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2017.10 HISTORY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明代的中国已处于传统社会的后期，新旧杂陈，同期的欧洲正快速从中世纪走向近代社会。
明代史的研究，涉及这一时期的各个领域，又直接受不同研究者的视角、理论和方法的影响。
粗略统计，本年度明史研究的专著约50余种，论文超过500篇。
总体而论，明史研究者能立足各自的研究领域，求创新寻融通，既关注社会热点又有所坚守，成果丰硕。
为评述的方便，笔者依据自己的理解和关注点，对论著略加分类。
限于学识和篇幅，难免遗珠弃璧，请同仁批评。
一、热点：“一带一路”与中外关系史。
1.“一带一路”成为研究新热点。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不过三年时间，研究热潮已席卷全国，各类研讨会密集举办，一些期刊还开设了相应的专栏。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设有“丝绸学研究·丝路文化”专题，其中万明《明代中国国际秩序的演绎》(第5期)认为，明初从农耕大国向海洋大国的走势和郑和七下西洋形成的国际秩序，全面贯通了古代陆海丝绸之路，建立了新的国际秩序。
《暨南学报》第4期设“国际政治与历史视野下的‘一带一路’”专题，其中万明《乡国之间：明代海外政策与海外移民的类型》认为，洪武朝开启了国家主导的国际移民类型。
刘迎胜《丝绸之路的缘起与中国视角》(《江海学刊》第2期)分析了15世纪欧洲崛起时内含的中国因素和明清中国在应对世界大变局中的教训。
晁中辰《明永乐帝为柯枝封山考——以〈明史·柯枝传〉为中心》(《社会科学辑刊》第3期)认为明朝永乐时期是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新阶段。
狭义的丝绸之路主要是商品互通。
陈支平《福建客家的从商性格与连城海丝之路》(《历史教学》第2期下半月刊)从闽西客家人的基本生态入手，认为从商习俗扩大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视野。
涂丹与刁培俊《东南亚香药与明代饮食风尚》(《古代文明》第4期)、汤开建《明清时期外来植物引入澳门考》(《中国农史》第5期)、陈春晓《宋元明时期波斯绿松石入华考》(《北京大学学报》第1期)等研究了丝路经济带上的香药、茶叶、植物、绿松石等物资往来。
赵世瑜、杜洪涛《重观东江：明清易代时期的北方军人与海上贸易》(《中国史研究》第3期)认为东江贸易实际是16—17世纪东亚贸易，乃至全球贸易史的重要组成。
张海英《14—18世纪中朝民间贸易与商人》(《社会科学》第3期)认为民间商人最大限度地利用中朝两国的政策许可，往来开展商贸活动。
2.“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外关系史。
广义的丝绸之路是“以中国为根本的古代东西交通的各条通道”(荣新江《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近年，由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南海争端，明史研究中的郑和下西洋、东亚局势、西学东渐、西方殖民者东来等成为热点。
刘晓东、年旭《禁倭与申交：明太祖对日交涉目的探析——以洪武初年的对外诏书为中心》(《外国问题研究》第1期)认为，明初对日交涉围绕“禁倭”与2016年明史研究的特点与趋势彭勇【作者简介】彭勇，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北京100081）。
【原文出处】《中国史研究动态》（京）,2017.4.13～20【动态与综述】··68明清史2017.10HISTORY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申交”，是洪武君臣践行以“王道政治”为基础的新型东亚区域秩序的一个侧面。
