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法律与到道德的关系
这一问题首先要说明法律道德的基本情况。
法律是由国家行使立法权的机关依照立法程制定,并由国家强制保证执行的行为规范的总和,是保护、巩固和发展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工具。
道德是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行为
规范,它由人们内心信念、社会舆论、习俗和一般社会力量来保证其存在和起作用。
道德具有历史性、阶级性、继承性等特征。
我认为,在我国的国家治理中,道德与法律共同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某些方面,道德所起的作用甚至大于法律。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完整的道德体系。
传统道德追求精神境界,追求高尚的道德理想人格也包含了世界大同与仁者爱人的可贵的广爱思想。
当然,这个道德体系因为成长在封建社会当中,不可避免的存在不合理之处,比如,封建道德对个人权利以及人性的尊重不够,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礼仪而忽视了人的个性发展。
凡此种种都是不适应社会发展与公民主体权的。
但是,我认为,我国的传统道德体系主流是积极地,因此才有了强大的生命力并传承下来。
至今仍然发挥着稳定社会的作用。
另一方面,我国有14亿人口,并且处于社会结构与经济发展的转型阶段,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现阶段所产生的社会矛盾是极为繁杂的。
这么多的社会矛盾不可能都通过法律手段加以解决,事实上,我国每年受
理的是诉讼案件仅仅几百万件,也就是说,有95%以上的矛盾的解决没有采用法律手段,而是选用了其他途径。
这其中,道德占据了主体作用。
因此,我认为,虽然我们积极倡导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社会,但从历史和现实上看,道德仍然在国家治理中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我还认为,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同时也是维护道德的手段之一。
两者以不同的方法保证国家稳定。
首先,道德本身没有强制力,他对社会成员的束缚是软性的,是道义上的规劝与公共舆论的监督。
在处理社会矛盾中灵活性强,也更为柔性。
这就决定了它的广泛实用性和社会关系调整的灵活性,所造成的社会成本也小得多,不易于激化社会矛盾。
道德对法的实施有保障作用。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
执法者的职业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识、道德观念的加强,都对法的实施起着积极的作用。
此外,道德还对法有补充作用。
有些不宜由法律调整的,或本应由法律调整但因立法的滞后而尚“无法可依”的,道德调整就起了补充作用。
但是,道德没有强制力的特点也使其在处理极端情况时力不从心。
其次,法律本身具有对社会成员的普遍的约束力,并且这种约束力是有国家暴力机关强制保证的。
因此,它可以用于一切矛盾的解决。
但利弊是共存的,其强制力也决定了处理方式成本高,而且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比如邻里矛盾以法律手段解决会导致矛盾的激化,从
而影响社会团结)尤其在中国现有基本国情之下,矛盾激化的后果是严重的。
因此,法律自身也是有先天不足的。
下面,我想谈谈对最近关于“见死不救”入刑的看法。
彭宇案造成的社会影响不断扩散。
广东珠海五金城发生的“小悦悦”事件更是让人震惊,也引发了广泛的大讨论。
讨论的焦点有两个。
一个是对道德沦丧的反思。
另一个就是见死不救是否应该入刑。
我想先从道德上谈谈对第一点的看法。
我认为,当前社会正处在急速转型的阶段,各种矛盾和不良思想集中爆发,加上我国传统道德对人们的束缚力在减弱,以及过于重视经济建设忽视精神建设,共同造成了社会冷淡,彭宇案的发生更是加深了这一问题。
这种畸形社会情况的产生反过来又打击了道德的辐射力。
这种情况下的社会,绝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和谐社会。
道德的标准必须得到重新树立,首先的问题就是必须承认现有社会的道德滑坡问题是存在的。
要让民众敢于做好事,广东重奖见义勇为牺牲的退伍兵35万元,就是一次很好的引导。
同时,也希望像彭宇案中的主审法官的那样的判案思维的到彻底改变。
对于见死不救是否入刑的问题,我想谈谈个人的看法。
据我了解,世界上将见死不救入刑的国家很少,如德国日本。
但多数国家并不采用这种方式。
除了如何定义见死不救存在难度之外,道德的考量于是重要的制约因素。
我认为,道德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最低的道德要求,比如遵纪守法,不危害他人等。
另一类是较高层次的道德,比如见义勇为,积极帮助他人解决问题等等。
前者可以而且应该上升为法
律,以强制力约束社会成员,而后者则不宜成为法律。
否则就混淆了道德与法律的界限,相当于否定了法律和依法治国的基本国策。
综上所述,小悦悦事件已经表明了我国却是客观存在道德滑坡的问题,这一点必须得到承认,只有成人问题的存在,才能有更积极的解决办法。
这一社会问题已经到了需要得到高度重视的地步了。
虽然我认为见死不救不应该进入刑法,但道德的作用应该得到更大力度的宣传,否则,一旦社会变成道德沙漠,后果将不可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