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雪峰北京奥运会对于中国新闻媒体是一个挑战，更是一个机遇。

作为东道主，中国媒体在北京奥运会报道中既有信息量大、覆盖面广、消息传播速度快等特点为人称道，但报道中展现出的市场化竞争中的迷惘与浮躁也令人深思。

应该说，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中国体育报道专业化尝试的一个天赐的大舞台，然而中国媒体的报道给人的感觉是专业化“理已到，势未成”。

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2008年奥运后的中国体育，在指导思想上将实现由金牌至上向以人为本、健康第一的转变；在战略发展重点上将实现奥运争光向全民健身的转移。

毫无疑问，中国体育报道中目前存在的“三大悖论”也将制约着后奥运时代中国体育报道的发展。

一、专业理念的认同性与报道取向的失位性进入21世纪，中国媒体体育新闻报道走专业化方向已成为目前中国媒体的一个共识，许多中国媒体谈体育报道必谈专业理念。

然而，这种专业理念的广泛认同性与报道取向的失位性的矛盾却是一个中国体育报道无法回避的误区，可以说，中国体育报道的专业化之路正处于“理已到，势未成”的瓶劲中。

体育新闻报道专业性不仅是新闻报道真实、准确、客观、公正原则的一般体现，同时也是体育专业意识和特征的具体反映。

体育新闻报道专业性很强，每个运动项目均有自己的比赛规则、独特的技战术以及一些专业术语等。

特别是做赛事及赛事预测及分析性报道及体育评论，最能体现出一个体育记者的专业素养和体育方面综合知识的储备。

体育记者要具有专业领域的知识、对赛事新闻的敏锐感受力和责任心，还要有反思精神、开阔的视野和良好的新闻采访与写作素养。

应指出，体育记者与其他专业记者相比，往往对自己的报道对象倾注更多的情感，这也是由体育竞技本身具有的“高情感心理体验”的特征决定的。

这尤其需要体育报道把握好这个度。

因为报道中很可能因记者的个人情感，导致理性思维的缺位，而仅仅是从个人的好恶来报道，失之冷静、客观和公正，进而错误地引导公众的舆论，损害媒体的形象。

很多媒体旗帜鲜明地强调体育报道的专业理念，也认识到它的重要性，而实际上绝大多数中国媒体的体育报道沿用的仍然是非专业方式。

非专业方式是理性缺失，具体来说是报道取向的失位。

我国媒体在北京奥运报道中理性缺位导致报道取向失位的问题表现很明显。

的确，刘翔这个符号蕴含了更多的政治色彩与商业利益：在政治上，他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紧密相连，成为中国田径和中国体育的象征；在商业上，他被大企业塑造成了英俊开朗、活力向上的明星形象。

而与此同时，体育报道也被双重挟持，不仅无法规避、扭转、引导非理性和非健康乃至错误的外部舆论，反而推波助澜，把所有非正常的压力都汇聚、转嫁到运动员身上。

中国飞人刘翔因伤退出了比赛令世界都为之惋惜，国内有些媒体对此却“不依不饶”，问中国飞人的对手杜库里：“刘翔和特拉梅尔的退出，使得你有了新的机会？”对此，杜库里气愤地说：“不！我不认为我的机会是他们退出造成的，不！我希望他能留下来，哪怕我不会取得好成绩。

”法国名将杜库里上届奥运会折戟沉沙，他最能体会刘翔此时此刻的心情。

当然还有此次因伤退出的美国名将特拉梅尔。

杜库里的回答真正让人感到，他是把刘翔首先当一个人来看待，然后才是世界飞人、他的劲敌。

因此，刘翔没有什么可道歉的，他只是做出了自己的一种选择——他无法回避、必须面对的选择——他不能比赛了。

在北京奥运会上，法国人期待这个雅典奥运会的金牌得主马诺度夺得三块金牌，但是她什么都没拿到。

去年她曾经为了爱情不惜远走意大利。

这样的做法中国人无法理解的，显然不是我们所引以为荣的，但是法国媒体和记者们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是，作为运动员，首先是一个人、一个开心的人。

