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明史研究综述陈时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732) 2007年的明史研究,在通俗历史读物的催动下,一时竟成“显学”。
明史研究者在各个具体领域内默默耕耘,成果颇丰。
据不完全统计,明史研究专著约102部,论文约989篇。
以下仅就笔者阅读所及,分而述之。
不周之处,敬请同行谅解。
一、著 作政治史方面,胡吉勋《大礼议与明廷人事变局》(社科文献出版社)考察了嘉靖三年左顺门哭谏群臣的遭遇,进而检讨了大礼议之后的人事巨变对明代中后期政治伦理转向的影响。
军事史方面,张金奎《明代卫所军户研究》(线装书局)逐一考察了明代军户的来源、形成、饷粮、组织管理、职业选择、后勤保障等问题。
法制史方面,丁玉翠《明代监察官职务犯罪研究:以明实录为基本史料的考察》(中国法制出版社)对明代监察官职务犯罪的立法、刑责、裁量等问题作了阐述。
范金民《明清商事纠纷与商业诉讼》(南京大学出版社)对商会产生以前及之后的商事纠纷、商业诉讼以及商人对当官应值的额外负担的诉讼、商帮之间的商事纠纷及诉讼进行了细致的考察。
在社会史方面,周致元《明代荒政文献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在概述明代以前及明代的荒政文献之余,对明代的救荒思想、备荒及救荒制度进行了探讨。
另外,社会史方面的著作还有张小也《官、民与法:明清国家与基层社会》(中华书局)、李长森《明清时期澳门土生族群的形成发展与变迁》(中华书局)、王美英《明清长江中游地区的风俗与社会变迁》(武汉大学出版社)。
思想文化史方面著作较多,有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学说史(明清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商传《明代文化史》(东方出版中心)、傅小凡《李贽哲学思想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马晓英《出位之思:明儒颜钧的民间化思想与实践》(宁夏人民出版社)、邱春林《会通中西:晚明实学家王徵的设计与思想》(重庆大学出版社)、赵伟《晚明狂禅思潮与文学思想研究》(巴蜀书社)、高怀民《宋元明易学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龚笃清《明代科举图鉴》(岳麓书社)等。
民族关系方面,有伍莉《明清时期云南藏缅语诸族关系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
宗教史方面,有何孝荣《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梅莉《明清时期武当山朝山进香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外关系方面,有李庆新《明代海外贸易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刘景莲《明清澳门涉外司法审判制度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
历史地理方面,有郭红、靳润成《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
人物研究方面,有吴建华《明代经世儒臣丘》(广东人民出版社)。
资料整理方面,中国国家博物馆推出了《明清档案卷(明22008年第6中国史研究动态期代)》(上海古籍出版社)。
此外,为纪念谢国桢先生诞辰一百零五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室出版了《明史研究论丛》第七辑(紫禁城出版社)。
二、政 治政治史研究。
除制度及机构的考察之外,政治与社会转型、明末党社及明亡清兴等议题,也十分活跃。
在制度层面,赵克生《明代丁忧制度述论》(《中国史研究》第2期)探讨了明代闻丧守制、服阙补选、夺情起复等一系列丁忧制度。
