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简史》读书报告作者：冯友兰译者：涂又光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1996年9月第二版《中国哲学简史》读书报告一、作者及著作信息1、作者信息用辛勤铸就多彩人生的著名学者。

知识分子中的典范，读书人中的榜样，学习者中的楷模，研究者中的丰碑。

冯友兰（1895.12.04—1990.11.26），字芝生，河南南阳唐河人。

1912年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班，1915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1919年赴美留学，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

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

1946年赴美任客座教授。

1948年末至1949年初，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

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

1952年后一直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1923年夏，冯友兰以《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顺利通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答辩，获哲学博士学位。

是年秋回国后，沿博士论文方向写成《一种人生观》。

1924年又写成《人生哲学》，作为高中教材之用，在这本书中，冯友兰确立了其新实在主义的哲学信仰，并开始把新实在主义同程朱理学结合起来。

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冯友兰讲授中国哲学史，分别于1931年、1934年完成《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后作为大学教材，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冯友兰学术思想的转型期。

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放弃其新理学体系，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

著有《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二册、《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四十年的回顾》和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等书。

2、著作信息此本《中国哲学简史》作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9月第二版1997年12月第二次印刷，冯友兰著，涂又光译，是冯友兰于1947年在美国宾夕凡尼亚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的英文讲稿，后经过整理于1948年由麦克米伦公司出版，又经其学生涂又光据英文翻译为中文。

中国哲学简史，顾名思义，就是一本简述中国哲学史的册子，用冯友兰先生的话说：“小史者，非徒巨著之节略，姓名、学派之清单。

譬犹画图，小景之中，形神具足。

非全史在胸，曷克臻此。

惟其如是，读其书者，乃觉择焉随精而语焉犹详也。

”虽说是简史，但是冯友兰先生却也把论文联盟整理两千年来中国哲学发展的脉络在书中铺开，如一幅小的画卷，画中，但凡可以在中国哲学史上留名的人、著作、思想、学派，无不在画中留下一笔。

一幅小小的画卷，却也勾勒出了中国几千年文化与思想发展的线索。

全书，冯友兰先生用了二十八章。

从中国哲学的精神和背景铺开，依次论及诸子百家的起源和代表人物、新道家、佛学、新儒家及现代的中国哲学。

其中有详有略，但都论及了其思想的核心，不仅是一部哲学史，也是一部中国文化与思想发展的历史。

自1948年英文本在美国出版后，先后被翻译为二十多种文字在全球发行，成为国外学习中国哲学、了解中国文化的必读书。

在国内，1985年以来，经涂又光、赵复三翻译为中文，先后由七家出版社争相出版、连年重印。

其中，由涂又光在冯友兰指导下翻译的版本影响最大。

但凡能写出哲学史著作的人，多少都是哲学史家，但未必都是哲学家。

要写出优秀的哲学史著作，不仅得是哲学史家，而且得是哲学家。

哲学史是以史学家的态度对以往的哲学思想进行客观的研究和公允的评价。

二、《中国哲学简史》与同类著作相比较的特色和成就金岳霖先生说，哲学要成见，而哲学史不要成见。

可问题在于，一个对哲学没有所见的人，就不可能对以往哲学没有成见。

没有成见不等于没有所见。

要想真的做到没有成见，不仅需要有所见，而且需要有远见和洞见。

历史上，那些出色的哲学史著作都是出自优秀的哲学家之手，如黄宗羲的《明儒学案》、黑格尔的《哲学史演讲录》和文德尔班的《哲学史教程》等，都是如此。

冯友兰首先是哲学史家，是由研究哲学史而进入学界的。

自发蒙入学，他就接受中国哲学的浸润濡染；后负笈美国，又经过西方哲学的洗礼熏陶。

从1921年发表《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到1947年撰写《中国哲学简史》，整整26年间，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这一领域含英咀华，辛勤耕耘，对中国哲学发展了如指掌。

不唯如此，冯友兰还是哲学家。

他不仅能“照着讲”，陈述以往的哲学，而且还能“接着讲”，创作自己的哲学。

承百代之流、会当今之变，他熔铸古今、衡论中西，博览明辨、精思慎取，撰写《贞元六书》，创建“新理学”体系，成为中国20世纪杰出的哲学家。

他的哲学思想承接程朱，扬弃陆王，吞吐玄禅，借鉴新实在论，吸取唯物史观，截断众流，容纳百川。

经过这种艰辛的创作，哲学在冯友兰那里不是口耳之学和资生之具，而是心灵的契合与生命的体悟。

他在哲学与哲学史之间反复优游涵咏。

在完成自己哲学体系后，再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冯友兰不仅能左右逢源，而且能感同身受，体悟古代哲人“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把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和自己对哲学的领悟融会贯通。

当代大在中国现代思想史和学术史上，还没有哪部著作能像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这样久传不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整理写成《中国哲学简史》，于1948年由美国著名出版公司麦克米兰出版。

此书一出，立即成为西方人了解和学习中国哲学的超级入门书。

其后又有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南斯拉夫文、日文等译本出版，五十多年来，一直是世界各大学中国哲学的通用教材，在西方影响很大。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此书没有中文本。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本书才由在中国现代思想史和学术史上，还没有哪部著作能像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这样久传不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先生的学生第一次根据英文本译成中文，由在中国现代思想史和学术史上，还没有哪部著作能像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这样久传不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首版印刷十万册，很快售罄，成为当时学术界的大畅销书。