中国记者问代表德国队比赛的老将丘索维京娜（原为乌兹别克斯坦人）是为德国比赛、还是为自己的祖国和儿子比赛，这位老将说：“不知道。

但我知道我的儿子一定守在电视机旁，首先我在比赛中得到了快乐。

”显而易见，我们对体育观念的理解存在差异。

然而，你却不能不说丘索维京娜体现的东西正是后奥运时代困扰中国体育报道的“三大悖论”奥林匹克运动最本质的东西——她是一个热爱体育、热爱人生的、快乐的人。

但在中国，因为刘翔被众多媒体赋予肩负13亿人的期望的重任，因此他承受着比伤痛更重的心灵之痛。

而美国田径协会执行长马斯巴克发表相关评论认为：“没有一个运动员需要肩负别人预期的目标。

”其实，我们没有必要把刘翔当作中国田径和中国体育的象征，我们也没有必要造什么神。

今日之中国，绝不需要仅仅一个形象让世界睁大眼睛。

有关刘翔的报道形成一个强势，但是一个空洞的能指——承载的是对“黄种人也能够在直道项目上站在世界前列”的证明，或是一块金牌所唤起的宏大的民族自豪感和荣誉感。

一些媒体还对此做出一些低俗化的猜测，有的体育名记甚至写文章指出“刘翔应走完比赛”。

这种强大的所指对象便是社会舆论的洪流，裹挟着众声喧哗，最终淹没了专业性。

这种唯感性化的报道，无形中成了一种为政治热情所强加而异化了的体育报道，导致错误舆论的生长与膨胀，其结果无论是对刘翔本人，还是对中国田径乃至对中国体育都构成负面影响。

二、体育文化的多元性与传播内容的单一性体育新闻报道的国际性体现在竞技运动的跨文化性上。

体育新闻报道的国际化，也带动了受众欣赏视角的国际化。

体育新闻报道不能简单在理解对比赛胜负和金牌多少的信息传播，更应有其多元的文化内容。

这是21世纪体育发展的一个趋势，更应成为体育报道的一个方向。

美国体育体育研究院学者指出：“任何群体或民族的游戏与运动生活的形式和类型，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他们的文化。

”大多数社会学家认为：某一社会组织的体育运动能反映出这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观。

作为奥运东道主，中国媒体的体育新闻报道应注意体育的跨文化特征，不仅关注东道主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表现，还应关注世界各国运动员的表现；不仅关注中国夺金的热门项目，也要关注其他国家有望夺牌的项目；不仅关注中国体育运动在奥运会发展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也要关注其他民族和国家为奥运会发展所做的贡献；不仅关注竞技体育的发展，也要关注群众体育及大众健身事业的发展；不仅关注中国的人文风情，也推介其他国家的人文风情。

体育从本质上看是一种“对身体的教育”，体育不仅是身体的行为，同时是一种精神行为。

中国体育报道要还原体育的本质，让体育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断丰富和拓展，让世界真正领略和感受一个东方体育大国的体育人文精神。

体育精神本身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

菲尔普斯、博尔特和伊辛巴耶娃向我们展示的是“更高、更快、更强”的自我挑战精神，而奥林匹克还有其他的魅力———强健人类体魄，汇聚世界友谊，彰显普世价值。

体育应当是人性的复归，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工具，更不是你死我活、杀身成仁。

体育人文精神和新闻传播以人为本的理念要求体育报道应彰显出人文关怀。

作为传播体育精神的重要渠道和方式，体育新闻报道应反映对在体育运动中处于主体地位人的关注上，即关注人与极限的挑战、挑战中人的心路历程和挑战结束时喜怒哀乐的情感体验。

目前，相当多的体育新闻报道热衷于追踪焦点人物和明星选手，这种关注具有“传媒逼视”的意味。

一些报道是一种有意炒作，它重视“人”，但却漠视人的感受，伤害了人的情感，缺少一种对人的体验、情感、心灵和精神等方面有真正意义的关注和深层次的思考，反映的是狭隘的民族主义金牌观，这显然有悖于体育报道的专业理念和体育运动的体质。