孙卫国《万历援朝战争初期明经略宋应昌之东征及其对东征历史的书写》(《史学月刊》第2期)、张金奎《万历援朝战争初期的内部纷争——以赞画袁黄为中心的考察》(《求是学刊》第5期)和郑洁西《万历朝鲜战争第一阶段中的陈璘》(《暨南史学》第12辑)都对援朝战争前期的具体影响因素予以分析。
吴宏岐与崔文超《明代广东倭患的时空分布特征研究》(《暨南史学》第12辑)、陈贤波《明代中后期广东海防体制运作中的政治较量——以曾一本之变为例》(《学术研究》第2期)从历史地理、政治史角度关注广东的防海防倭背景下的社会秩序。
牛传彪《明初起遣岛民与海上备御实态考察》(《社会科学》第9期)考察了明初海防备倭措施及巡洋会哨之制的变化和影响。
关于琉球问题，万明《明代历史叙事中的中琉关系与钓鱼岛》(《历史研究》第3期)认为现存官私文书记录钓鱼岛，最早始自明代，从明朝海洋政策的视角出发，构成了完整的钓鱼岛归属中国的证据链。
许苏民《明清之际关于“科学技术是否有益于身心”的争论》(《学术研究》第9期)认为西方科技在中国传播时遇到正统儒家的强烈拒斥，并非一帆风顺。
庞乃明《船坚炮利：一个明代已有的欧洲印象》(《史学月刊》第2期)认为明末中国人对欧洲的舰船规模、炮火威力的军事印象已经形成，这一印象并非始自清代；他的《因袭与重塑：明清之际黑人形象的历史建构》(《河北学刊》第6期)揭示了中西关系史中重塑黑人形象的社会文化观念。
肖清和《辩护与诠释：明末清初天主教护教思想研究》(《暨南学报》第5期)关注了来华传教士对中西文化和知识差异的应对问题。
以目前的国际形势看，上述热点研究仍将持续。
二、焦点：边疆民族史研究的治理史与地方史并重。
近年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边疆民族史成为学界的焦点。
1.“大一统”观念与中央对边疆地区的管理。
在“全球史观”影响下，传统中国的“大一统”观念被重新审视，《中国史研究动态》第5期推出“明代边疆政策及其历史走向”笔谈，彭勇、鲁大维、钟焓和赵现海对明朝民族观念和边疆政策各抒己见，认为明代在古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及边疆发展历程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影响到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
李大龙《多民族国家建构视野下的游牧与农耕族群互动——以明代游牧行国与王朝藩属的对峙为中心》(《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指出明朝实现了对农耕族群的“一统”，两大族群的互动呈现“一统”对“分散”的格局。
牛建强《土流博弈与内疆展拓：以隆万间古田之役和罗旁之征为中心》(《史学月刊》第3期)认为中央积极拓展的边疆政策使得化外之区完成了从形式上归附到纳入国家有效控制体系的实质转变。
罗勇《明代西南边疆经略中的粮饷供应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3期)研究了中央经略西南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多种粮饷供应方式。
蔡亚龙《明代设置的军民指挥使司考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辑)辨析了设置于西部边疆和民族地区的军民卫这类特殊的行政建置。
土司制度是明中央治理西北、西南边疆的重要制度，近年围绕土司“申遗”产生了一批高水平成果。
成臻铭《土司制度与西南边疆治理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区域总体史视野下考察了西南边疆治理的特点及其成因。
武沐、贾陈亮《明代甘青地区土流参治下的土流矛盾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土流的矛盾涉及甘青“土民”对中央王朝国家权威的认同和明朝对甘青地区的治理理念。
龙圣《明初“月鲁帖木儿之乱”原因探析》(《史学集刊》第5期)、李良品《论明代都掌蛮消亡原因》(《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第5期)研究了四川边地的变乱与中央的应对。
