，而对于另一种情感，表现人作为生命的本能的自然欲求、人性化的愉悦的世俗之情，则都是不屑、不敢，或是不能为之的。
那些士大夫所不敢正视处，也正是诗的价值所在，在《古诗十九首》中，人们从关心社会政治转向了对个人自身的关注，作者通过闺人怨别、游子怀乡、游宦无成、追求享乐等内容的描写，发出了源自内心的真正自然的呼喊。
它意味着人对生命感受的沉着咀嚼，而非呆板的故作清高。
清人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评价说：“《十九首》所以为千古至文者，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
人情莫不思得志，而得志者有几？虽处富贵，慊慊犹有不足，况贫贱乎？志不可得而年命如流，谁不感慨？人情于所爱，莫不欲终身相守，然谁不有别离？以我之怀思，猜彼之见弃，亦其常也。
失终身相守者，不知有愁，亦复不知其乐，咋一别离，则此愁难已。
逐臣弃妻与朋友阔绝，皆同此旨。
故《十九首》虽此二意，而低回反复，人人读之皆若伤我心者，此诗所以为性情之物。
而同有之情，人人各具，则人人本自有诗也。
但人人有情而不能言，即能言而言不能尽，故特推《十九首》以为至极。
”[1]这段话指出了《古诗十九首》所表达的情感，是人生来共有的体验和感受。
如：表现思念故乡怀念亲人的《涉江采芙蓉》、《去者日以疏》；表现思妇对游子深切思念和真挚爱恋的《凛凛岁云暮》、《客从远方来》和《迢迢牵牛星》；表现游士对生存状态的感受和他们对人生的某些观念的《回车驾言迈》、《明月皎夜光》。
《古诗十九首》所抒发的，是“人同有之情”，是具有普遍性的人生情绪和体验，由于作者把这种情绪和体验上升到哲理的高度加以概括，因而能引起读者对于生命意义和人生出路的理性思考。
它不再是不关痛痒的畜优献物，历史选择了它来载负这个大动乱时代的知识分子的整个精神世界。
也正是因此，《古诗十九首》当得起“一字千金”、“五言冠冕”。
[2]《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多数是宦游子弟，他们之所以离家在外，为的是能够建功立业，步入仕途。
汉代的养士、选士制度，驱使文人不得不背乡离井，长期漂泊在外。
这些文人或在仕途作无望的追求，或在异乡逃避政治的迫害，更渴求有爱情、家庭的温馨，以慰藉孤独而屈辱的心灵。
极写羁旅行役、相思怀人之苦，遂成为《古诗十九首》的一大主题。
人在他乡客居总是更容易产生孤独感和漂泊感，因此游子的思乡之情更是强烈。
面对世路的艰辛，人生的渺小和生命的短暂，游子内心世界更加困惑，迫切想回归乡里，见见亲人。
但是关山万里，障碍重重，游人的思乡之情难以得到排解，于孤独的情绪之中更加感概人生。
这种感情在《古诗十九首》的很多篇章中都有非常充分的体现。
如《涉江采美蓉》，写了一位漂泊异地的失意者怀念妻子的愁苦之情：涉江采英蓉，兰泽多芳草。
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
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
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主人公采撷芳草想要赠给远方的妻子，可是，欲送却不得送，因为“所思在远道”。
他只好遥望着通向恋人居所的漫漫长路而浩然兴叹，空间的辽远成为他们情感的阻隔。
感伤寂寞的游子只能发出“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的慨叹。
欲见而不得使游子思妇的现实生活与精神生活都产生了巨大的痛苦。
《庭中有奇树》的表现方式亦如此，同样是“将以遗所思”，而“路远莫致之”。
因空间的阻隔，爱情得不到表达和实现而倍感孤独。
《明月何皎皎》的作者在明月高照的夜晚忧愁难眠，揽衣徘徊，深切地感到：“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
”天涯芳草，他乡明月，都没有给游子带来的心灵的慰藉，相反，倒是激发起难以遏制的思乡之情。
与游子相比，思妇的倾诉更为热切和哀伤。
游子还可通过建功立业来填满人生，而思妇却只能在漫长的等待中消磨时光。
《行行重行行》和《冉冉孤生竹》皆为女词，其中都有“思君令人老”之语，前者是思妇的叹息，后者是待嫁女子的怨艾。
这两位主人公都因婚姻变故而有迟暮之感，流露出青春易逝的惋惜。
她们不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自然衰老，而是思念使得芳华早逝，这就更令人悲哀。
“思君令人老”是痛苦的人生体验，她们担心游子喜新厌旧，担心自己的真情不被对方省察，担心外力离间。
独处的精神苦闷，显露于作品的字里行间。
《青青河畔草》的女主人公对自己的寂寞直言不讳：“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这直白的表露不是没有原因的，“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
