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字】化学、活动、政治、语文、成就、模式、传统、问题、有效、密切、自主、主动、自觉、发展、提出、特点、位置、关键、意识、思想、地位、精神、需要、氛围、利益、权利、环境、倾向、需求、主导、作用、结构、主体、秩序、反映、关系、塑造、提倡、把握、逐步、形成、制约、满足、服务、规范、内心、主动性话本小说“奔女”现象的文化透视-大学语文论文话本小说“奔女”现象的文化透视王敏（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曲阜273165）[摘要] 话本小说在婚恋模式的架构上，表现出“女追男”的反传统特点，凸现了女性追求爱情时的主动性和主导性作用。
这既根源于女性独特的性别心态，也与当时男性的弱化不无关系；既体现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也是男性文人奔女情结的外化。
[ 关键词] 话本小说；“女追男”；自我意识；奔女情结[中图分类号]1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610(2016)06-0034-02[作者简介]王敏，女，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南开大学文学博士。
本文所说的话本小说，是小说史文体类型概念，包括宋元小说家话本和明清模拟小说家话本文体形式创作的拟话本。
在婚恋题材的选择上，话本小说出现了为数不少“女追男”作品，我们称之为“奔女”现象。
罗烨《醉翁谈录》“舌耕叙引”云：“春浓花艳佳人胆，月黑风寒壮士心。
”所谓“春浓花艳”是指男女之间的爱情婚姻，“佳人胆”则透示出女性大胆追求情爱自由的胆识和勇气。
这一言论，主要是针对宋代话本而言的，其实纵观话本小说发展史，这种论断同样适用于元明清话本。
这既透视出封建时代男性文人的奔女情结，也真实地再现了宋代以后的女性追求爱情婚姻的坚定和她们要求人格独立觉醒的自我意识。
一宋代初年承袭了唐代宽松的社会环境和开放的文化，这使当时的妇女生活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中，有一定的机会走出闺阁接触社会和异性。
中国民俗文化发达，各个季节都有相应的属于女性的节俗活动，这是她们走出家门、参与社会的大好机会，尤其是中国传统的盛大节日如春节、元宵节更是隆重。
据《东京梦华录》《卷六·正月》记载：“车马交驰。
向晚贵家妇女。
纵赏观赌。
入场观看。
入市店饮宴。
惯习成风。
不相笑讶。
至寒食冬至三日亦如此。
小民虽贫者。
亦须新沽衣服。
把酒相酬耳。
”[2]33这一习俗在唐宋最为盛行，一直延续到明清。
元宵夜女性外出，目的不仅限于玩耍，一些久居深闺的女子也可以趁机寻找心上人，话本小说中也有许多青年男女在元宵夜一见钟情、私订终身的描写，如《张舜美灯宵得丽女》入话诗云：“多少王孙并少女，绮罗丛里竞怀春”；《鼓掌绝尘》中的杜开先与相府的侍妾韩玉姿两情相悦，无由相聚，后来也是借元宵灯节得遂良缘的。
另外再如立春后的外出踏青、乞巧节、中秋节都是女性享受自由的日子，这些节日活动为她们的生活增添了情趣，也是她们见识外界和与人交往的良机。
不可否认，宋代以后的婚姻仍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主体，然而相对开放的社会风气，使男女交往有了一定的自由，这也使久居深闺的女性有机会追求自身的幸福。
《宋稗类钞》卷四《闲情》记载：“一女子喜爱其姑姑的儿子，派奶妈转告母亲，然其母以姑之子无官不许，于是二人相约私奔。
”明代女性在爱情的选择上，逐步摈弃“门当户对”、“媒妁之言”的传统原则，有的女性则不顾家长的反对，解除包办婚约，甚至与爱恋对象私订终身，呼文如是明代的一个营妓，知诗词、善弹琴。