201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并做了软精装，内容和品质都有很大的提升。

可以说，本书是了解中国哲学的首选读本，也是影响大众一生的经典著作。

本书是冯友兰先生哲学与思想融铸的结晶。

以一本篇幅有限的哲学学生专著，打通古今中外的相关知识，其中充满睿智与哲人洞见。

特别是作者对现实问题的关怀，颇具“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大家风范。

本书对于今日中国的读者，不失为一本教益丰厚的文化经典。

《中国哲学简史》以20万字的文字讲述了中国哲学的发展历史，打通了古今中外的相关知识，在有限的篇幅里融入了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理解，是史与思的结晶，充满了人生的睿智与哲人的洞见。

因为它最初是讲义，所以它的语言极其流畅；因为它是由英文翻译过来的，所以它的文字极其符合当代人的阅读。

它在世界各地有多种译本，一直是许多大学中国哲学的通用教材，也是了解中国文化的入门书。

它对当今的读者有极大的意义，不失为一部可以影响一生的文化经典。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和学术史上，还没有哪部著作能像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这样久传不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三、《中国哲学简史》结构及主要内容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中首先注重的是人生论，其次是宇宙论，很少注意知识论。

他对从《易经》以来中国哲学中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也没有多少叙述。

他对自己喜欢的哲学家思想叙述充分，如用整整一章介绍朱熹，而介绍朱熹，实际上是发挥他自己的思想。

而他对明清之际的唯物论集大成者王夫之却只是十分简略地提到。

两相比较，显出了当时冯友兰思想的局限性与党派性。

冯友兰自己认为，就《中国哲学史》的内容来讲有两点可以引以自豪的。

一点是把先秦名家的辩者区分成两派，另一点是分辨出宋代程颢程颐兄弟思想的差异和各自特点。

此二点均发前人所未发，已为中国哲学史界普遍接受。

此外，《中国哲学史》还有许多令人称道之处。

如，它第一次把佛教哲学列入中国哲学史。

再如，在魏晋时期重点介绍了王弼和郭象在哲学上的独特贡献。

这种见识在今天看来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在当时，却算是一个创举。

总之，阅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可获得对中国两千余年的诸多哲学思想较为广泛与细致的了解，亦能对这位中国现代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的早期思想，有一大致认识。

人世和出世是对立的，正如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是对立的一样。

中国哲学的使命正是要在这种两极对立中寻求它们的综合。

这是否要取消这种对立？但它们依然在那里，只是两极被综合起来了。

怎么做到这一点呢？这正是中国哲学力图解决的问题。

按中国哲学的看法，能够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行动中实现这种综合的，就是圣人。

他既入世，又出世；中国圣人的这个成就相当于佛教中的佛和西方宗教里的圣徒。

但是，中国的圣人不是不食人间烟火、漫游山林、独善其身；他的品格可以用“内圣外王”四个字来刻画：内圣，是说他的内心致力于心灵的修养；外王，是说他在社会活动中好似君王。

这不是说他必须是一国的政府首脑，从实际看，圣人往往不可能成为政治首脑。

“内圣外王”是说，政治领袖应当具有高尚的心灵。

至于有这样的心灵的人是否就成为政治领袖，那无关紧要。

按照中国传统，圣人应具有内圣外王的品格，中国哲学的使命就是使人得以发展这样的品格。

因此，中国哲学讨论的问题就是内圣外王之道：这里的“道”是指道路，或基本原理。

听起来，这有点像柏拉图所主张的“哲学家一国王”理论。

柏拉图认为，在一个理想国里，哲学家应当成为国王，或国王应当成为哲学家。

一个人怎样能成为哲学家呢？柏拉图认为，这个人必须先经过长期的哲学训练，使他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事物中长成的头脑得以转到永恒理念的世界中去。

由此看来，柏拉图和中国哲学家持有同样的主张，认为哲学的使命是使人树立起内圣外王的品格。

但是按照柏拉图的说法，哲学家成为国王是违反了自己的意志，担任国王是强加给他的职务，对他是一种自我牺牲。

中国古代的道家也持这样的观点。

按照儒家思想，圣人并不以处理日常事务为苦，相反地，正是在这些世俗事务之中陶冶性情，使人培养自己以求得圣人的品格。

他把处世为人看作不仅是国民的职责，而且如孟子所说，把它看为是“天民”的职责。

人而为“天民”，必须是自觉的，否则，他的所作所为，就不可能具有超越道德的价值。

如果他因缘际会，成为国君，他会诚意正心去做，因为这不仅是事人，也是事天。

既然哲学所探讨的是内圣外王之道，它自然难以脱离政治。

在中国哲学里，无论哪派哲学，其哲学思想必然也就是它的政治思想。

这不是说，中国各派哲学里没有形而上学、伦理学或逻辑，而是说，它们都以不同形式与政治思想联系在一起，正如柏拉图的《理想国》既代表了柏拉图的全部哲学，又同时就是他的政治思想。

举例来说，名家所辩论的“白马非马”，似乎与政治毫不相干，但名家代表人物公孙龙“欲推是辩，以正名实，而化天下焉”(《公孙龙子?迹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