柏桦、高进《明清“滥设官吏”罪》(《史学集刊》第2期)指出,明代始将不经朝廷人事部门或主管部门按缺铨选委署而在定编之外“滥设”官吏确定为“犯罪”。
田冰《明代的追谥与夺谥》(《史学月刊》第11期)认为,明代百官之谥皆出自皇帝之手,皇帝可操纵谥法,赋予其政治意义,故追谥与夺谥可谓政局变化的晴雨表。
终明一代,追谥之例要远远多于夺谥之例。
在官僚机构方面,张德信《明蓟辽总督年表校补》(《明史研究论丛》第七辑)对吴廷燮的《明督抚年表》作了四十余条的校补。
王伟凯《明代磨勘司职能考辨》(《社会科学辑刊》第2期)则对磨勘司的职能作了考辨,指出洪武初年存在的磨勘司主要是负责核实各司公文,类似于一些机构中的照磨所,而并非像《明史》所言乃大理寺的替代机构。
方志远《“传奉官”与明成化时代》(《历史研究》第1期)着力探讨了政治风气对社会的影响与推动,认为成化时代的传奉官的核心部分是由擅长特殊技能并且能为皇室提供服务的人构成,而传奉官在成化时代的泛滥掀起了一场专业人才通过各种方式谋求进入仕途的狂潮,从而搅动并冲开了人们的心理桎梏,促成明代由“严肃冷酷”到“自由奔放”的社会转型。
党社,尤其是复社的研究,在2007年的明史研究中较为突出。
商传《从朋党到党社:明代党争之浅见》(《学习与探索》第1期)认为弘治二年(1489年)两京御史案以治朋党为立案之本,实为明代党争之始;自张居正的夺情之争后,朋党政治乃渐成明廷政治之主流;东林党虽非近代意义之政党,却是一种士大夫政治集团,而复社与其一脉相承。
张宪博《吴应箕实政思想略论》(《安徽史学》第1期)认为,人们向以为徒具“场屋习气”的复社诸子,其实是有很切实的经世思想的,明季复社领袖吴应箕对政治体制的思考与批判对此后启蒙思潮的形成具有积极的推动意义。
王恩俊《复社成员的家世及其影响》(《史学集刊》第1期)认为复社成员中官僚子弟与平民子弟各占一半左右,姻亲关系是复社成员内部的重要纽带,而家世背景则影响着复社成员的社交能力、成名速度以及对活动经费的支撑。
王恩俊《试论复社内部的政治分歧》(《东北师大学报》第1期)指出,地域、家世渊源、松散的组织结构及社内分层是复社内部产生分歧的主要原因,而分歧的实质在于如何评价明代党争各方。
张涛《科举与实学:明末文社兴起的形上依据———兼论文社之兴导致明末第三次文学复古思潮》(《河北师大学报》第1期)认为,明末文社提倡以“六经”为基础的时文创作带来了明代第三次文学复古思潮。
在政治事件研究方面,胡吉勋《明嘉靖李福达狱及相关历史评价考论》(《明史研究论丛》第七辑)认为御史马录、刑部尚书颜颐寿对李福达案的审理结果符合事实,而张璁却制造了一起冤案,从而使一大批司法官员和科道官员无辜受到牵连。
此外,对于明末政治人物的同情与理解,也成了一些论文的主题。
王振华、郝福祥《从明末两枚纪念币透析明亡之因及光、熹、思三帝之情》(《文物春秋》第5期)以两枚稀见的铜钱为例,探讨了光宗、熹宗、思宗诸帝之间的父子、兄弟之情。
王炎平《明清易代与〈圆圆曲〉》(《北32007年明史研究综述京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吴梅村乃借《圆圆曲》以抒兴亡悲恨,表面上是讥刺吴三桂,实际上是对当日民族之悲惨作沉痛反思,以及对崇祯帝“自杀弃国”的深惜,并且责及李自成军之“荒宴”。
政治思想方面,叶建《顾炎武“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思想浅析》(《中州学刊》第1期)认为,顾炎武“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思想的主要内涵是给予地方官员财政和选拔人才的权力,是一种具有早期启蒙思想色彩的中央与地方分权的学说。
三、军 事军事史方面的成果较为丰富,最突出的是关于卫所的研究。
陈春声《明代前期潮州海防及其历史影响》(《中山大学学报》第2期)考察了明初潮州地区沿海卫所的设立情况、旗军数量、屯田状况,并指出以潮州卫为例来看,顾诚先生“沿海卫所同附近州县的界划比较清楚”的论断值得商榷。
孟凡松《明洪武年间湖南卫所设置的时空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期)将湖南卫所分为腹地型卫所与边地卫所两大类型,而边地卫所又可分为交通型、控御土司型和防徭型三种。