她与丘生一见如故，私订终身，约定在丘生罢官之后嫁给他，这段爱情遭到呼文如父母的反对，她便毅然逃走，经过长途跋涉，找到丘生，并决定“明日，以书报其父，乃委成礼焉。
”二人终于冲破家庭阻力，结为伉俪。
小说中女性对爱情的自主追求，大都来源于生活，既表达了作者的思想和追求，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时的社会现实。
话本小说中体现奔女现象的作品有四十余篇，从女性的身份来看，有异类女子追求男性；有未婚女性主动追求男性；有已婚或寡居妇女追求男性；有尼姑或下层女性对美满姻缘的追寻。
这些或鬼或妖或仙或人的女性们，尽管身份、背景、性格各不相同，她们的相似之处在于勇于冲破传统思想的樊篱，对自己所爱之人都表现出一种大胆不懈的追求精神。
作品中虽有异类女性（主要出现在宋元话本中）对追求爱情的描写，但这些形象都逐渐向现实社会中的女性形象靠拢，她们“超人”的因素逐渐淡薄，“凡人”的情趣逐渐增加，她们对于爱情的追求，从本质上讲是在虚幻的故事框架中，填充了具有人性色彩的现实内容。
王玉英是二百多年前死的女鬼，因感激秀才韩庆云为其收掩遗骸，便现身自荐；《福禄寿三星度世》的女神更是洗尽铅华，她看上了深夜前来借宿的打鱼人刘本道，就收拾了衣服包裹与之私奔，并问道：“官人有妻也无？有妻为妾，无妻嫁你，包裹中尽有余资，勾你受用，官人是肯也不？”这种毫不掩饰的表白，反映了她在爱情上的大胆与热烈以及急切的待嫁心情。
《型世言》中的谢芳卿，有自择佳婿之意，她向往婚姻自由，对“才貌两绝”的陆仲含一见钟情，主动向其表达爱意，并效法司马相如弹《凤求凰》挑逗卓文君，想以“调丝弄竹”打动陆仲含，当陆对她反应默然时，索性主动与其私会，虽遭拒绝，但其行为是当时“尊情”思想的真实再现。
作品中一些已婚女性也表现出对幸福婚姻的渴望和追求，如马玉贞因不满于丈夫王文的“云稀雨薄”，和宋仁相遇后便发生私情并与之私奔，凸现了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把握；作品中亦不乏勇于追求爱情、善于利用机会改变自己命运的丫环能红和倪裳，能红是《拂云楼》中一位聪明能干、有胆有识的女性形象，当她觉得裴七郎可以相托终身时，便毅然地巧施计谋，成全了裴七郎和小姐的亲事，并为自己争取到二夫人的位置；倪裳有意于小姐的情郎祝凤举，于是便假扮小姐与其私会，胆识和勇气又胜能红一筹。
尼姑本应是六根清净、无欲无望之人，而静观、了凡、性空等，因不得已皈依佛门，但对爱的追寻并没有终止，她们试图寻求真正的归宿，过上正常的生活。
此类描写，显示出女性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挑战，展示了她们自我意识的初醒。
二中国爱情文学中奔女现象是普遍存在的，然而爱情与婚姻本来是男女两性共同的追求，诚如孟子所言：“丈夫生而愿之为有室，女子生而愿之为有家”，为什么女性与男性相比在爱情问题上积极而主动呢？这主要根源于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质。
1．女性独特的性别心态。
首先从社会性别来看，婚姻对男女两性来讲，从来就是不等同的，正如拜伦所说：“男人的爱情是男人生命的一部分；是女人生命的整个存在。
”中国封建社会的女子更是如此，在几千年的父权秩序中，传统文化对女性的价值仅限于贤妻良母的角色定位，儒家“女不干政”观念使女性被隔离在主流社会之外，在政治生活中没有立足之地，她们没有机会进入社会而只能进入家庭，使得“嫁人”成了女性的全部人生。
《说文-女部》云：“嫁，女适人也。