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
”河边的草地发芽泛青了，园中的柳树吐叶变绿了。
这节候的变化猛然间提醒了站在窗前的她对时间的记忆。
节候向她们提醒着逝去的时光，时光又压迫着她们的孤独。
《冉冉孤生竹》的主人公无奈地怨嗟着“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
像《行行重行行》一首那样，她也耿耿于“悠悠隔山坡”，道阻且长，会面已不可知。
可以说，在思妇诗中饱含的孤独之痛、寂寞之苦大体都是相同的，对时光易逝的哀叹，对游子归乡的期盼，在《古诗十九首》中都有直率而真切的流露。
元人陈绎曾评为“情真景真、事真、意真、澄至清，发至情”[3]可谓精当。
情真方能动人，《古诗十九首》的真率之情中饱含着精神绝望后的哀思和无所归依时的心灵呐喊。
《古诗十九首》中游子思妇因时空阻隔而产生的痛苦相思是非常让人震撼的。
游子在外，心绪不免孤寂，而且时节的变迁，生活的单调重复，时光的匆匆易逝都使眼前的一切浸染了一层轻哀，而人的生命随着时节的变迁而流逝，更是增添了苦闷的心绪。
游子常年漂泊在外使他们对于对短促人生的体验更加强烈，他们不仅会思考怎样的人生有价值，还会思考怎样的人生更具有现实可能性。
《回车驾言迈》是诗人在长途跋涉中见到事物迁移，感到时光易逝，生命短促，希望早日建功立业。
“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
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诗人看到景物更新，没有想到生命的欣欣向荣，而是生命的衰落，这不能不使人凄然。
这黯淡凄凉的春景中渗透了诗人的主观心情，渲染和烘托了他在现实生活中空虚无着落的悲哀，这样的景色这般的心绪倍增伤感之情。
在这样的心境支配下，诗人自然而然想起人的倏忽死亡，不觉死后茫茫，深深感喟惟有“荣名以为宝”。
“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
”这样坦率直白的语言表达了他渴望建功立业、扬名后世的强烈愿望。
《古诗十九首》中游子热衷仕宦，要求立身扬名的愿望十分强烈。
对此，诗人反复予以申诉。
《今日良宵会》写道：“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
无为守贫贱，轗轲常苦辛。
”这是要在仕途的激烈竞争中捷足先登，占领显要的职位，摆脱无官无职的贫贱境地。
《回车驾言迈》亦称：“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
”“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
”这位作者已经不仅仅满足于仕途上的飞黄腾达，而且还追求自身的不朽价值，通过扬名后世使生命具有永恒的意义。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游子对于内心的忠实，不虚伪做作，正是值得推崇的生命本真状态。
“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荣名、利禄、女色都被儒家视为道德的对立面，“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道德和利益的取舍之中，儒家教义当然是毫不犹豫地选择道德。
而我们从这些率真而大胆的表述之中更听出了反叛意味，这是对儒家严格宗法制度的反动，也是对温柔敦厚诗教的反动，以大胆的声音呼唤新鲜的生命，他们在追求一种更为真实的生活状态，而不再为一些外在规则与制度而活着，这是魏晋人与文的觉醒的前昭与先声。
它为魏晋时期人文精神的发展和文学的自觉成熟开拓了深厚的领地，蓄积了足够的力量。
二、孤独感伤与纵情享乐中的生命状态东汉中后期由于社会的动乱与黑暗，人们已无力于救世，无力做出反抗，也没有了为道义而临危不惧的献身精神。
长期的动乱和生命的朝不保夕，使他们对生命、对社会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古诗十九首》更多地表现出对个人孤独漂泊的悲叹和对及时行乐的感伤，是人的觉醒的另外一种表现。
在《古诗十九首》中，现实的成份加浓了，人格追求的成份淡化了，对于道义的追求转为强调现实人生的自我丰满，个人关怀已然前置于社会关怀。
人们通过对生存困顿的认识体悟到了生命的价值，这种对现实的感喟和对人生的态度在中国封建社会显得尤为可贵。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古诗十九首》拉开了一个文学自觉时代的序幕。
游子为了寻求出路，不得不远离乡里，奔走权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