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的围湖造田
我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次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大规模移民的浪潮，那是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唐代中期的安史之乱至唐末、宋金之际的靖康之乱。

这些移民迁徙的方面主要是长江流域。

据粗略估计，第一次移民从北方迁往南方的大约为90万，第二次大约有650万，第三次约有1000万。

这三次大规模北方人口南移的结果，造成南方土地的大量开辟。

第一次北人南迁时，长江以南尚有许多荒地，北来居民在地广人稀处建立起府州郡县，王公贵族尚可以广据田宅，占而不垦，发展起庄园经济。

第二、三次北人南迁至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数量数倍于前，又主要集中在西部的成都平原和三峡以东东部地区，人口密度大增，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苏轼说：“吴、蜀有可耕之地人，而无其地。

”当时东南地区平原地带已“野无闲田，桑无隙地。

”于是将目光投向不宜开垦的山地与湖滩，开始了大规模以围垦江、湖为主的造田运动。

宋代长江中下游两岸圩田不知其数，如皖南、江西鄱阳湖区的圩田即始于此时，东南的太湖流域和宁绍平原更是大兴围湖垦田之风，绍兴的鉴湖、上虞的夏盖湖、镇江的练湖、余姚的汝仇湖、宁波的广德湖都在这时被垦成平地。

太湖流域在宋前无大灾，围湖造田后，“涝则水增溢不已，旱则无灌溉之利。

”当时人就指出东南水旱之灾，“弊在于围田”，南宋政府也三令五申禁止围田，但由于人口压力和豪门霸占，且湖田高产，故政令如一纸空文，两浙地区围田反而愈演愈烈，直至宋亡。

至于无湖滩可围的丘陵地区，则以垦辟山地为主。

江西、福建因平原狭小，寸土皆耕，“步丘皆力穑，掌地也成田”。

出现“一寸之土，垦辟无遗”的现象。

进一步解决人稠地狭矛盾的唯一出路，就是将丘陵山地都辟为梯田，于是“山化千般障，田敷百级阶”，“岭阪上皆禾田，层层而上至顶”成为赣、闽山地的普遍景观。

湖田的围垦、山地梯田的普遍开发，对农业发展起了重大的推进作用，使东南地区成为全国粮食生产基地。

宋代江西、福建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当与农耕业发展有关，而太湖流域更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誉，其代价则是山区的土壤侵蚀，下游的河湖蓄水面积缩小，水旱灾害加剧。

明清时期长江流域环境进一步恶化，其原因是16世纪中叶美洲耐寒、耐旱、耐瘠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的传入，使灾害之年的人口死亡率降低，人口增长由此加速。

17世纪初中国人口约有1.5亿，至18世纪中叶达到了3亿。

人口的
大幅度增加，而耕地却没有增加，再加上土地兼并、赋役繁重等原因，在全国范围内有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离乡背井，形成一股流民浪潮。

流民主要趋向是进入南方山区，成为棚民，从事伐木、造纸、烧炭等生业。

北部的秦岭、大巴，南方的浙西、闽西、赣南、湘西等山区大批原始森林被毁，引起长江各支流上游的水土流失严重，加速下游河道和湖泊的淤浅，新生的滩洲，相继被垦成田。

以两湖地区为例，明清以前两湖地区人口稀少，荒地甚多，农业不甚发达。

入明以来大量江西移民进入湖广，有所谓“江西填湖广”之说，移民主要集中在江汉洞庭平原。

在重大人口压力下，耕地不足，唯一出路就是大规模围江围湖，开辟垸田，与水争地。

清乾隆年间湖北江汉两岸，“百姓生齿日繁，圩垸日多，凡蓄水之地，尽成田庐。

”清代前期（顺治至嘉庆）洞庭湖区10县有大小垸田544个，共有湖田122万余亩。

对湖区的稻米生产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在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因种植棉花、耕地减少的情况下，两湖地区成为全国粮食输出大省，明中叶开始“湖广熟，天下足”之谚，替代了“苏湖熟，天下足”。

清代“湖广为天下第一出米之区”，每年平均出境大米在600万石以上，最高时可达1000万石。

然而，清代洞庭湖区水灾也与日俱增，1644至1820年，湖北共发生各种自然灾害129次，其中水灾83次，占64.3％。

湖南共发生各种自然灾害92次，其中水灾60次，占65.2％。

灾害造成的损失很大，即所谓“纵积十年丰收之利，不敌一年溃溢之害。

”清代乾隆年间湖北巡抚彭树葵就指出：“人与水争地为利，水必与人争地为殃”。

由于湖区灾害严重，垸田也开垦饱和，于是清代中期以后，人口向山区移动，“与水争地”变成了“与林争地”了。

近现代以来，虽然出现不少新兴工业，但农业仍是我国基本产业，农民仍是人口中的大多数。

上世纪50年代开始曾经有过“以粮为纲”、“大炼钢铁”的政策失误，再加上人口的压力，造成全国性围湖造田、毁林造田的局面。

——关于加强对人地关系历史研究的思考（邹逸麟）《上海地方志》。