2.朝贡关系与边疆社会。
朝贡是中央与边疆民族维系政治关系的经济手段。
程尼娜《明代兀良哈蒙古三卫朝贡制度》(《史学集刊》第2期)认为蒙古部与明中央之间朝贡与掠边同时存在。
宋永志《明代广东瑶首朝贡探析》(《黑龙江民族丛刊》第3期)分析了广东瑶人与中央朝贡中的复杂关系。
边疆史研究正从治理史转向边疆民族地区的区域经济史和社会史，彭勇《卫所制度与边疆社会：明代四川行都司的官员群体及其社会生活》(《文史哲》第6期)研究了今··69明清史2017.10 HISTORY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大凉山地区的四川行都司的制度设计、军事活动、民族关系、家庭生活、宗教信仰和精神世界等，勾勒出边疆群体生活实态。
吴才茂《论明代贵州隆里千户所官军后裔的身份坚持与生存策略》(《中州学刊》第11期)说明贵州隆里卫所屯堡人通过祖先记忆与歌谣传唱，来表达其作为明代卫所官军后裔的事实。
胡小鹏与郑煦卓《明代哈密卫之“哈剌灰”名实考》(《西北师大学报》第6期)、杨士宏与山聪《明代藏传佛教在“洮河岷”地区的发展——以卓尼石门寺为例》(《中国藏学》第3期)对边疆的社会发展、宗教信仰和族群特征作了个案剖析。
三、重点：政治史的深入与经济史的回归。
政治史和制度史是历年明史研究的重点，研究不再局限于事件、人物或时局的孤立分析，而是立足制度属性，考察运行机制，分析制度之下的社会、经济和精神生活。
故宫出版社“明代宫廷史研究丛书”新出赵中男主编《明代宫廷政治史》、谢贵安与谢盛《明代宫廷教育史》、彭勇与潘岳《明代宫廷女性史》等6种，开创了宫廷史研究的新局面。
1.政治制度运行与官场生态的剖析。
皇权与宗藩方面，秦博《洪武朝勋臣的爵、官与职权》(《中国史研究》第1期)认为洪武朝矛盾的勋臣制度影响了整个明代勋臣群体的价值取向。
张明富《永乐建元与太祖所封诸王心态》(《社会科学辑刊》第5期)认为成祖为构建自己继位的合法性，采取刚柔相济的宗室政策。
赵中男《永乐末年的反迁都风波及其意义》(《故宫博物院院刊》第6期)认为反迁都客观上为明前期由开拓向稳定的转折做了准备。
文官制度及官场生态。
田澍《皇权视阈下的张璁与张居正》(《西南大学学报》第4期)和《张璁的改革精神》(《光明日报》5月4日第14版)肯定了嘉靖朝的政治革新。
彭勇《坚守与务实：评严嵩任礼部尚书期间对明朝周边事务的应对》(《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6期)认为对严嵩的评价应肯定他早年的贡献。
府州县政研究，有王家范《从知县形象看明清基层政治生态》(《历史教学问题》第2期)揭示了高度中央集权下县级行政运行的复杂性。
范金民《嘉善县事：明末知县李陈玉的县政实践》(《江海学刊》第1期)探讨处理县政的成功之道，反映出明末江南亲民官的为政境况。
阳正伟《“小人”的轨迹：“阉党”与晚明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丰富和深化了对阉党及晚明党争的认识。
2.科举制度及其运行探微。
汪维真、牛震宇《明代会试分区配额制考察》(《史学月刊》第10期)统计发现，南北中三卷区录取人数同时合乎规定比例的科次较少，明廷将会试的全国性竞争转化为有限区域内的竞争，体现了就地取材、追求区域平衡的意图。
李小波《明代两京乡试中的皿字号问题》(《文史》第1辑)研究了两京乡试中监生应试者增多的对策。
探讨科举制基本史事的，还有胡凡《南明隆武朝开科取士钩沉》(《辽宁大学学报》第2期)、陈时龙《崇祯元年会试考释：读明人蒋德璟〈礼闱小记〉》(《中华文史论丛》第4期)。
3.军事制度及军民关系。
明代的卫所制兼具军事编制和行政管理角色，卫所是与州县并行的国家管理体制，为明清史研究提供了广阔空间。
专著有李新峰《明前期军事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高寿仙《明代潼关卫与北直隶关系考论》(《故宫博物院院刊》第6期)厘清了复杂的明代卫所管理体系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