传媒通过体育报道塑造国家形象无可厚非，更是中国传媒应该承担的重要责任。

我们要警惕的是，将这种情绪极端化，放大到不合理的程度，完全置体育的专业精神于不顾，就会造成一系列的恶果，不仅妨碍体育事业的发展，更是对体育精神的歪曲，甚至有损中国的国家形象。

诚然，并不是说体育完全不能承担额外的使命、宣传的功能，体育报道可以承担政治任务、宣传任务，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的乒乓外交就是“小球推动大球”的经典实例，促成了中美交往的破冰之旅，相关的新闻报道也取得很好的效果。

不过这只是非常时期的一个特例。

在通常情形下体育报道不能脱离专业性，况且只有建立在专业性基础上的宣传才能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事实上，在北京奥运举行期间，中国媒体报道的前三分之二阶段，焦点主要集中在我国运动员摘金夺银上，报道视角和形式很单一，北京奥运是在我国举办的世界性盛会，我国媒体报道的视角和立场，将直接反映出中国的胸怀和姿态，任何带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报道将损害中国媒体、甚至国家的形象，而公正、客观和全面的报道不仅能赢得广大受众的信赖，还利于扩大我国在世界体育界的影响力，发挥出一个体育大国在世界体育发展中应起到的作用。

令人感到欣慰和感慨的是，中国受众已经能更理性地看待胜负，对体育本质有了相当的认识。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媒体的报道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已滞后于受众的认识和需求了。

让人感慨的是张娟娟打破韩国人奥运会24年的射箭不败神话后，特别感谢了现场五千名冒雨观看决赛的观众，她说：“太感谢观众了，没有他们的助威，我的信心可能没有那么足，非常感谢他们，他们很辛苦。

”杜丽的赛后也感言，自己能顶住压力，再度成功问鼎离不开国人真诚的关怀和支持，令她感慨的是，在她第一次出场失利后媒体记者很少采访，可谓“门可罗雀”，而在她5天后夺冠后媒休记者又一哄而上。

相反，大多数网友们却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冷静和关爱，如有的网友发表了这样的贴子——“杜丽这次你没哭，而我却成了泪人”。

中国观众人射击名将朱启南和老将谭宗亮也给予极大的支持和鼓励，中国体育爱好者对体育的认知也提升了一个层次，这是国民整体素质提高的一个反应。

三、报道形式的解构性与娱乐诉求的媚俗性中国体育进入职业化方向使体育本体性功能得以强化，而体育承载的的意念性功能在不断弱化。

新世纪的中国体育正在发生着两个重要转变，从政治需求转向全体中国人的根本需要；从社会群体的强制性需求转向个人幸福生活的主动需要。

体育在过去承载了太多的政治理想，是应该回到它本应该有的游戏和娱乐功能了。

在体育娱乐化的观念日渐深入人心之时，体育报道的外延逐步扩展，许多过去没有的新形式、新内容都加入了体育新闻的范畴。

但是，在实际运作过程中这种体育的娱乐诉求发生了异化，出现了相当多格调不高、内容粗俗的东西。

体育报道文本形式的“后现代”最突出的特点是摒弃了先前垄断体育新闻界的定性分析方式，进入了本体性阐释的阶段，这可以从美国解构理论家米勒“解构式阅读策略”上得到印证，即文本的意义既有生产性，会不断产生出新的意义来；在任一文本中，总会寓有彼此矛盾的意义，容许你做出多义性的诠释。

体育报道后现代的前提无疑是电视大规模进入乃至在体育报道中占据一定的主导地位，大众传媒如今重新界定着传播，并打破了表层与深层二元对立的深度模式。

伴随着电视画面及专家、嘉宾的解说，观众便认为其看到的就是“在场的真”，他们为自己设计的任务便是解读其所见的能指意义，而非深层的表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