周松《明与北元对峙格局中的洪武朝之东胜卫变迁》(《史学月刊》第5期)分析了明朝与北元之间的较量与东胜卫的设置、内迁之关系,使得我们能更好地理解明初北部边防格局。
寨堡也是北部边防的组成部分。
杜春梅、王杰瑜《明代大同镇城堡考》(《文物世界》第4期)鉴于学界对大同镇城堡统计数据相差甚大的问题,认为在统计时要将官堡、乡堡分开统计。
关于明代北部边防,赵献海《“九边”说法源流考》(《雁北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认为晚明的“九边”之说影响不大,入清以后因时代变换及腹里军镇被忽视的原因,渐被遗忘。
就卫所制度研究而言,张金奎的研究条分缕析,颇见功力。
他的《试析明初卫所军户群体的形成》(《中国史研究》第2期)指出,明初大批主动赴卫所随军的军士亲属及因他故滞留卫所的依附人口,是卫所军户的主要来源,而由于政府政策存在着由默许不作为到强制遣返再到主动加以利用这么一个摇摆的过程,卫所军户群体迟至正统、景泰年间才得以形成。
《明代卫所月粮制度浅论》(《明史研究论丛》第七辑)对明代卫所军士月粮的发放额度、发放办法及其在明代中后期的变化作了考察,并指出与前朝相比,明代军士的月粮明显偏少,而主管之户部却一味在节约上下功夫,从而恶化了军士的生活环境。
此外,可参《明代卫所经历司制度浅析》(《故宫博物院院刊》第2期)。
关于军事制度,彭勇《守常与变革:中国古代“制度”运行的两难选择———以明代班军制度的历史命运为个案》(《西南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班军制度在明代中期已经出现改革趋势,但是由于因循守常的思想以及既得利益获得者的阻挠,这一制度仍垂而不死,艰难运行。
关于明代的新军种车营,孙建军《明代车营初探》(《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第1期)指出,明代步、骑、车、辎重等合成的新军种车营始建于嘉靖时期,至明末已完成建制并用于实战,一般由步兵子营、骑兵子营、战车子营及机动部队等合编而成。
陈刚俊、彭英《略论明代战车文献及其军事思想》(《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第2期)指出,明代战车的发展与火器在战争中的使用密切相关,而明代甚至将其上升到理论高度,出现俞大猷《大同镇兵车操法》、孙承宗《车营叩答合编》等专著。
军事思想方面,张亭立《明代兵儒合流与〈陈忠裕公兵垣奏议〉》(《青海师大学报》第1期)分析了陈子龙“强调对将领与士兵的道德培养”、“简练水师、收复襄樊、经理蜀楚的一整套立体防御”、“使用火器、用间的战术”等军事思想。
42008年第6中国史研究动态期四、经 济在明代经济史研究中,江南的经济发达、农村经济以及早期工业化,都是学者关注的问题。
林金树《解读明朝历史的一个奇特现象》(《解放日报》3月4日)指出,明中叶之后政治腐败与经济发展并存的奇特现象背后,有“没有长期大规模的战争与灾害的破坏”、“封建国家对江南这块财源重地实行特殊的保护、倾斜政策”以及“经济、政治改革产生的推动作用”等原因。
李伯重《重新认识历史: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及其变化》(《中国图书评论》第2期)认为,拥有发达的农村工业是江南农村经济的最大特点之一,而江南农村经济近代化的路径因此“脱离常轨”而远离欧洲经验,既不依赖于近代农业技术的引进和推广,也不依赖于小规模家庭农业向大规模集体农业的改造。
余同元《明清江南早期工业化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史学月刊》第11期)借鉴布罗代尔对西欧的研究,指出早期工业化的关键指标是“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10%的情况下,乡村工匠占乡村人口的4.76%,农村工业人数与城市工业人数占城乡总人口的8.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