从女家声”，就是说，嫁人是女性的终身归宿，在爱情到来时，她们总是努力地去追求，美满婚姻的甜蜜使她们不再顾忌男女之间的种种戒律，故而卓文君对司马相如产生了爱慕之情后，虽有强烈的思想斗争，但为了自己终身有靠，最终情感战胜了礼法，与之私奔；周胜仙初遇范二郎时便想“如何着个道理给他说话？问他曾娶妻也不曾”，急于向对方表白自己的爱慕之情，生怕爱情因此而错过的心态跃然纸上；贺秀娥也是如此，她听见父亲对吴衙内的赞赏，“便怀着爱慕之念”，于是又“悄悄走到遮堂后，从门缝中张望”，看到吴衙内一表人才，“更是动了私心：这衙内果然风流俊雅，我若嫁得这等丈夫，便心满意足了”，转念一想，“今番错过此人，后来总配个豪家宦室，恐未必有此才貌兼全！”为了不失去美好婚姻和前程，她题诗约吴私会，她们的思想和行为体现了当时女性对自主婚姻的向往和追求，是为自己寻找归宿的心理的外化。
从生理性别上讲，爱的天性源于人的本能，儒家思想代表者孟子有“食、色性也”的论断，《礼记·礼运》中也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也就是说，对于性的享受权是没有男女之分的，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贞节观念的影响和男性的一妻多妾，使古代女性在一定程度上处于性压抑的状态中。
奔女现象很好地图解了女性对性的期盼与渴望。
如秀秀，她和崔宁在火灾中相遇并回到崔家后，即向崔宁提出性的要求，说：“比似只管等待，何不今夜我和你先做夫妻？”虽然她分不清性与爱的区别，但毕竟透视出对性的渴望与需求；再如贺秀娥、陶幼芳、罗惜惜、李若兰、蓉娘等，她们或为富商之女，或为官宦小姐，但在追求性爱满足时，总是那么大胆、热烈，一旦与对方一见钟情，就“父母也忘了，诗礼也忘了”，恣任情爱之所驱，不计后果地与对方品尝爱的禁果；《张于湖宿女贞观》中的陈妙常是已经出家的道姑，既然皈依了宗教，本应抛弃世俗情欲，但她见到潘必正后，触动凡心，“一念静中有动，遍身欲火难禁，强将津唾咽凡心，争奈凡心转盛”，竟然在宗教禁地与之私下结合，是女性性需求的鲜明体现；而对于已婚或寡居妇女来说，她们有过性的体验，对男性的追求，多基于生理上的需要。
《庄子休鼓盆成大道》入话中对于新寡少妇扇坟以求快嫁的描写，表现出她为了性欲的满足而忘记了与前夫的恩爱，昭示出本我元欲的巨大冲击力；《别本拍案惊奇》卷十六中的朱寡妇，因年纪轻轻而不能改嫁，就常常“怨花愁月”，“欲待嫁人，怕人笑话……待要守寡，天长地久，怎生熬得？日间思量起，也毕竟捣枕捶床，咬牙切齿，翻来覆去，叹气流泪”。
正是这种难以消解的生命苦痛，才使她与人私通，并导致悲剧的发生；再如《石点头》中的妙龄寡妇方氏、《警世通言》卷三十五中的邵氏、《云仙笑》中的丁氏，无一不是不堪忍受寡居的寂寞、要求享受世俗人生的快乐与人私通的，这正是大多数已婚或寡居妇女性心理的真实再现。
2．男性奔女情结的外化。
女性因爱慕男性而主动“奔”就，在中国古代久已有之。
《礼记·内则》说“聘则为妻，奔则为妾”，也承认“奔”所成就的婚姻有效。
有美女爱慕并主动投怀送抱，是古代文人心往神驰的快事之一。
汉唐之间，这类故事就很流行，通常是女仙或女鬼爱慕人间男性，主动传情送爱，这些女性通常让男性财色双收。
如宋玉《高唐赋》记载，“梦见一妇人日：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
”宋代以来，随着理学的兴起和发展，将奔列为“淫”之列，称其为“淫奔”。
但此时的作品，没有因为礼教的提倡而绝迹，反而更加活跃，这类故事在他们意识深处积淀成一种“奔女情结”，希望美丽多情的女性冲破礼教的严密封锁，主动投怀送抱。
如据《香艳丛书》十一集《辽阳海神传》记载：“美人引手掖程起，慰令无惧。
……美人徐解发绾，发黑光可鑑，殆长丈余。
肌肤滑莹，凝脂不若。
侧身就程，丰若有余，柔若无骨。
程于斯时，神魂漂越，莫知所为矣。
”奔女现象也与宋元以后男性的弱化有密切关联。
宋元以后的小说中，对于男性形象的描写有明显的弱化趋向。
这不仅表现在姿态容貌上对女性文化的认同，而且还表现在心理倾向的软化，女性化的特质衍生出他们被动、懦弱的个性特点，在爱情的追求上则往往缺乏主动大胆的刚毅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